原创《经济的政治逻辑：政权合法性、官僚政治和产业政策评《谁创造的经济奇迹？》》
该文是政治方面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谁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官僚政治和产业政策相关论文范本。
巫永平(2017)．谁创造的经济奇迹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303页．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发展经济是任何政权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手段,似乎谈及国家构建就必谈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特征.亚当·斯密( Adam Smith)(2005)认为它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表现为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经济差异,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不同概念：经济增长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用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②经济发展随时代变迁不断衍化.那么,经济发展究竟是单一的经济现象还是比经济现象更加复杂的人类一般行为？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基于市场竞争,市场能够自愈所谓“市场失灵”；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基于市场竞争,政府需通过宏观调控应对“市场失灵”.近来这两种观点还通过“产业政策”辩论成为国内学界热点(林毅夫,2017；张维迎,2017).
“产业政策”辩论并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对经济发展具有解释力.经济发展是复杂的,自由市场扎根于不同政治制度,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经济发展的实质不以市场为中心,市场外各主体也不遵循经济理性对市场产生影响.基于此,经济学界认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是因为国家拥有足够的智慧,产业政策能够使产业从业者获得竞争优势( Wade,1990),承认国家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World Bank,1993)；国家拥有强有力且上下一心的官僚机构推行经济政策( Evans,1998)；政治制度能够保障经济发展等经济理性假设下的观点都有待进一步检验.
清华大学巫永平教授《谁创造的经济奇迹？》基于中国台湾地区案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通常被看作单纯的经济现象,巫永平教授通过扎实的实证考察论证了官僚政治如何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并非得益于当局的直接干预和支持,而是政治运作过程的意外结果,这个过程以政治权力而非经济发展为目的.经济发展背后不是经济逻辑,而是复杂的政治逻辑.执政者本质是政治的,其依政治理性（延续执政）而非经济理性（经济发展）行使政治权力.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巫永平教授找回了“政府与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视野,论证了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一、从现象到理论：产业结构、发展型政席理论与制度主义
该书开宗明义,直击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大企业主要为岛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中小企业支撑出口的一片天空.为什么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呈现此独特现象？该书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存在两处悖论：
第一,国民党希望通过出口带动岛内经济发展,实现收支平衡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基于此,国民党通过保护性政策增加岛内市场供应,但国民党的政策事实上却鼓励大企业不出口.第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依赖中小企业的成功出口,但国民党最初没有为中小企业设计政策,政策只在中小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后才逐步推行,这些政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基于以上悖论,究竟存在哪些因素使中小企业在没有产业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出口,成为推动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该书认为,中小企业能够在出口市场上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台湾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即公有企业垄断上游产业,民营大企业把持中游产业,中小企业集中于下游产业,形成前两者联合垄断岛内市场,后者进军国际出口市场的产业结构（巫永平,2017）.
国民党在这个产业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该书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发展现象均存在政治根源.该书认为,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博弈的结果.在这个博弈中,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该书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国民党针对民营部门推行公共政策的结果,这基于对以上两处悖论的回应：第一,国民党为了维持执政合法性,必须获得在中国台湾地区本地人占多数的岛内精英的政治支持,绝大多数的本土化民营大企业成为国民党争取执政认同的关键.由于缺乏执政安全感,国民党又限制民营大企业,防止经济领域孕育政治竞争者.在这里,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权稳固.第二,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分散,政治能量有限,国民党对待它们与其政治地位相互匹配：既不保护,也不限制.“地区政权”会基于政权本身性质实施针对性的政治战略和公共政策,二者作用于社会形成本地化的产业结构.在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结构是国民党与民营部门有意无意互动形成的独特产物.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对经济发展缺乏政治解读,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研究的最主要不足（巫永平,2017：9）.
该书对话两大理论：发展型政府理论( Theory of Develomental State)、制度主义.
第一,该书对话发展型政府理论的中国台湾地区经验研究,聚焦产业政策、制度组合、掌控能力三方画.首先,发展型政府理论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是所谓“战略智慧”的体现,产业政策能够解释当地工业化成就.该书认为这种观点难以立足,因为中国台湾地区不仅存在失败的产业政策,还存在许多与产业政策无关的产业成功,中小企业发展是最有利的证据.其次,发展型政府理论认为理性化的经济官僚推动经济发展,这里暗含着一种正确的制度组合,即官僚机构在科层制的规制下能够团结一致发展经济.该书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官僚充满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官僚竞争、个体差异、派系斗争以及政见纷争.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官僚不是发展型政府理论理想化的去政治化的官僚,而是充满了政治分歧.理论关于经济官僚的论述是不正确的.最后,发展型政府理论认为经济官僚机构具有极强的掌控能力,它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该书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政治强人对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该书对话制度主义,聚焦于制度主义万能论、去人格化、去政治化三个方面.首先,制度主义可能存在“万能论”的倾向,似乎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可以用制度主义去解释,但这可能造成对世界认识的简单化解释.其次,制度主义“去人格化”,忽视入的存在,尤其是忽视政治强人以及政治领袖.制度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治运作,但政治强人能够独立于制度、甚至影响制度.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证明了前述观点.最后,制度主义“去政治化”,忽视了官僚政治运作.实际上,制度只是官僚政治运作的一个部分,官僚政治运作还要考虑利益、意识形态、派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该书认为,好的政策通常是成功协调的结果,而非内在一致的产物(巫永平,2017：14).政策是复杂制度组合的产物,制度主义难以解释政策过程.三、中国台湾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政权属性、政治战略与公共政策
该书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市场的政治起源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基础.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市场的政治起源,该书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确立了公有企业、民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及分工,国民党有助于这个结构的形成与维持,其政治战略与对私营部门的公共政策是主要决定因素(巫永平,2017).产业政策是中国台湾地区官僚政治的产物,该书提出了7个假设理解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官僚机构.该书认为国民党在台性质决定了其政治战略和公共政策,进而影响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
国民党具有三个特性：具有反商情结、是一个准列宁主义政党和有自己的经营事业（巫永平,2017：17）.党营企业确保了国民党经济上的独立.它的三个特性决定了政府与企业保持距离,这决定了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的政府与市扬关系大不相同.国民党政权是逃亡政权,它的执政面临着岛内、岛外的政治威胁,这也决定了国民党的政治战略.地缘政治压力决定了政权稳固成为国民党压倒一切的大事.逃亡政权政党的本质决定国民党既要支配各种社会力量,又要和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结构和政府一社会关系的统合主义安排( Winckler,1984；Chu,1994；Amsden,1985).国民党的三个特性有利于国民党在经济上不依赖于社会,从而保持政治、经济的独立性.事实上,基于国民党在金融体系、上游产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保持垄断,它具备支配社会的资本.
政治战略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国民党推行对民营大企业既保护又限制,对中小企业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政策.国民党在台采取对外“防止大陆进攻时刻反攻大陆”、对内支配社会的政治战略,这要求国民党必须恢复战后经济、增加生产.然而,殖民地后中国台湾地区是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培育私人部门发展经济并支持国民党政治战略成为当务之急.这促使掌握日本人经济资源和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挑选和扶植经济赢家和政治支持者.基于逃亡政权政党的属性,国民党更愿意相信大陆人,而支配岛内社会则需要本地人认同,因此国民党选人覆盖大陆人和中国台湾地区本地人．国民常通讨提供货款、外汇以及岛内市场扶植民营大企业,并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民营大企业取得长足发展（巫永平,2017：92 - 100）.由于部分民营大企业掌握在本地籍企业家手里,国民党开始担心民营大企业的发展会形成政治诉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民营大企业开始逐渐发展成产业集团.为防止经济领域或孕育政治竞争对手,国民党开始限制民营大企业,具体包括通过制度规定限制企业规模,鼓励出口政策不再特定惠及大企业,阻止民营大企业向上游产业发展(巫永平,2017：19).鉴于国民党人台初期资源、资金有限,以及中小企业对国民党争取岛内本土政治支持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国民党最初对中小企业采取既不鼓励也不排斥政策.由于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可预计性较低,国民党没有为中小企业提供鼓励性出口政策.以发展私营部门为目的,国民党设置较低的准入门槛,这使得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出口生产领域.这一政策对中小企业在出口市场的成长至关重要,激发了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政策后期看对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以上两种政策,中国台湾地区形成了民营大企业固守岛内市场,中小企业专注国际出口市场的产业分工.中小企业崛起并非国民党本意,但却推动了中圉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遭遇政治困境：政治领域失去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以及岛内高涨的政治参与；经济领域遭遇全球石油危机、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国际竞争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基于此,国民党意识到了中小企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政治上,国民党发现中小企业有利于国民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希望以本土化化解反对声音.经济上,中小企业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有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构建新的“合法性”：国民党通过推动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同时,中小企业在政治上还能够牵制日益壮大的民营大企业,防止经济领域孕育政治竞争对手.基于以上考虑,蒋经国反复强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其关于政府官员和公有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帮助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巫永平,2017：20）.政治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党从忽视中小企业转向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这促使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出台.
基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政治战略以及公共政策,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独特的二元产业结构：上游公有企业、中游民营大企业和下游中小企业严格分工.这是政治考虑而非经济目标的结果.产业结构不是为了提供一个中小企业得以繁荣的市场环境而有意设计出来的,而仅仅是国民党追求政治目标的意外结果.政府在产业结构中的角色非常关键,但却不是有意为之,这种产业结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作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冲击,国民党不得不调整政治目标(巫永平,2017：196 - 197).本土化的政治战略将国民党与中小企业相联系,这种转变通过产业升级带动,最先体现在半导体产业和电脑产业.在产业政策中,政治目标总是优先于经济目标.国民党在急需产业升级的领域推动中小企业发展,部分原因来自国民党前期通过资源分配（租金形式）与企业形成既得利益,调整产业结构必将遇到阻力.加之中小企业的本土化、草根化等满足岛内政治自由化和台湾化的诉求,避免政治联盟内部分歧,寻求政治联盟外的中小企业合作,是国民党的必然选择.国民党在传统产业维持产业分工,在新产业中实现整合性工业化,这通过允许民营大企业向新兴产业扩展,推动公有企业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传统产业的二元市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的意外结果,而统一的新市场则是政府有意追求的目标：国民党越来越致力于整合性的产业发展,这伴随着国民党政治目标的变化（巫永平,2017：22）.四、中国台湾地区经济起飞：政府“企业家”、政治强人与中小企业
为了整合产业发展,国民党扮演起“企业家”角色.国民党对新产业的降低风险和政策设计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关键.在此,上文着墨较少的公有企业进入视野.作为准列宁式的政党,国民党必须具备经济实力,公有企业是国民党的“金库”.收复初期,国民党收归了殖民时期日本所有在台资产,绝大多数分配给公有企业,加之国民党对大陆的防范以及民营大企业的不信任,促使公有企业对中国台湾地区上游产业形成垄断.这些都基于国民党的政治战略.在产业转型时期,国民党需要以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当民营企业因生产规模、投资风险等原因难以推动产业发展,公有企业便被赋予了“拓荒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公有企业通过牺牲效率等形式做大了产业升级的蛋糕,成功吸引了民营大企业、中小企业进入.必须说明,国民党没有将新兴产业交付公有企业,而选择向所有企业开放,是担心公有企业低效无法推动产业持续发展,这与国民党政治目标转变密切相关.
国民党扮演“企业家”角色,并不代表经济官僚机构对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台湾地区案例中,产业升级不是官僚机构推动,也不是制度化运作的产出,而是政治强人的作用.当时,经济官僚机构正经历着分权化与制度化的改革,这次改革以蒋经国削弱1日部并提拔新人为主,巩固政治权力成为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这次改革清洗了1日部．其中包括过去推动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治强人.在当时,经济官僚机构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员介入并填补了空白,他们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该书认为政治强人只有在政治领袖的支持下才能发挥正向作用,这似乎与该书前面所提的假设相违背.究其原因,该书发现在政治强人被撤换后,政治领袖反而吸纳、支持政治强人关于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反映出改革服务于政治领袖巩固政治权力.当政治强人无法威胁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便会吸纳、支持政治强人的意见,这背后是政治的逻辑.因此,该书的假说被证实,而制度主义、官僚机构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则被证伪.
发展型政府理论的主要不足,在于无法解释中小企业为何能在没有政策激励的条件下有能力出口.那么,中小企业是如何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生存？如上文所述,中国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国民党扶持.基于政治因素,国民党通过建立信用担保基金、中小企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处”、建立联合服务中心等保障中小企业发展(巫永平,2017：243 - 249).该书认为,国民党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不能被忽视,但中小企业发展的真正原因取决于中国台湾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巫永平,2017：275).回溯历史,国民党通过资源分配扶持公有企业和民营大企业,二者共同垄断受到严格保护的岛内市场.岛内市场的束缚使得这批企业不愿意进入高风险的出口市场,这为中小企业从事出口导向工业提供了机会并最终促成中小企业崛起.由于国民党没有关于中小企业的特殊政策,中小企业只能在市场环境下激烈竞争,能够生存下来的是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生命力与适应力的企业.这一系列的因素叠加形成了台湾独特的产业结构.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分工决定了上游产业的公有企业为中游的民营企业提供上游产品,民营大企业又为下游的中小企业提供半成品,三者的产业分工形成供需方关系,促进了不同领域的企业合作.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以上所说的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中小企业内部面对这种产业结构形成的生产制度,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中小企业本身的工业生产制度能够动员社会产品抵消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劣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这些社会产品包括民间借贷、亲族关系、协作网络、连接劳动力、产业集群(巫永平,2017：249 -267).它们支撑了中小企业克服自身劣势（主要是资金短缺和缺乏融资渠道）的生产制度,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发挥企业比较优势.国民党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只是中小企业成功的一个外因,作用类似于“锦上添花”.真正起到“雪中送炭”支持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是源于中小企业内部的因素.该书弥补了发展型政府理论的不足,揭示了中小企业如何在没有政策激励的条件下发展.
五、政治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
该书揭示了支持发展型政府理论对中国台湾地区经验解释的两个观点：国民党具有政治主导能力,国民党控制经济的强烈意识.同时,该书的解释推翻了发展型政府解释的两个基本假设：经济官僚机构具有自主性和掌控能力,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产业成功的原因（巫永平,2017：277）.实际上,经济官僚机构的自主性是有限的,政治主导能力和控制经济的意识不能等同于自主性和掌控能力.政府的政治支配不会转化为经济官僚机构的掌控能力.选择性产业政策观点是片面的,受管制市场的假设也是片面的.发展型政府理论犯了两个错误：忽视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导致政府行为、经济官僚机构、政策过程都被去政治化；忽视了领导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领导力的忽视,也挑战了上文所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该书提供了被发展型政府理论简化的经济发展解释,认为产业政策成功必须具备政治支持、强人的领导作用、无风险保证和政策设计四个条件,政治而非经济更能影响这些条件.强调分析经济政策时的政治核心地位,是该书的重大贡献.在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该书还印证了新古典理论关于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但甫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行为和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互动的产物.以此为基础,该书认为政府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致力于形成和维护这样的市场,而不是像发展型政府理论声称的扭曲市场（巫永平,2017：278）.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财富的学问,是对经济所关涉的思想维度、政治维度以及历史价值维度的偏重,是将单一经济学分析转入综合系统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维度（张雄,2016）.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研究,应该立足政治学、经济学系统分析的维度,扎实分析史料.经济发展遵循市场逻辑,但市场扎根于国家.国家运作遵循政治逻辑,其通过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动推动经济发展.值得说明的是,政治逻辑是复杂的政治理性,不由经济学范式而简化为经济理性.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存在一个前提,是国家必须稳定存在,存在依靠政治逻辑,而非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经济发展不只是市场自由贸易的产物,其深受市场外各主体尤其是国家政治目标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不是理想化的市场自由贸易,而是扎根于特定国家政治制度下的市场自由贸易,这决定了经济发展动因的复杂性.只有厘清经济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才能做好国家能否以及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研究.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但不是首要目标.只有理解国家发展的政治逻辑,理清经济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逻辑,才能研究国家能否以及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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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永平( 2017)．谁创造了经济奇迹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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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2017)．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学术界,2: 28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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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参考资料：
综上而言:此文是一篇关于政治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谁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官僚政治和产业政策相关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