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晏阳初在定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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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云
一、乡村的个人编年
1928年的春天,晏阳初走在定县乡村的田间小路上.
风吹着,非常清冽,但仍然冷得砭骨,他将围脖又绕了一圈.
土路潮湿而洁净,路边有矢车菊开着和紫色的花.牛蹄印深深浅浅的.田野里的麦子还没有灌浆,这要等到天真正热起来,阳光很充沛很炽烈地照耀时.地里有农人,正在弯腰拾掇庄稼.华北平原,在春天,有着无边无际的生机与活力.
晏阳初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他眯着眼睛,非常享受地呼吸着.旋即,他的心又开始发沉.
定县距离北京约196公里.如果从北京到定县,坐火车走北平到汉口的铁路,顺利的话也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当时定县的人口40多万,百分之八十居住在乡村.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流淌着两条河.这里以种植小麦和棉花为主,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又加上交通便利,产品可以销往外地,因此,这里的人还不是最贫穷的.但是,当时有旱涝蝗疫,兵连祸结,中国广大的农业地区都遭受重创.
正是在这时,晏阳初以及一大批留学美国获得学位回国的博士或硕士,如陈筑山、傅葆琛、李景汉、瞿菊农、熊佛西等人,抛弃优越的环境,到定县投身乡村实验,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改善乡村和农业的悲苦命运和处境.当时这一举动被称为“博士下乡”,曾引起中外的广泛关注.
晏阳初负责拟定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动的总体蓝图,并且还要兼管财政和对外联络工作,以保证这场自发活动的顺利展开.
这一年,他在定县进行实地考察,已打定主意将他的平民教育从城市转到农村.定县将成为他主要的长期实验基地.他已经走了许多村庄,每到一处,他看到的是凋敝的村落,薄薄的茅草搭建的房舍下,闪出的是一张张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如干涸泥土般皴皱无华的面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最苦.各种因素导致的苦难,都在向农村、向农民输送.若说天灾,据记载,1876年—1879年的四年间,因为严重旱灾,山西、河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有1300万人口死亡.明晃晃的太阳终日照着,天空没有云彩,不下雨,地里的庄稼一点点蔫成枯叶,龟裂的土地,喘息着的倒下的农人.当天灾到来时,官府昏庸腐败无能,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赈灾的有力措施.这些种田人,曾经披星戴月,耕耙犁耧,供养了许多人的吃食.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在自然灾害面前,只能束手待毙.令人震惊的庞大死亡数字,已不单是数字,而是多少条人命,就那样訇然倒下,倒在炕头、门口和庄稼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几近灭绝的惨景,不堪入目.
如果说到人祸,那更是像鬼影相随永远都摆不脱.不讲太远,只说眼下,连年的军阀混战,军饷补给、摊派在农民头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还有兵丁扩充,也由乡村子弟投入战场,死生未卜.农民真苦,在这广袤辽阔的乡土中国,农民在一天天的熬煎中丧失希望,慈悲与公正没有了任何意义,恐惧和绝望攫住了他们的全部.
35岁的晏阳初,1928年走在定县的乡村小路上.乡村的个人编年,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和意义.
飒飒的风吹在油绿的槐树上.他走着,健康挺拔的他,迈过土辙,迈过田塍,走在中国的乡野.他决定从此把自己的年华、精力、所学知识,都献给这苦难深重的土地.
风吹在脸颊上,他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已经走过的那段岁月.
他早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读书,曾经受教于塔夫托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奔赴法国,为那里的华工服务,并想通过教育的方式改变他们.后来他说,不是我教育了他们,而是他们教育了我.华工身上那种坚韧的意志力,那种质朴却高贵的境界,让他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并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1920年他从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1922年,他发起了全国识字运动,号召扫文盲,做新民.在长沙招聘的一百多位义务教员中,就有后来的.晏阳初可以说是走向民间,走进农村的启蒙老师.
此刻晏阳初走在潮湿而洁净的乡村小路上.抬眼望去,远处,隐约氤氲中的燕山山脉,逶迤连绵着,似有旷世传唱的燕赵悲歌之余韵.他想起回国的一段时间,他把精力用在对城市民众的教育普及上.后来他发现,中国最大的贫民群体在乡村,不帮助他们,中国的事情依旧办不好.
他一边想,一边走着,正好走到一块麦田.一垄垄的麦苗在黑色的泥土里正分蘖出一簇簇新的叶脉.他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捋尽苗叶儿上的土屑.他的思绪仍在活跃中.他想,帮助穷苦的人,不是那种俯视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扑下身子,双脚踏在泥泞中,去切实体验他们的愁苦与悲伤.任何握有权力的人,无论你握有的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其中也包括知识的权力,这些人有权力,更要有一份责任,这就是去帮助恰巧没有这些权力的人.他了解了中国的农村现状以后,不无痛心地看到,在农民这里,贫、弱、愚、私像四条绳索正捆住他们.这绝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而是诸多合力拧成了戕害他们的粗大的紧箍咒,他们在艰于呼吸中,一天天接近人类灾难的深渊,苦苦挣扎.
如果说他们贫,这是事实.可这些不停劳作的人,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一阵风就会掀掉他们所住房子屋顶的茅草.这究竟是谁之过？
如果说他们弱,长期的饥饿使他们面有菜色.即使北方民族有不错的基因,小伙子曾有几年精壮诱人的身子,可过重的体力劳动,太差的吃食,让他们耗去精元之气,早早伛偻；女人当年即使美貌红润,也耐不住耗损,眨眼间便失华干腰.
如果说他们愚,试问,谁给他们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农忙季节累得要死,只想躺下来睡觉.他们没有办法让大脑得以开蒙.他们也想让精神丰富、眼界开阔,可是哪有这种可能？
如果说他们私,当人连活下去都成问题时,一次次被剥夺掉生存的可能,他就只能自保.此刻,他不可能有较高的道德觉悟去舍己为人.私是在生活水平线之下挣扎的人的一点儿可怜的自救方式.
晏阳初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缓缓地站起来,在地头踱步.他已经跑了一天,现在已是傍晚,华北平原的风,甜丝丝的.空旷的天际正由湛蓝转为灰暗,而夕阳却在西天,呈现着它最为壮丽绚烂的辉煌.细碎的阳光,照在槐树和杨树的叶子上,从南方飞来的灵巧的鸟儿,在树冠里蹦跳着.远远的一些错落散布的村庄,在绿树掩映中,是那样安谧.平畴辽阔的平原,土路上,有赶车的把式打着响鞭,劲劲儿地跑着.关于土地,关于乡村,让人平添了一种自然的农业浪漫主义情怀.
乡野之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那么美妙啊.这里的人们,不该生活得那么苦啊.
晏阳初熬了几个通宵,初步拟定了几个方案.如果治贫,先要抓生计教育；如果治弱,就要抓卫生教育；如果治愚,就得抓识字教育；倘若治私,则必须进行公民教育.
此时,晏阳初通过美国财团和旅美华侨的募捐,已经筹集了一些钱款,这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财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果在定县可以很好地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他希望这些成果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乡村.
转眼间,麦收过去了,只留下一地的麦茬.
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自愿来到定县,以各种方式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散布在许多村庄.这些目光清澈、浑身上下充满热忱的年轻人,他们为一种冒险精神,为乡村的建设出一把力的充实感,为一种忘掉小我投向大我的魅力无比的事业,无怨无悔地来到这里.
与晏阳初同时期,卢作孚在四川,梁漱溟在山东,也在进行着乡村建设实验.这就是有名的“乡村三杰”.
这里想多讲几句卢、梁二人的情况.
卢作孚此时在四川北碚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那是一个极其贫穷、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偏僻山乡.他在那里清剿匪患,出任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北碚的十几年,建铁路、治河滩、浚河道、开矿业、建工厂农场、办银行、开邮电、发展贸易,北碚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僻壤,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梁漱溟在河南、山东也在进行着乡村实验,他同时关注时局,不忘写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字,为他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这三个好友互为鼓励,常常互通书信.
二、闪回的镜头
写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材料.
192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在政治博弈中占据上风的国民党政府,作为在朝执政党,于是年4月18日在南京建都,成立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首脑发迹于广州,他依靠黄埔军校的势力一路北伐,获取胜利.但他没有依照惯例在北平建都.这个江浙男人不是害怕口外卷袭而来的沙尘迷眼,也不是嫌京畿曲廊回转的殿堂太过憋闷.他心里有另一番打算.军事上,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及直鲁系军阀张宗昌等人在北方正对他虎视眈眈.更关键的是,他坐镇南京,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不远处的上海,外国资本如滚雪球般涌入,国民政府非常便利地就得到买办和民族资产作为财政基础.
在上海,那真是奇异的梦一般的绮靡与沉醉.
沿黄浦江一侧,异国情调的建筑矗立入云.那石块垒砌的大厦坚固而恒定,带着强悍的决心.外国资本雄心勃勃,相信自己像夯实的地基,业已扎下了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唯独在远东,在上海,昔日的一个小渔村,却成为世界上最耀眼的东方明珠.它神话般的经济繁荣,让投资无门的各国商人纷纷涌向这里.那大厦的砖石,每一道石缝里面,都嵌满了热望、传奇与想象.推开镂花铜铸的重扉,值日生操流利的英语,倏而那苍白的面颊一闪,门又关闭.街衢喧闹,但在内巷,十分静谧,洋房的窗口会有一缕钢琴声,和着树叶缓缓地飘着.
这里,将是冒险家与流氓、商人与革命者同时登场的舞台.
江浙男人正值盛年,他集才能、勇敢、阴谋、无信以及必不可少的枭雄气质于一身.此时他不选北京,也不选上海定都,而是选择金陵南京.秦淮河的渔火,乌衣巷的清浥,让他感到自在.南京城内的总统府的建筑风格,一扫往日中国帝王殿堂金碧之俗艳,这里的一切都是朴素的灰色.只有梅花与海棠,在冬天和春天的季节里开放,点缀着禅机般的民国情调.
南京郊外,中山陵正在修建.1925年孙中山逝世.要把自己作为孙中山学生和继承者的名分镌刻于史牍与大地.大地与蓝天变成苍茫背景,越过蓊蓊森森的古木,沿高迈幽广的台阶而上,在肃穆庄严中去祭拜这位伟人.但是,学生已经把老师“扶助农工”的遗训丢在九霄云外了.
这边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农村,则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国民政府以开明的政策吸引了外国在华的利益集团,并获得了本国商业资本的支持.但他却漠视了乡村普遍贫穷化的事实.这是统治者的大忌.他是忘了,还是顾不上了？各路军阀仍在厮拼中,他烦躁地抓起电话.窗外,梧桐叶在细雨霏霏的秋天飘落.
忘掉的广袤大地上的农民,有一天,必须地成为被发动起来的反对他的强大力量.从他上台那天起,其实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他统治中国22年后,必然失败的结局.
而在这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农村、农民划到自己的整体事业考虑之中.曾经揭露是代表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忽略了下层人民的利益,这话是说到根子上了.
2010年春节,正月初七这一天,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到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的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旧址参观.这是1926年夏秋时节,主办的第六届农动讲习班所的旧址,解放后作为重点文物保留了下来.
这一天,冬天的阳光清澈而明媚,一扫多天来湿冷阴雨的颓靡.穿过红色大门和高大灰色的石牌坊,便见半圆形的池塘,中间架一条拱桥,很短的桥面,却添了很多韵致.池塘的水面,有绿色的荷叶,水藻下边隐见各色的金鱼在游动.再向前走,有当年讲习所下设的庶务部与值班室.过中殿,两旁侧室,雕镂着回形和如意形的赭红色木质门扉.这是当年学员的寝室.正殿是崇圣殿,是他们集中学习听课的大教室.在院子东边,有一株120多年树龄的铁刀树,如铁铸般的灰黑色树身,冠顶则是鲜嫩盈盈的小小的绿叶,活力四射.
这是一个建筑风格考究、布局玲珑的地方.它曾是番禺学宫,又称孔庙,建于明洪武（1370年）年间.正是在这里,1924年到1926年的三年时间里,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六届800多名学员在这里受训.除了听课,还有武装演习.在这里讲授了他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我已经来过这里好多次了.这一次因为带着问题,沿着各展览厅一路看过去,获得不少收益.
我注意到主持第一届农动讲习所的是广东海陆丰人彭湃.之后,他还主持了第五届.彭湃应该是致力于农动的先驱了.这个地主家的少爷,一把火烧了地契,把自家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设想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乡村建设蓝图.他情意真切,想要为广大的贫苦农民谋个好前景.
细眉俊眼的彭家少爷,撩开大步,在粤东的乡间奔跑.他是那么的有气节,有理想.他那近乎乌托邦的蓝图,是最高理想.他在自己的堂屋大门口把地契烧了,他希望别的富有人家也能这样.如果不这样,就应该动用武力逼迫他交出来.也因此,这份乡村建设的构思,带着道德的镶边,一开始就与火红的革命与暴力相联系.
在湖南乡村考察农动,看到的正是那些黑手黑脚的农民,撕拽着,踩踏着地主家小姐的牙床,并狠狠地跺上几脚.这种狠劲儿,让人们觉得热血沸腾,觉得过瘾.
通过暴力剥夺有田地的人的私产,然后许诺给农民说可以平分土地给他们,这对从来没有过土地的农民是多么大的刺激与鼓舞.站在自家开阔的田地上,看起着波浪的金的麦子等待收割；再过些日子,秋风起来时,地里的棉花结出饱满如雪一般白絮的花朵,心里是多么的喜悦与满足啊.
几千年来,天下之大,却是莫非王土.土地拥有者,无不是享有封地的皇亲国戚.清末颓唐的皇族纨绔子弟,将土地倒手出卖,民间的能人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土地.大多数无地的农民,依旧是佃户,是被雇佣者,即长工与短工.一旦有人说,这些无田者可以夺走有田者的地产,而且这是光荣、革命、神圣的行为,谁不跃跃欲试呢？况且,大同世界,均贫富的道德主张,永远都可以俘获中国中下层的人心.
我在第二展厅,看到墙上挂的一批当年学员的照片.经过学习培训,他们作为发动农动的组织领导者,纷纷走向广大农村.在经过发动的农会会员冲进村里田地最多的那户人家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在绝对贫困的农村,所谓最富裕的人,也没有欧洲最贫穷的农民活得舒服.况且,那些挣来土地的人,基本上靠勤劳节俭而致富.至于雇工是否意味着剥削,在人看来,不用争论,众口一词地认为是剥削.从1928年算起,随后有50年,都没有更改这种认识.直到1978年,这种说法才被理性的认识纠正过来.中国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在这期间,在探究中国农民苦难的根源时,如果戴着的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就不会看到事实.他们把乡村中的地主阶级视为旧制度的罪魁祸首,视为剥削农民并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元凶.现在我们说,这一判断严重失实,并不准确.
农会对那个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说,你那么贫穷,是那些不太贫穷的人在压迫你,剥削你呢！乡村的夜晚,漆黑、漫长而难熬.一灯如豆,照在那个沉闷而绝望的男人脸上.农民被贫穷的绳索勒进肩胛并渗出了血渍.这一刻,你在他面前指责贫穷和不太穷的人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平等,他信；不太穷的人有任何一点财富都会对贫穷的人造成不平等的刺激.你的宣传舆论如果去加深这种刺激,并且往怨恨愤怒的情绪上引导,拳头和暴力都会砸向那个不太贫穷的阶级.
从这个讲习所走出来的农动骨干,日后都成了斗地主、分田地的革命家.
我在一张照片前停住了脚步.这个人叫吴芝圃,河南杞县人氏,1901年出生,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他是1926年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回到家乡一直领导和发动农动.解放以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任中原河南的高官.
我看着这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眼神茫然,面容发虚.我很难对这个河南同乡表示我的敬意.我只是感到脊背后的一阵寒意.
三、中国需要些不怕做小事业的人
转眼间又是一年.在这个秋天的黎明,晏阳初被一群咕咕咯咯的母鸡从梦中唤醒.乡下的空气非常好,他在这里睡不了几个小时,就已经感到神清气爽了.他起身洗漱,走出房门.院子里,房东家的一大群鸡子已经出窝,有的扑腾着翅膀,有的正伏下头,在草丛里啄食虫豸.鸡雏黄绒球一般,已经长成一捧大小,看上去娇嫩可爱.
晏阳初从美国引进一批来杭鸡,与这里的土鸡进行杂交试验,每只母鸡一年中在有效期的产蛋数,从68枚增加到168枚.这些改良的鸡种已在农户中推广开来.晨曦中,这些闪着黑金、赤红色翎毛的小生灵,在没有砖土垒砌、只用一些树枝编缠的低低的栅栏边蹦跳着.晏阳初替农民算过一笔账,一只母鸡如果多产蛋100枚,十只鸡就多产蛋1000枚,一百只则是1万枚.每个农户若是养上一大群鸡,不仅自家的伙食可以改善,家人的营养可以增加；逢市去卖,手头至少会多些购买日常用品和农产品的活泛钱儿.
乡下人一听就明白了,谁都不要低估下层人的智慧.他们的日子才是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地数着过的,什么是增什么是减,他们心里清楚得很.谁折腾他们,谁帮助他们,也明镜似的透亮.只是很多时候,上头那些有权力的人,不让他们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
晏阳初走出院落,往平民教育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走去.清末民初的时候,定县有一个开明绅士办了一个模范村,这里的平民教育有很好的基础.1929年,平教会决定从北京迁到定县.
晏阳初一路走着,他习惯性地打量和欣赏着在每一个季节乡村所呈现的美不胜收的景致.
秋天的冀中平原,地里种植的秋庄稼已经成熟,满地的高粱和谷子开始结穗,地头用竹竿扎起的稻草人穿着衣服,在风中,在高悬处晃悠,为的是恐吓那飞来的老鸹叼啄穗实.高粱的红缨和谷子的黄缨,在错落有致中点缀在蓝天白云之间.
更壮美的是玉米地.这里的玉米地,规模不是很大,虽然没有山东高密乡下那一片片超现实、宽阔无边的青纱帐的神秘与诡异,却有着家常的坦率与赤诚.红棕色的玉米穗儿在风中吹摆,毛茸茸的绿叶让人心头痒痒的.它就像在富裕年景中,农人开始吃饱几顿饭,那些青年和壮年男女,就有了按捺不住的生命冲动一样.
这里是平原,农人并不缺地,除了一些大户人家有大片的垧地,小户的自耕农种地收粮,维持温饱.年年的亩产总是很低,平教会的人教农民学会选种.农民说,如果早些教我们就好了.该哪个季节下种了,现教现学就更好了.平教会的人还教农民学会深耕土地,间苗施肥的适度适量.这些,看起来效果还不错,今年的收成会比往年好.
平教会在一个青砖瓦房的小院里办公.门窗是木质的紫绛色.来定县的人逐渐多起来,大家都在忙碌,脸上却有着充实和兴奋的表情.义务服务人员已经有一千多名,拿很低的薪水的有二百多名,平时都分散到各个村户.晏阳初常常很是感动.在中国,有多少热心肠,在为民族的复兴做着小事和实事.这是一群已倦怠做空头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人.一大早,他们很多人就下乡做调查了,晚上很晚才回到驻地.
晏阳初与正准备出发的人打招呼.他发现自己和这些同事,脸被晒得黑红,身体却一天天开始健壮.一个人充实的办法就是工作.在乡下,在田野,在民间,在厚实、辽阔、容纳春秋的大地上,改变传统知识分子述而不作的风气,就要成为一个双脚沾满泥泞的人.况且,这种生活对自己的健康很有帮助.白天很累,吃得也不好,但吃什么都很香甜；夜晚睡得时间不长,但睡得很沉,睁开眼睛就觉得力气用不完.身体很舒服,精神上一扫颓靡.实际上,人是不需要很多的,人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很多,他只要觉得过的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自然中,与阳光、花朵、禾苗、露珠儿照面；在田间地头,与农人唠嗑、交流,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这样的生活真有意思.这事业吸引人的原因就找到了.
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晏阳初会检省自己回国10年来的心得.他在西方接受了严谨的实证价值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但这只是方法,一切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勾连.他做的事情,不是一两年可以奏效的,而是很缓慢的工程,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的工程.
他捻亮了屋子里的油灯,准备阅读鲁迅的文章.他最佩服鲁迅,写出了那么多唤醒国民启人心智教人明理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中国需要的,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罗大众,都从中得到醍醐灌顶的清醒.
晏阳初正在读鲁迅的小说,先生对人性深处的揭示可谓力透纸背.相比较而言,晏阳初对一些在上海亭子间写作的感伤文人的小说,则心存疑问.这些人即使在左翼阵营,那过多的颓废和幻灭,仍然是太灰冷了.虚无又怎么样？无望又怎么样？人不还得活下去？他佩服文学家内心挣扎的勇气,那真是在煮自己的皮与肉,否则写不出东西.他自己学不来,他不会说那些写虚无和颓废的文字没用；他只是想,人无法选择时代,他只能是偶然地正好活在这时代,这是命定.选择干什么,有时也是命定.晏阳初觉得自己更适宜撩开双腿,在田野上奔跑.
在油灯下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会发涩.晏阳初放下书本,躺在床上,双手托着后脑勺继续在想.
他也佩服那些在政治上为救国家有所建树的人.孙中山先生是个伟人,可惜他1925年过早去世了.多年来的军阀混战,让百姓吃不消.他觉得近些年的党派之争,也遮蔽了中国许多本该解决的现实问题.他抱定一个原则,不在政治上谋求任何好处,不做官,躲开纷争,在缝隙处,做小事业.激进的中国,看起来很是波澜壮阔,但时局过于动荡,百姓吃不消.而改良中国,将折腾降到最低程度,是百姓所需要的.帝制推翻以后,选择怎样的国家政体仍不清晰.他早已厌倦了党派间的吵来吵去,他觉得中国缺的不是立志做大事的人,而是鲁迅所说的,缺的是甘愿做小事的人.
今晚总会想到鲁迅,这究竟是为什么？他猛然记起,多天来,平教会同仁决定下来,要办一份专门给农民看的报纸,报名就叫《农民报》,报纸主编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而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孙伏园,倒是一个不二人选.
晏阳初脑海里马上跳出孙伏园的模样.
他与孙伏园是旧交,关系不错.1929年孙伏园赴法国进行勤工俭学.在这之前,他曾经在《晨报副刊》《语丝》《时报》任过编辑.他虽然是南方人,也是文人,却不显得孱弱和单薄.他中等身材,满脸络腮胡,人显得健壮能干,也有让人信赖的厚道和质朴.1927年9月,鲁迅携许广平初到上海,他就邀请林语堂、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自己的弟弟孙福熙为先生接风,并寻找住处.1921年孙伏园北大国文系毕业后,主编《晨报副刊》时,连载过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1924年他与鲁迅发起成立语丝社,并出版《语丝》周刊.他与鲁迅又恰巧是同乡人.鲁迅显然对孙伏园有格外的情谊,在他以后整理出版的书信集中,有许多封致孙伏园的信.孙伏园有文人的知识学养,也有会干事的人那种踏实与勤恳.这种人才十分难得.
想到这里,晏阳初当天夜里就提笔写信,邀请孙伏园学成回国之后,到定县平教会担任文艺教育平民文学部主任,编辑出版识字课本和平民读物,同时兼任《农民报》主编.
想到乡村的平民教育,除了教农民识字,办报纸给他们看,寓教于乐的文艺功能也不该忽视,搭起戏台子,让农民自己排戏自己演出和娱乐,活跃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该提到议事日程.这个人选,熊佛西接手去做比较合适.他希望两个老朋友都能应承,不要拒绝为好.
毕竟,心里有了些底,这一夜,晏阳初睡得很是香甜.
四、戏剧简直就是农民的唯一教育
熊佛西就在北京,联络起来比较方便.1924年熊佛西赴美哈佛大学专攻戏剧.1926年回国,现在在北大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
定县离北京那么近,晏阳初利用到北京办事的机会,到北大拜访了小自己3岁的英姿勃勃的熊佛西,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平教会希望他抓一下定县农民戏剧活动的企盼.熊佛西的戏剧理念,也认为戏剧不能只在小圈子、只在塔里生存,它应该与社会、与平民保持密切联系,才会有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一拍即合.
不久,熊佛西就决定在冬季放寒假时率一批师生到定县去.
冬夜,农闲时节,黑黢黢的雾罩里,农人在牲口屋棚,在昏黄的油灯下扯着闲篇儿.屋子中间,有一小堆炭火,大家聊天取暖.老少爷们儿蹲在地上,叼着旱烟袋.有听过人家说书,记忆力又好的,还能记下章节段落的,就在那里重述着《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的内容.一晚上只讲一段,吊人胃口,直引得男人们不忍离去.
乡下人的冬闲,生活真没甚奇巧的内容.寒夜又长,总不能一直搂着媳妇儿滚在炕上做那等香甜好事吧.这是新婚不久的小伙儿才迷恋的那口吃食.没几年工夫,小媳妇儿喂猪养羊,怀孩子洗涮,忙碌操持让她的眼里再没那流光般含蓄微笑的渴望,也就早早倦怠了那事儿.
男人们原先还贱巴贱巴地凑上前去,遇到的总是没心情、没好气的女人的冷眼,他们自然就少了那调皮的瘙痒.男人们开始到家门之外找散心了.村里还有那些没有娶亲或压根儿就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汉,他们那么年轻,身体里面的那团火在一个劲儿地往上蹿,冬夜漫长难熬,牲口棚里,是乡村男人在业余时间打发日子或娱乐生活的腹地.
眼下,城里来了人,在村子里挑选了有演戏才华的男女组织业余剧团.这下子,人们开始兴奋起来,日子也有了丰富的内容和盼头.有能耐的,可以扯着嗓子唱戏或表演；再不济的,晚上人家排练,总可以在一边凑热闹.困乏了,回家倒头便睡,长夜就这样打发了.逢到有正式演出,大家又是像过节一样.
熊佛西带着师生进到村里,先挑选了一批文艺骨干,大姑娘、小伙子被挑上了,兴奋得很.
定县原本就不是一个太穷的地方.有饭吃的人,大都能扯开嗓子唱几句梆子腔.师生们整理出一些不太复杂、人们也喜欢看的旧剧目进行排演；也会创作些农民自己生活的题材,边排演边修改.
排练的场地多是在村子里闲置的祠堂.
秋庄稼从地里收完,人就真正闲下来了.没过年的这段时间,正好用来排练.被挑上的文艺骨干聚在一起,姑娘小伙儿的接触变得名正言顺.
刚进排练场地,大家都还捂着厚厚的棉袄；排练不长时间,身子就热了,索性把棉袄甩掉,也都不觉得冷.姑娘挺起了胸脯,那丰富的表情和动作,直惹得在场的小伙儿眼神迷乱.排练时不免有身体触碰,那柔软如鸽窝的胸脯,在小伙儿的想象中白如棉絮,温暖而丰腴.让人光是想一想,就有非常舒服的感觉了.健壮的男子和娇艳的女子,原本身上就有些文艺细胞,这触碰,引发出不可抑制的遥远而温馨的浪漫情致,这里,是乡村爱情的酵母.
大家说,晚上还接着排练吧.当然都表示同意.
漆黑的夜.
一曲旋律优美的河北梆子戏,从那个饰演花旦的年轻女子口中唱出,像从旧年的地垄蹿长出新芽,涌进耳朵,然后进入肺腑,后脊骨接着发出一阵寒意,随即,那火一般的热流顺着脊柱窜动,所有的憋屈、郁结、愁苦都被驱赶走了.这心头满是亘古未有的领悟.人这时候只想对谁都好一点儿.热爱的情感堵都堵不住了.
要回家歇息了.
村子里熟悉的小路变得神秘而陌生.相互厮跟着回家的男女走在这僻静的小道上.小河在月光下闪着碎银般炫目的光涟.他们还没有拉手,却在甩动胳膊时碰到一起.村庄的冬夜,一下子爆出早春的花蕾.风吹拂着面颊,人兴奋的情绪还没有冷却,因了周身的滚烫,回到家中,以往觉得受不了的冷炕正好让身子在清凉中觉得舒服.躺下来,回味着,故事的嫩芽刚刚萌动.沉沉的睡眠,脸上始终挂着笑意.
正月里搭台子演出了.一般来讲,戏台子都搭在村大些的地方.
村边的打谷场比较宽敞,容得人多.戏台子就搭在那儿.先是要垫些土,比地面高才叫戏台子.四根木桩夯实了竖在四个角上.后边只要有块大幕布一拉,戏台子就成了.好在有热心肠的村里人帮忙搭建.后来,戏台子干脆不拆了.
大村要演戏了.村子小的人们会赶过来看戏.
开演之前,是乡村的社交活动,这比起赶集时匆匆见面搭讪的意思还够味儿.男人们互相敬着一撮撮旱烟,有孩子的女人在一起说着家常.孩子们四处跑着.一条大黑狗也赶来凑热闹,它跟在嬉戏的孩子身后,不叫,它越兴奋,就越安静.
汽灯在前边的木桩上悬挂着,光不甚明亮强烈,却在黄晕中,隐隐约约的,更添幽广的、缥缈如梦的神秘.一颗流星划过夜色里枯草上的露珠儿.
一阵火红的庆典般的唢呐与锣鼓后,演出正式开始.仿佛朱红色的幸福大门就那样一扇扇打开了.
刹那,喧嚷的声音停下来,一切都变得十分寂静.人物出场了.
台上又唱又演的人,原本都是自己邻家的姐妹和兄弟,怎么一登台,就像换了一个人,不认识似的.东家平平常常的三闺女,轻搽脂粉,戏衣飘曳,仿若仙女.那黑蛾般的眉毛,那水袖翻飞,那响彻云端的嗓子,让人待见得很.西家那个穷人家的小伙儿,蹬腿,伸臂,一个跳跃,又稳稳落下,那俊朗的扮相,浑身上下全是贵气.可平时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台下看戏的人,在心里头啧啧品评着台上相识的人.
一旦开唱,蓝丝绸般的韵律,时而如摩挲着绢帛样的款款细柔；时而又如满溢光泽的珍珠落在青花瓷盘上.如果有会这曲子的,会跟着哼唱.
村子里传来牡马的气味,黛色的远山,静卧在幽冷中.人们唱着,哼着,灯盏照着台下人们兴奋的面孔,照在风霜染尽的树梢上.戏剧的超现实,让人在微醺中,像插上翠绿色、紫金色优美翎翅的孔雀,在寒夜抖开了无穷无尽的想象.
人们合着旋律,听着戏文,一阵走神,会觉得往日里的争斗、邻里间的恶语相加,实在是没意思.大字不识几个的农人,听戏时,照样会升起超验的感受性.他在心底突然的就有了修好的愿望.日后,若是有人做了和事佬,原来争斗不休的村人,大家都找个台阶下,大家会捐弃前嫌.
和睦的愿望,在听戏时很自然地产生了.
有时,天上会飘来一阵雪花.如果没有散场,人们不会走开.缓缓降落的白絮,渐渐沾满了人的睫毛和肩头.台下的老人和儿童,男人和女人仍然坚持到演出结束.
每一年,收完了小麦,也就到了五月端午季节.地里的活儿都差不多伺弄好了,乡村的文艺演出活动又开始了.曾经萌动在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也要结出果实了.一垛垛麦秸,散发出醉人芳香.人扑进去,就是一个酥软的温柔的陷阱.
趁着看戏,一对男女溜出家门,掩身在麦秸垛中.
只是夜雾有些浓重,可是她说：我冷.他顺势将她往心口拉了一把,她感受到他宽厚的胸脯咚咚直跳.接下来,她的面颊被那短短的胡须痒痒地扎着.她调皮地摸到他那线条清晰的下巴.
那时,平原之上,滹沱河、大漳河的水又干净又清甜.醉倒在麦秸垛里相爱的男女,这心里就像是在盛夏喝了这干净清甜的水那样.她摸着他瘦削的却又是结实的身架,知道是赶着麦收给累的.她心疼.
不远处,鼓乐仍然响着.因戏剧结缘,这些村庄的青年男女,已经早早地品味到自由恋爱的意思.有一段时间,农村巡回公演因为种种原因进行不下去,熊佛西他们说暂停演出吧.可农民们不干了.他们要求平教会戏剧部的人把剧团就设在自己的村子里.
熊佛西听说农民对演戏这么有积极性,不禁喜出望外.他与同仁商定,受条件限制,如果不能办戏剧学校,但起码可以在县里办戏剧培训班,将那些对戏剧有浓厚兴趣并且又有表演才能的农村青年,招来培训.培训一段时间以后,就让他们回到村子里去组织农村剧团.
这真是又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这办法果然有效.很快地,农村剧团在定县遍地开花,陆续成立了十几个农民剧团.农民有自己的剧本和演员,他们写戏演戏,农民演,演给农民看.熊佛西的创新成果,是开辟了戏剧的彻底大众化的新天地.
熊佛西常常会走到某个村子演戏的现场.
他观察着戏台子上那非常投入的演出者,隆冬季节额头都在冒汗.他又端详台下农民那如醉如痴看戏的表情,他得出一个结论：“戏剧简直就是农民唯一的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过后,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戏剧实验才被迫偃旗息鼓.随后,熊佛西又继续组织抗战剧团到长沙、四川进行巡回演出.解放后,熊佛西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1965年去世,享年65岁.
五、乡村的识字与阅读
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于公于私他都会选择同意.应该说,孙伏园选择出国留学,一是想开阔一下胸襟和眼界；再就是,他觉得国内的气氛太压抑了.他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从各地过来的一批信奉文学救国的人到了上海,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党派立场,在昼伏夜行中,靠写作实现着自己的抱负.
四月的梅雨之夕,雾蒙蒙的上海,幻灭情绪弥漫在亭子间写作者的心头.他们的作品也多是这灰色愁苦的基调.1928年夏季,叶圣陶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这应该是关于幻灭主题的较早的文学作品.
孙伏园仍然记得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清末年间中学毕业的倪焕之,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兴奋了一阵子,然后又陷入失望.他后来到一所小学当老师.他接触到的往往是恼人的现实,同事是痨病鬼,校长又是浑浑噩噩的人.一气之下,他辞职,到一个公立小学之后,校长蒋冰如是个志在革新教育的开明士绅,他又点燃了对未来的希望.随后他与师范毕业的金小姐相爱结婚.应该说,这些好事情是叫人快乐的.可倪焕之偏偏是那种抑郁气质的人.他看到金小姐成为自己的太太后,怀孕生育,忙于家务琐事,再也没有过去他们一同漫步、吟诗作赋的清雅情调.他觉得生活在一堆瓦砾中的僵硬碎屑,哀叹自己得到了一个妻子,却失去了一个情人.他在对生活的烦躁和厌恶中,又听到一个更不幸的消息,曾经将他引向革命期待和向往的革命家王乐山,在大革命失败时牺牲了.倪焕之这个理想主义浇灌下的脆弱之花,面对自己对理想教育、理想家庭、理想社会的三重毁灭,自己也崩溃了.35岁那年,他早殁了.
这一晚,在异国,常陷孤独的孙伏园因为国内的晏阳初的来信,让他浮起了纷纷扰扰的思绪.
街灯的光,穿过窗户照进昏暗的房间.孙伏园不开灯,他让自己躲在暗影中,寂静的夜,适合沉思.
叶圣陶大他两岁.他很钦佩叶先生用丝丝入扣的笔法,带着真实,也带着针砭,刻画那时代年轻人的形象.这是和自己同年龄段的人,却总是哀叹光总在远处,自己只是在黑暗和虚妄之中.他们在沙滩上行走,总是渴望极端体验,恋爱与,革命与理想是他们的.除了这些,凡事都觉得平庸苍白.
孙伏园倒一杯从国内带来的绍兴黄酒慢慢地品咂着.他分析自己：气质上,他倾向于行动.真正的信仰,不是惑人的迷狂,而是深刻具体的存在,它蛰伏在你与世界的行为关系中.虚无的经验不解决任何存在的问题.虚无太多,人就会屈从于麻木不仁,那就真的是承认失败了.
若说行动的楷模,鲁迅算一个.他的文字绝不无病,而是犹如强悍有力的响箭穿过树林；晏阳初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目标不高也不低,却是双脚沉稳地踏在天地之间.
他走到窗口,仰望夜空中的东方,他赶紧写回信,答应晏阳初的邀请.
1931年孙伏园终于踏上回国的旅程.旋即,他就来到定县.他记着晏阳初的邀请.
晏阳初为老友接风洗尘.几碟小菜,几杯花雕酒,他们一起聊着国外见闻.
孙伏园说,在西方待几年,看到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处,是西方人比较注重朴素的、实际的上手工作,就连一向给人浪漫记忆的法国民族,也是做多过说的.而在中国,则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是宏大抱负和理想.喜欢革命,凡事推倒重来.他们不屑于做小事,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具体方案,上手能力太差.孙伏园望着老友晏阳初几年来被乡野的风吹得粗糙黝黑的脸,他越来越多与晏阳初的精神气质有着共鸣.他想起一句古语：大美无言.
晏阳初不大爱讲话,老友重逢,却是高兴得很.说到中西方对比,他的感触是更深.他在美国学习的几年,杜威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正在流行.
晏阳初一改过去总是沉默寡言的习惯,开始侃侃而谈.他说西方人的功利主义和中国人的功名思想并不是一回事.功利主义在杜威那里被看作是一种气质.尤其是去做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事,必须要反复考虑付出的和收获的比例.付出多而收获少的事,功利性考虑的结果是：不必去做.而中国人的功名思想,为的是给自己留在世和后世的名声.这就是人人都在搏名声.大家都在搏.
他们又一次碰杯.
晏阳初的面孔开始有了些激动,随后又是平静.他说,不能完全否定人要搏名声,否则,就会少了动力.但是现在大家在搏,军阀在搏地盘,政治家在搏江山,就连知识分子所搏的,也无非是道德文章的青史留名.可是谁又学会了做一个悲悯的人,意识到在搏的背后,如果让民众有太大的牺牲,该是于心不忍哪！
这又是一个初春的晚上,两位老友把酒问盏.夜,渐渐深了,窗外的迎春绽开着米色的瓣粒,发出幽香.
晏阳初缓缓站起来,指着窗外说,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强梁者的搏杀之中,一次次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这一生,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他们做一点儿事情,这才会心安.我们两个都有出国经历,对比中西方,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想说,西方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应该拿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
说到这里,晏阳初就开始对孙伏园讲述这次定县工作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教会农民识字和阅读.
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通用字表》.这是1924年平教会的同仁就开始搜集编辑的有关大众语的字表.他们首先从白话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传单、告示、菜市账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挑出了重复次数最多的三千字,编成通常用到的字表.晏阳初对孙伏园说：但是,对于农民来讲,这些字似嫌太多,恐怕他们一时半会儿学不完,还应该再简练,有个千把字就够用了.接下来的工作是编出《农民千字课本》.每天学一两个小时,学期为四个月.这样一路下来,他们不但可以应付日常生活；奢侈一些的话,还希望他们识字以后可以阅读.人能识字阅读了,命运就逐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蒙古族有句谚语：谁学会了识字和阅读,谁就掌握了苍天的右手.
孙伏园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织识字工作者教农民识字,并主编《农民报》.这张报纸1925年就已创办,开头几年的读者基本上是知识阶层,通过这张报纸让他们了解农民的处境.现在孙伏园是要改变办刊宗旨,读者对象也就跟着变,就是办一张农民看的报纸.
这晚叙旧完毕,两个人就开始分别投入工作.
孙伏园在定县乡村住下.
天刚蒙蒙亮,他就和识字工作人员下到各村各户,动员农民前来参加识字班.
那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要去到远一些的村子,大家就骑马.孙伏园后来在他所著的《博野行》一书中,提到同时一起工作的李景汉,说他的骑马水平较高,往往是大家一上路,他一个响鞭,马就嘚嘚地扬蹄远去,第一个看不见的就是他.
动员村人到识字班识字,这明明是好事,但工作不那么顺利.人们对识字的热情比不上看戏和唱戏.引吭高歌,让每个汗毛孔都有热情的释放,这是很愉快的事.可是要识字,这往里走的安静,会让人觉得疲累、吃力.拿惯了锄头和镰刀的人说,学识字会让眼眶疼、脑袋疼.
曾经在孙伏园手下工作的老向,1935年发表的《定县的平民教育》记载了识字班开办的艰难：
“费了移山倒海之力,开学了,能来的学生寥寥无几.穷的不能来,忙的不能来,不穷不忙而因为有仇人先入了学的,也不肯来.本来官与兵解决这些问题易如反掌,不过平教会不是官又不是兵.”
再难也得坚持下来.16岁到31岁,这个年龄段的成人教育效果很好.能动员来的,就不要放弃.
农民说,识字没啥用呢！学问大的人,早就跳出土旮旯啦.农民是看天播种,看天收割,祖祖辈辈是看天吃饭.
你要告诉他,不识字就不知道啥事情,心里一团黑,来世上不是白走一遭了.
农民会反问一句：你知道世上的事情太多,不是会更难受吗？
你再告诉他,识了字,就会自己写告状的状子了,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你了.
这一句话倒是说到他们心里了.
在乡下,强势的欺凌弱势的已成了习惯,多少人有理无处说.如果能写状子,至少心理上就有了自己给自己撑腰的底气.
拍拍身上的泥土,他们走到识字班.
识字班设在几间破旧的草屋里.树上落下的花瓣,寂寞地躺在土坯墙角.进到屋里,土色的墙壁,因为日久的烟熏火燎,上边是油黑色的斑块.各式的从家里搬来的桌椅板凳整齐地摆放着.
开始上课了.
教识字的老师在黑板上用笔写一个字,就教大家念一个字,先教拼音,再教文字,再讲意思.字教多了,再连缀出词语.
草屋传来了齐刷刷的念字的声音,惊动了飞在院子里在地上啄食的喜鹊、麻雀和老鸦.
隔壁磨坊有人在推磨,这时也停下来,探出头来听.
破天荒,乡下人集中在一起识字念书.这声音借着北方的季风,传递到很远的地方.白洋淀的水洼子里,那白蓬蓬的芦花正扑簌簌地飘落下来.
几年下来,教识字的工作很有成效.刚开始,非识字者占80%,到1934年,非识字者已减少到39%.中国当时有四亿人,不识字者占三亿多,并且大部分在农村.农村有一半的人开始识字了,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消息.
孙伏园已经将《农民报》改为周刊.报纸要办得让农民可以看懂,他提倡使用大众语.
他向农民呼吁看报的意义：
“诸位农民同胞,在平民学校里认识了一千多个字,会写信了,会记账了,办理一身一家的事情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们只在村里做一个好农民,在家里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长大了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尽呢.我们把一身一家的事情料理妥当以后,还应该留一点儿工夫,打听本国的大事,和世界各地的新闻,所以,看报是必要的了.”
刊登在《民间》上的广告,带着对农民习惯思维的尊重,反复做着这样的宣传：
“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
报纸每一期出两张.第一张由编辑同仁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一星期的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这已经具备了现代及当报的大部分元素.这里的文章讲求文法,全部注音.
第二张报纸就比较有意思了.它采用的全部是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同音,比如,“出版”可以写成“出班”,照登；还可以使用假借,注音符号,这也不加修改,照登.
其中有这么一篇,说的是某年五月的一天,几个老太太在掰花生种.有个老太太开始讲故事,说：古时候有个老婆子上娘家,走到半道碰上一个老虎.老虎要吃了她和她的儿子,她说,我赶回家拿合子给你吃吧.她走回娘家,与哥哥说了.哥哥说让我送你去,把她送到半道,说没有老虎,你走吧.
这带着农民鲜活日常生活的痕迹,其中还有许多注音和别字的,令人捧腹的来稿也照样登载,为的是让农民逐渐培养起写文字表达和看报的习惯,并引起兴趣.
报纸的定价很低廉,印得越多赔得越多.但仍然希望有更多的订户.
不理想.订户只有一千多份.实验区内有472个村庄,平均每村有两份报纸.也只能这样了.
投稿的农民有的文章写得不错,如《我国的坏习惯》《说迷信》《早婚的害处》等等.这些选题,已相当有层次了.
晏阳初这样概括这张报纸的意义：
“农民周刊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使农民发抒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和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
日子就这样忙碌而充实地过着.
定县日益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
这年的年末,俞平伯和周作人去到定县.孙伏园去接他们到自己的住处歇息几天.孙伏园仍然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这是1934年.
众人来到孙伏园的住处,屋外凛冽刺骨的寒风把院外的杨树、槐树吹得枯叶乱摆.已经开始萎凋的菊花和秋海棠也失了颜色.
随后,孙伏园领着俞平伯和周作人四处走着看着.他们先到牛村访了吴雨农村长,听他讲了生计改进的情况；再到陈村,拜访了在那里办教育事务的张含清先生.然后,又去参观托儿所、保健院、农场、平民学校等等.
四天下来,喜欢捉笔的周作人后来写作的《保定定县之游》一文中,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平教会的成绩如何我不能下判断.但是这回看了一下之后,对于平教会很有一种敬意.它的一个绝大特色,是它认识了工作的对象是谁,这就是农民.而这些农民,又不是空想中的愚鲁之人或英勇人物,而是眼前生活着行动着的农村的住民.他接着又说,平教会的最大特色,是知道农民现在想要和不想要的东西.而他们为普天下所不能及、却又是了不得的,是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而后动手去做.从来杭鸡改良、波支猪引进、谷类选种,再到办幼儿园、保健院,办学校办报纸.总之一句话：“平教会知道而且为农民谋衣食,真真是为世稀有者.”
周作人后来有洗不尽的污垢,但就他的定县观感,的确是说了中肯、有见地的看法,这一点上,不必因人废言.
孙伏园间断地会回上海看一看.
他没有否定那些在亭子间仍然坚持文学事业的朋友,只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往逼回自己内心的路上走了.郁达夫情绪仍是低迷.他已经到了杭州,想过隐居的闲逸的生活.其他人,在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之争中弄得面红耳赤.他也很是倦怠这种笔墨官司了.
他依旧敬重的鲁迅,仍在荷戟坚持守夜.只是先生咳嗽得更厉害了.
叶圣陶开了一家开明书店,也在中学任教.依旧是一身布衣、光头,但精神显然是充实.
孙伏园已经由白骨头变成了黑骨头.他的灵魂也已经由纯净变得驳杂.他对高高在上的胡适谈不上有太多亲切,可胡博士的那句话他还比较欣赏,那话是：
“悲观与灰心永远不能帮助我们挑那重担,走那长路！”
但见长路之上的定县,盛开着摇曳的刺玫,躲开打打杀杀、动荡不安的野风摧折,在山涧、在石缝中,怀着耐心和安静,循着缓慢渗透的规律,绽放独特的经验之花.
1936年10月19日,孙伏园敬重的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他哀痛不已,从定县匆匆赶往上海.他想到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为先生博大的胸襟所震撼,他仿佛看到,在虚妄与黑暗中,一生荷戟的战士永远屹立的身影.
他的挽联是：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彷徨》.
解放后,孙伏园任国家版本图书馆馆长,1966年去世,终年72岁.
在这长路,世界上另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在探索.
我这时想起了俄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他们在凄苦的真理之路上探索的谦恭之姿.这背影,与晏阳初等人弯腰躬耕的劳作背影形成了某种比较.不由得引起了我对比来看的兴趣.
六、那些在忏悔中让灵魂净化的人
与中国极北部接壤的俄罗斯,横跨着欧亚大陆.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也形成了它特殊的精神地理.它嗜好无限性,却不了解分类问题；它崇尚宗教形式,却无法把日常的生活常识弄明白.它的个性充满两极,倾向于暴力和残忍,内心却又有那么多的善良与柔顺；有酒神精神作用下的放纵,但在酒醒以后又可以恪守极端的禁欲；它的人民能安静顺从地帮助当权者组成专制制度,它日后往往又做着逃走、造反的对抗.
比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早60年的俄罗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有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
严格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还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这样定义：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整个地迷恋理想,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他们不是生活于现在而是生活于未来,有时生活于过去.这些青年近卫军军官、贵族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有理想的阶级.在剧烈的风暴中,它是十二月党人.
在漫长的寒冷的冬天,朔风狂吼,夹杂着皑皑白雪覆盖住整个俄罗斯大地.在屋子里,有眉峰紧蹙的俄罗斯人正躲在那里忧伤.他在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忧伤.他从富裕的祖辈那里获得的财富,让他有深深的罪孽感.日后,他随时在为摆脱财富而斗争.
春天到了,白桦林闪着银灰色纯净的光,积雪融化了.
忧郁的感伤的而又灵魂疼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走出家门,走向民间,走到农户之中.
他对农民的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他穿简陋的服装,吃粗劣的饭菜,甚至在寒冷中不生炉子,他要让自己的皮肉像灵魂一样受着煎熬.他将农民神圣化,无论那里边有多少值得质疑和批判的东西,他都会觉得新奇和富有想象力.彼得拉舍夫斯基说：“无论从女人那里,还是从男人那里,都找不到任何值得我们依恋的东西,但我们仍然注定要为人类服务.”
他们的工作就是净化灵魂、赎罪和忏悔.纯净的心,仿若洁白的鸽子,飞向高高的教堂穹顶.
他们不需要财富,也以为农民和他们一样不需要.
他们需要个人道德的完美,也以为社会改造的基本条件是社会道德的改造.
他们要完成的是良心的工作而不是增产的工作,要完成的是荣誉的彰显而不是实际的烦冗.
走到乡下,走到农户那里,他们鼓动农民推翻君主专制的制度.农民则对这个制度的宗教信仰还是强有力地盘踞脑海.农民对这些与自己有不同世界观和信仰的人看不顺,有人甚至会把他们告到政府代表那里.而这些知识分子,原本是为这些人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及奴隶地位的改变,不惜献出生命去争取的.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场误会是这么深.
他们踏上了通向西伯利亚的流放之途.凛冽的寒风,刺骨的冰雪,不适合人生存的残酷的自然环境在等待着他们.这些天才与圣徒,想要担负的是创造和拯救的使命,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滔滔的伏尔加河、静静的顿河,都在无边的呜咽中.
这些人并没有什么遗憾,他们在忏悔中已经让灵魂净化.于是,别尔嘉耶夫说,用理性是不能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也于是,历史告诉人的事实是,这些鄙视财富,逃离幸福,不惧受难的类似于红色圣愚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必然为以后的苏维埃革命铺平了道路.
提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我不由得对那些忧伤、受难、殉道的、有着俊伟人格的他们所深深感动.相信略为了解一些俄罗斯文化的人,都会有着同感.
我的面前,总会浮现出伏尔加的冰河之上,在三套车上唱着忧郁的歌的赶马车的人；总会浮现在西伯利亚的寒流吹袭下,裹紧衣衫低着头向前赶路的十二月党人.俄罗斯知识分子想要点燃神圣的火把,让它照亮自己前途未卜的理想长路.
我的意识又回到中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回到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这“乡村三杰”以及许许多多深入田间农舍,踏实做事的人,回到旷日持久的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中.我敬重那为民众而哭的人,如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些以各种方式唤醒人类良心和灵魂的人,都让后人永志不忘.但依我现在的判断,当我学会了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事务试着区分以后,我发现,关乎灵魂救赎的问题,属于私人空间的范畴,它很难在具体情境中得到有效解决.这更不可能要求全体人类都像个高人一样超验.
也因此,我认为涉及民众这一公共空间的事,不能让悲伤和忧郁将自己整个淹没了,以至于从不去考虑做实际之事的打算和计划.仅仅有道德、宗教情怀是不够的,要紧的是让情绪平静,让态度端正.让良心的工作和上手的细节做着结合,不立空论,学会做事.一旦做事你就会发现,仅仅是文人的唏嘘哀怨,是何等的苍白.
晏阳初他们这些人,想让中国最愁苦的农民找到一些出路.他们也没有准备去推广自己太宏大的理想,只是想,碰到困难就去想办法解决.他们摸索着,如果实验成功,可以向更大些的范围推广；如果失败,因为面积有限,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注定是改良的方略而非革命方略.
甚至,因为他们远离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默默做事的低调,让当时的和军方对他们的做法都不反感.这为他们赢得了机会.接下去,县治改革的方案也差不多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了.
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使这些工作统统中断了.
七、那些痛苦的教训
国民党政府遗忘掉农民的利益,这真是咎由自取.在那些年月,利用可以利用的缝隙,用宣传、号召、发动等舆论,将中国农民最大限度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并让他们成为自己与对立面对抗的有生力量.
于是,乡村的男丁作为兵源被不断补充到的军队,去浴血奋战；乡村的女人,把汗巾从两耳边抿到脑后挽成结,利利落落地纺线织布、烙饼做鞋、推起独轮小车支援前线.这果真是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仅维持22年.
晏阳初无党无派,1949年之后,他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前往台湾,而是去了美国.
中国农民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房屋和浮财,还有些幸运的贫雇农,原先穷得根本娶不上媳妇,现时节还分到了地主富农家的尚还年轻的妻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姥姥.
我的姥爷家境良好,是当地望族.土改时肯定是家道如雪崩般垮掉.我姥爷连吓带病,不日身亡.年轻的姥姥被农会指令,分给了挑剃头担子走乡串户的剃头匠牛存柱.牛存柱在洞房之夜,躲开在外听房的农会干部,望着面孔白晳、身段高挑的我姥姥,悄声说：
“梁二姐,我们是假圆房,我不同你行夫妻之事.等这难过去以后,你就带闺女回娘家吧.”
我姥姥娘家姓梁,排行老二,按乡里人叫法,女子嫁了人,就在这后边缀个姐字,算作称呼.这个闺女就是我母亲.
我姥姥因为嫁与雇农,从此不再有人找她麻烦.她没有再回娘家,她在患难中,看到剃头匠的一片侠义真情.由感恩到终于以身相许,不几年我舅舅出生.剃头匠真正成了我的继姥爷.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新政权雄心勃勃搞建设.赶英超美、现代化、进步,等等.新中国成立九年,它在世人惊骇的瞩目中创造着奇迹.这些进步将与城市联系起来,城市逐步获得正价值.尤其户籍制度确定以后,城市更被赋予倾斜的特权.城乡二元、工农联盟中,明显的乡村低于城市,人们把城市视为美好生活的乐园.而乡村,则是负价值,日益成为受歧视、无出路的地方.
但即使是这样,九年间,人口众多的国度还有饭吃,种田的农民还有口饭吃.这也是当年晏阳初他们搞乡村建设时,一直很重视的方面.
望着新政权日新月异的发展景象,最高领袖和他的同事早在1956年就在构想着另一种奇迹.1958年,他们终于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出身农家的不能说忘记了农民.三面红旗的内容里面,大部分涉及农业.1958年站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头,喊出了“人民公社好”.是年,金风秋露,络绎不绝的取经者从全国各地涌到这个原本十分贫瘠的地方.食堂的蒸馍随便由参观者吃饱,各级领导忙着传授经验,人人天天如过节.但干不几个月,公家的存粮已被取经的人吃得底朝天.
但人们依旧兴奋着.
卫星频频从遂平放出.这年的12月,放出的卫星是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530斤.《人民日报》发表了颂扬文章《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同年,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小麦4689斤.
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小麦亩产5103斤.
江西省鄱阳县春光社亩产早稻已达万斤.
而最惊人的是湖北长风农业社的早稻亩产竟达15361斤.
而这些卫星,都是通过最权威、最让人信赖的也最有影响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给报道出来.
以上数据,是我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工作时,曾参与过《新中国大博览》的编辑.这些资料,都是在翻拍当年的剪报时看到的.
在那年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号召,1962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说,不用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刘又告诉工人,你们可以看见共产主义.
陶铸反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薄一波提出两年超英,对此报告十分高兴.
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对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
不失他的诙谐、幽默.但他作为一个农民之子,难道不知道仅仅拥有薄田瘦土的农民一亩地会收获多少粮食？
当时的报纸还登有一张十分轰动的照片：一个妇女喜气洋洋地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其实,这是从其他田里剪下的稻穗集中铺着,以显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无畏精神.
报纸反复告诉国人,我们的小麦总产量仅逊于前苏联,压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文中道：
“现在我们已完全有把握可以说,中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中国人民按照需要来决定.”
为了印证这一说法,山东省光明农业社玉米已放出亩产27312斤的大卫星.
各级政府的浮夸风、放卫星、谎报产量,几达天文数字.很快地,高征购开始.
高征购是实实在在的,要从你呈报的产量中按百分比征购.
我前边提到,在参观广州的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时,我在一张照片前停下来,这人叫吴芝圃.在当年的浮夸风中,他任河南省最高执政官.他大概一直记着当年给他授课的老师,他也要做好学生的职能,不能添乱,投其所好才是.
浮夸风过后的高征购,许多省怵了.吴芝圃则是一如既往.他在征购会议上明确地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报了喜,受到党和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
他明确表态：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
随着高征购的展开,饥饿开始了.它时而像黑罡风席卷着；时而像天空盘旋的秃鹫,不时俯到地面去吞噬着那些手握锄头苦耕出力的农民.
粮食都征购走了.粮仓、米瓮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先是找红薯叶、谷糠、玉米芯、花生皮充饥,这些全吃光了,只能吃有毒的棉枣仁、吃观音土充饥.实在是饿得顶不住了,肠胃在一点点儿收缩、干瘪、痉挛、疼痛.有魔爪在肠胃中抓挠,然后是头疼欲裂.饥饿的煎熬比死还难受.
1959年是向农民高征购的一年.
据气象记载,这一年的冬天又是格外冷.浮夸风最甚、高征购最甚的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省份,又恰都是寒冷的北方地带.蜷缩在四面透风的草屋,在冰凉单薄的土炕,这些农民在饿死之前,是怎样挣扎着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辰,没有人会知道.
曾经,那些健旺有力、犁耧锄耙样样精通的汉子,那些丰盈如月、田间灶头操持不停的女人,那些在老槐树下盘古说今的老人,那些在田畴原野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都已皮包骨头.吃了观音土,那一刻有饱胀感；随后不久,肚子胀得像鼓,绞痛不已.先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先死,自己再死去.在不可言状的痛苦里,死亡兴许是最终的解脱.
到了来年,乌鸦在春天的树上呱呱地叫着.树杈是光秃秃的,树叶刚长出来就被人撸净吃光.给个地缝都能挣扎活下去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农民,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一丁点儿办法活下去了.
河南的死亡人数必然的惊人.
据河南省信阳地委向的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春,信阳地区饿死百姓100万人.息县饿死10万人,自然村减少639个；正阳县饿死8万人,不少人家全部饿死到绝户.
而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里饿死4000人.河南全省饿死人数达200万以上.
天冻,地寒,人亡.据载,1959、1960、1961连续三年,有多于2000万人的“超额”死亡.这即是超出正常死亡率的非正常死亡.
死亡变成数字以后,就只像是抽象的统计了.可是这2000万,是一条条人命,是一家一户的倒毙,一村一寨的灭绝累积起来的数字.是濒死前抽搐变形的面孔和身躯,是嶙峋的白骨和荒坟野冢.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由人祸导致的饥饿致死.查索既往荒年饥馑饿殍的记载,这怕也是史无前例.
我的河南,我的中原.她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淌,滋养历代百姓.也许是她的历史太过悠久,身上背负的重轭太沉,她的命运才如此的多灾多难.
当年的吴芝圃在日后的纠偏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只是平调到邻近的湖北省.面对河南200万死者的冤魂,他有过良心的忏悔吗？他在1926年学习到农动的理论,回到家乡,他一直鼓励农民搞.在和平时期他则鼓励农民搞浮夸,走向饥饿与死亡.也许应该说,他是听上边的.但这个人内心显然不仁慈、不厚道,他下手太绝.在我的内心,我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原谅.
当年的江西也放过几颗卫星,但很快就刹住了.而当时那里的省委书记见势头不对,做到了不瞒报产量,不搞高征购,使得那个省份在那几年无饿死人现象.他治下的百姓一直念叨他的好处,因为他让人们躲过了黑色岁月,活了下来.
吴芝圃1967年在武汉去世,终年66岁.如果他还没有变成铁石心肠,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欠下的那么多人的血债,总该会受良心的折磨吧.在推行极“左”路线时期,一个地区的高官你可能做不到抵制,但如果你有几分厚道、几分恻隐之心,你至少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河南一次大的重创,从此,这里生活的百姓,在集体无意识中,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变得微妙而复杂.
仍然要说到我的继姥爷.那个个子不高、粗实厚道,但在游乡串户中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见识的我姥爷,在饥荒年景刚刚到来时,揣上给人剃头时攒下的盘缠,领着我姥姥和舅舅,逃到关东,在小羊安屯子住下.我的姥姥跟着他,又躲过一劫.
1949年至1976年,这27年的岁月,农民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的革命,原本是以土地革命为其纲领.正因此,被动员、组织起来的农民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在革命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却为什么每每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其决策和政策？
应该说,1978年中国的开放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年至今,农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在反复、曲折、缓慢中,被一点点儿认识,并得以改变.
八、倾听大地
我上边的章节,原来没打算写那么长,担心会成为枝蔓的部分.但随后又想,讨论农民问题,这一段是绕不过去的.一生都在关注中国农民问题的晏阳初,他即使身在国外,也一定会听到国内农民那时的.
他也许早已意识到自己留下来会于事无补.这个极其有悟性有智慧的人,冥冥中他觉得自己不该那么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仍然还要留出余生,尽力为他人做自己的服务.在他出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他进行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身影,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为人类做着贡献,为祖国赢得了光荣.他成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和宗师.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他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荣誉状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
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绝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价值的人.晏阳初先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晏阳初先生,是人类的良心.”
晏阳初先生于1990年去世,享年几乎百岁.
“乡村三杰”中另外两个人的命运,也值得一提.
梁漱溟先生大家都比较了解,解放以后,他在国内还有些特殊待遇.1953年,他与有过争论,但毛对他仍然尊重；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敢于为孔子辩解.这种劲头,怕也舍他无谁了.对谁都不肯轻易放过,而对梁漱溟这个同龄人却另眼看待,值得人们玩味.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是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他于1988年去世,享年95岁.
话说卢作孚,全国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多方劝说,也谢绝了朋友要他去美国的好意,而是千方百计把滞留在香港的20多只民生公司的轮船驶回大陆,信心十足地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在1952年2月8日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不幸去世.桌子上摆着当晚他草草书写的几条遗嘱.是年,他59岁.
去世的那个深夜,他不会抱怨什么.也许,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坐下来,去回忆一遍自己一生奔波的命运.他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以后就辍学,他一生都是靠着自学而成才.他曾加入过同盟会.他曾相信“教育救国”,办过教育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他的能力在方方面面.在四川清剿匪患时,他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试验.一旦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建铁路、造轮船、抓航运.抗战爆发,武汉失守,他不顾头顶敌机轰炸,集中全部船只和人员,日夜兼程,分段运输,奋战40天,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囤积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四川这个大后方.他的民生公司在78个企、事业都有投资.他被称为“中国船王”.
这样的一个全才,太狷介不阿了.
1952年初,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大会,进行揭批；他平时关心、信任的一个人上台批判资本家的糖衣炮弹.实际上,矛头已指向了他,当时的会场气氛已是十分紧张.此时的民生公司已遭遇财政危机,业务无法进行.而民生主力“民铎”号轮又在丰都水域触礁沉没.
他太过狷介不阿,还没有心理准备,去承受种种的压力和恶毒的攻击污蔑.他已身心交瘁,不再想留在这个世界.他选择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方式.
卢作孚的早逝,让他的两个老友一生难过.
1982年8月,已是89岁高龄的晏阳初写下《敬怀至友作孚友》.他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一位完人,长处太多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对于卢作孚的早逝,他异常悲痛,他说：“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却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梁漱溟94岁那年,仍然怀念：“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圣贤焉.”在去世之际,仍深情念叨：“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
八十年前的“乡村三杰”,无论有怎样的命运遭际,那俊伟的人格,高标的情怀,都让人高山仰止.
中国自古以来,不缺聪明的人,但缺的是说实话、办实事的人.
仿佛看到晏阳初仍然走在原先叫定县现在改名叫定州的乡间小路上.他蹲下来,在倾听大地深处的声音.渐渐地,他脸上开始露出欣慰的表情.
散文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结论:此文为一篇关于晏阳初和散文方面的散文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散文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