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文化逻辑对一带一路中国际法构建的影响》
该文是关于一带一路方面本科论文范文跟国际法和中国文化逻辑和一带相关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改革开放后,我国高速发展的30年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建设装备和人才,已经形成的大量的物质生产力量亟待输出,以化解我国相对过剩的产能.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提出了一带一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Maritime Silk Road,英文缩B&R)战略愿景.我国应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影响,尝试对现有的国际法制度进行有力的改造,利用中华文化对外交政策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至少在国际法的局部发展产生中体现中国文化逻辑的影响.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沿线连接点在区域地缘政治中塑造稳定的法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逻辑,进而实现我国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战略目标．
【关键词】物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法；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D96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l1003-0166(2017)07-0041-06
doi:1 0.3969/j .issn.1 003-01 66.2 01 7.07.01 0
1 “一带一路”建设应有的战略意义和基础条件
1.1“一带一路”战略的应有之意
回顾历史上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的控制,是其之所以成为大国和强国的核心.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多样和不断规范,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运作规则的核心标度得到不断地强化,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对国际法的重视和尊重逐渐成为通识.回首中国国际交往史,约2 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巨大发展,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而现在我国新的“一带一路”战略则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时代内涵,新战略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不断发展和完善既有的国际法规则,积极运用双边和多方合作的方式促进区域内共同体共同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在国际法规则之上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在此背景下运用国际法思维来使中华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一带一路”战略打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重新取得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长期以来不断的扩大和加深纵横两个度的国际事务参与能力,目的在于不断加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能够发挥的能力.制度行为逻辑①与战略主要包括“融人型制度战略、转移型制度战略、替代型制度战略和对抗型制度战略”,其中,“一带一路”战略按照这一分类属于第三种——转移型制度战略.
作为新时期的重要国际战略,其目的仅仅定位于低层次的“产能输出”和“共同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明确这一战略的制定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尝试“话语权”的分享（不是抢夺）有着必然的联系.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的国家之间对抗是否能够避免．目前尚无压倒性的说服理由,但在客观的“国际竞争”中,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战略封锁和扼制却清晰无比圈.因此,重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利益,是研究“一带一路”战略应有的更高层级的题中之义.
1.2“一带一路”应有的物质条件
1)充分的物质生产能力.
“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牢固的物质基础.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条件是中国相对过剩的国内生产力需要转化、输出.“推进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对中亚、西亚北非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与独联体（含蒙古）之间的国家产能合作.”从经济收益方面分析,主体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甚至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会制定相应的战略并开展国家行动.应当捋顺“一带一路”中相对过剩产能输出的逻辑——相对产能过剩和国际基建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的基建产能需求量大,是中国战略制定的客观背景.合理利用客观条件二次优化资源配置,是战略具有现实意义的根本所在.
2)相对产能过剩的客观存在.
中国国内生产力并没有达到全面的过剩.相对过剩的含义是指——在经过一轮将近30年的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阵痛.到目前为止．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另一方面,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发展不良,都引起中国国内产能的“相对过剩”.而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并且前期调整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效果不佳.用“中国速度”发展的30年间,在基础设施方面生产的大量装备,培养的大量人员,忽然之间失去了“用武之地”,对于资源而言是一种零价值消耗,对于社会而言,是大量的社会结构性失业（以国内最大的公路铁路承包商的数据来看,如果政府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大量投资“救市”．恐怕引起的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将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员失业——包括建筑行业自身人员,以及围绕建筑行业而存在的二线产业生产者）.整体而言,此次“相对产能过剩”不同于2000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产能过剩”,也不同于2003-2006年前后在经济过热下产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反映出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也有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下来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有数据显示,2014年相关机构公布数据显示当年第一季度建材、铁路船舶制造业和煤炭采选业产能都已降至750/0以下,这为相关行业的产能输出提供了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客观上的物质输出基础.
1.3利用基础条件实现应有之意
正如1 000多年一样,物质建设（打破传统的道路基础设施,包括新兴的信息一体化、空运和海运,甚至包括环境的一体化等）,是“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的最基本条件,其次是各种经济和市场元素的流通,最终是整体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的规则制定能力和话语权.正如描述的那样…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是有别于现存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共同体．是一种区域性的团体存在,而这个团体中中国不应掩饰和否认应该占据的领导地位和能够承担的责任内容.因此,对于各个国家国内的基础设施完善．应首先着眼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要从全局宏观做好长远期规划,留下合作的空间.在这一战略构建中,中国需要发言权,也需要执笔蓝图的绘制.
2构建“一带一路”提供国际法与传统文化结合白勺契机
2.1暌违已久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曾经广泛的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秩序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是浸润性的.以汉文化从中心地带向四周作浸润性的渗透为主,逐渐的形成了“中国文化圈”l71.但现在可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做一个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淡出与世界展开对话将近600年后②,最直接的一次战略实践．
中国已经很久没有用实际行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实践了.中国自明末实行闭关锁国开始．和世界的交流都处于一种消极的旁观者角度.清末民国初,国际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动,国际法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入到国内法学者的视野当中,成为研习的重要内容.近代国际法在晚清中国被称为“公法’’‘‘万国公法”．诚如晚清人士所言：“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青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1864年《万国公法》中译本面世,标志着国际法从此系统地传人中国；自此直至清朝覆亡的半个世纪中,输人中国的近代国际法著作主要有《万国公法》(1864)、《星轺指掌》(1876)、《公法便览》(1877)、《公法会通》(1880)、《陆地战例新选》(1897)、《各国交涉公法论》(1896)、《公使指南》(1901)、《公法新编》(1903)、《邦交提要》(1904)等40余本,这些著作为晚清社会带来了开放型世界观念和近代外交模式以及交战规则．在为晚清外交提供行为示范的同时,也给清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提供法律援助.
但中国对国际法的研究是被动的．甚至后期参与国际法的发展也是相当被动的.在最早的史料记载中,曾记载过,在1662-1690年清朝与荷兰的关系文件中,曾涉及过使节的豁免权.然而,清朝官员对此不予理睬,顽固坚持中国世界秩序和朝贡制度.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后,中国对国际法的认识是茫然无措的.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暌违已久．已经很难在自己的文化逻辑中寻找与外界交往的合适逻辑.尽管当时西方列强在不断的践踏自己制定的国际法规则,但当时的清政府却很难选任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参与国际条约的谈判.《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rne Treaty)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但蒲安臣本人却是卸任美国公使后受聘于中国清政府,作为清政府外交公使参与到国际关系谈判当中.回顾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上曾经的教训和民族的痛楚．
2.2中国文化影响国际社会的必然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当中和国际秩序价值观的形成当中,中国和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的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当中,也将不可避免的发挥出特有的功能.
一方面,中国作为当前最主要的大国,在国际政治生活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际格局和和平局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正在通过联合国等主要的国际组织机构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时,中国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无论从国际社会整体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影响范围之中．都能清晰的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重新找回自信,重新以一个大国强国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能动作用．中国文化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文化智慧”的力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开发”、中美问题的“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等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观,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际秩序治理的有效性.“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ield)认为,如果现有国际制度出现功能失调,国家会尽量避免现有的国际制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后,世界发展也遇到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一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极共存的现象：环境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问题而不是单一国家问题：区域化逐渐呈现出更活跃的生命力,但区域化的不断强化也正在逐渐挑战着全球化的核心目标.中国无论在实务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通过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内容.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国际社会不可忽视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力量”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重大作用.尽管有人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世界商品生产领域和价值实现环节．中国的影响力还有待加强”.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将受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和长远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得到周边国家的欢迎．就是这种经济影响力的体现③.
在理论成果和经济成果两个客观方面,中国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主体,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逻辑的影响下展示出了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应当相信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安排,并在经济发展、文化多样性和共同安全方面惠及所有相关国家.
2.3“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文化重返世界提供的重大机遇
1)借助经济推动文化影响外溢.
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内向性”⑤,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去讲好“中国故事”.而“一带一路”的战略勾画无疑为中国文化分享话语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也能够吸引参与者对这种文化价值观产生认同.
从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来看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不难发现中华文明经济的繁荣和昌盛,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彩．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形成了吸引力,也正是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认同,中华文化圈才得以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历史上的一带一路有一个重要意义所在——“文化的通融和传播”.几千年来,中国人在一带一路上输出的不仅是丝绸和瓷器,更为长远的是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至今,在中亚、东南亚,乃至欧洲,都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存在．但相对于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概念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学界更为一致的认识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体制……它“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竞争者、也无平等者,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11].因此,中国文化就形成一种理论上的无分割、无竞争的格局.在后世长达2 000年的帝国历史中,统治者对待“国家”交往中所依据的“法律”形成了两点基础性的心态认识,“其一,政治上封建制国家始终被看作是权力的中心．其权力虽然可以辐射到帝国的周边地区,但无法建立起权力平等的关系；其二,文化上处在这个帝国边缘的地区虽然可以接受这种成熟的农耕文化的恩泽,但无法成为这一文化的合法继承人,这自然产生了文化上的地位差异”.在这种心态下,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输出的“国际法”是“以帝国为核心的松散的国际法秩序共同体”,任何希望与天朝上国交往的国家,都应当俯首称臣.
中国经历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近百年的对抗和战争,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之前中国在处理国家交往问题上的盲目狂妄．开始学习和研究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国际法规则和由此构建的国际秩序,中国在自身文化逻辑的指导下,也开始了与西方文化和其主导的逻辑思维进行磨合.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地域环境不但有传统的内陆国,也充分考虑了现代的海洋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中国借助经济上的动力,从区域政治关系塑造出发,进而增强与西方文化逻辑主导的政治秩序磨合,无疑是战略的重要起步.而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说打造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重返世界的契机是毋庸置疑的.
2)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检验传统文化影响力.
但中国传承2 000多年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并没有随着百年屈辱而消失殆尽,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哲学和智慧经过大浪淘沙,留存了极为坚韧的核心精神.包括中国一直在国际法规则中强调的“和平共处”,这与西方实用主义政治学指导下的国际法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更相信“和”产生的共赢力量和可能性.反映在外交策略上,中国对国家规则、秩序坚持“韬光养晦,择时而动”.中国并不是缺乏力量在国际规则中博弈,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和行为方式将中国在国际规则塑造之中的行为指引到一种“隐忍”的状态.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实际意义之一就在于,中国通过近30年的改革,集聚了足够的精力力量,开始着手进行国际法领域的改革实践.从历史的发展来看,B＆R实际上是重温中国在历史上文化影响的“势力范围”.这一区域的国家,与中国在文化上,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与中国文化上的渊源更为明显而深刻.
简而言之,中国文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思维”,指导中国进行“一带一路”的实践.而这种文化之道是否能够有效的参与并指导国际秩序的改变乃至重构,是否能够得到域外文化逻辑的认同,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检验.中国当前没有能力挑战现有的经济秩序和国际法秩序,但中国有能力在这一范围,按照中国自己的逻辑塑造行为准则,并通过运行对之进行检验.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呼应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简称亚投行．AIIB),也体现了中国在自己文化逻辑指导下参与和解释国家行为.国际上有声音认为AIIB的设立,是对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的一种“冲突”(Conflict),而中国文化则将AIIB和ADB的关系解读为“互补”( Cornplernentary).既然ADB缺乏充足的支持性资金,而亚洲各国对基础建设的需求如此迫切,中国主导设立AIIB就很好的弥补了ADB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不足,进而实现了大范围内的共赢.
可以预期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适用的规则,一定会在双边或者多边关系规则中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一定会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具体而言,我们预测国际法会受到以下独特中国文化影响：
1)更为灵活而宽松的国际交往规则.无论是投资的合作还是技术领域的输出,中国都会给出更为宽松的合作框架.中国文化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和谐是自然状态,也是万物的本质；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观念中,“和”的价值观就凸现出来.东南亚地区等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对“和”的价值观更为容易接受.也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地区没有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的“地区机制化程度非常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制约规则”．进而东盟的凝聚力和运作效率都远远不如欧盟强大.
2)更为有力的宏观权力管控.中国文化中对集权的崇尚,一直影响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观.“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政府参与的国家行为,因此,政府的公权力将会成为该战略推进的基础.要求政府为中国向当地进行的“产能输出”受到保护进行“背书”．将成为当地国参与“一带一路”受益的政策基础或者以公权力对公权力的合作推动将成为主流.“各国在试图寻求构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理想路径时．既有必要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自上而下的自由化努力．更需要伴有各国自下而上的一致认识与改革”,同时,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因此国际投资规则的构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3)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区域合作交往秩序——包容性极强的国际法规则.
中国文化是繁杂而多面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塑形作用是客观的.儒家文化产生的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和穆斯林宗教文明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化熏陶的思维方式能够很好的接受和汲取不同文明的智慧之处.其中,包容性就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3中国文化影响的3个重要中介因素
第一种影响中介因素是“华裔”和“华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个体视为“文化”的具体载体,能够将文化影响力传播到个体所到之处.“华侨华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独特资源．也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积极重要的力量……中国政府可以从主体性、针对性和参与性三个方面转变思路.调整相关政策．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优势和作用”.一带一路所经国家和地区,都有大量的华人团体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考虑调动这一特殊资源的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种影响中介因素是“价值观”输出.尽管历史上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输出,曾经导致过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但“价值观”的存在、缔造和输出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偃旗息鼓或销声匿迹.“美国通过力量钳制、制度约束和理念影响”三位一体”的战略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通过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和对国际秩序的控制．美国维护和巩固了其世界领导地位．……价值观输出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中国在制定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也应当重视行动背后的理论规划价值和力量.无论中国是否认识到,在主导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思维”崇尚的价值观念,都会在这一战略行动当中得以贯彻.与其回避价值观输出的敏感问题．不如明确中国文化的睦邻友好和共同发展的价值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秉持的途径.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探索树立的“合作规则”.相信中国在深度参与地区经营与开发过程中,能够将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广到相关地区,进而在磨合的基础上寻找多元文化的对话平台,创建对话的机制,进而形成由中国因素存在的“价值观”.
第三种影响中介因素就是“国际法”的制定.国际法的两个重要来源——国际习惯和条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从历史的纬度出发,中国不难找到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交往的轨迹,而国际习惯法则本身就是历史维度的一个概念.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探索的交往经验,能够为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各国今天的交往提供重要的参考,并提供合作的互信基础.而中国与东南亚签订的区域、多边和双边政治、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协定则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国际法”支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维度中审视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交往活动,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性法律规则带有浓重的中国文化痕迹.“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不仅仅走出去的是中国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也有中国爱好和平和作为区域性大国的责任心.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以经济交流为重要内容,也应成为构建区域文化交流,维护区域和平秩序的理论重地.在儒家文化特有的包容性之上,共同塑造区域合作的国际法规则.
4“一带一路”中白勺“审日寸度势”和“J|顷势造势”
4.1审时度势把握契机
秦亚青教授认为．“势是时空大背景下发展的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国准确判断国际局势“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并强调“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局势的两个重点.这一准确的国际局势判断,为中国制定国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正是当前中国基于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判断下做出的战略布局．中国面临的国际秩序较之以前有新的变化．也有更加复杂的原因存在.但国际社会对“发展”的需求从未改变,而“一带一路”战略为相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中国应当准确而高效地把握这一契机．将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让中国的声音能够被世界听见,让中国人的智慧能够更深的参与到世界发展之中,让中国文化的共赢价值理念在这一契机中得以实现.
4.2顺势造势明确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中国必须参与到国际法的制定当中.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当中,中国一直以学习者的心态参与其中.研究者回顾中国近代交往史,往往会发出中国外交的屈辱和悲惨的感慨.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也逐渐由一个被动的学习者逐渐转换为一个主动参与的学习者.一带一路战略是1949年之后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扩大中国影响力的有力战略之一,是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要求在周边缔造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战略追求.中国国际法研究者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应当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当中明确中国在“制度”上的需求．认真思考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的目的所在,确定实施文化战略和经济战略两条腿走路的规划.“……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增强综合国力．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要充分运用国际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16].从空间的广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工程涵盖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这部分空间拥有的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是较为可观的.无论是经济市场的开发还是政治战略空间的规划上,都提供了巨大的利用价值.
第二个目标是,中国应当打造中国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明确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双边条约或者多边条约．在地缘政治中塑造稳定的国际法律体系.通过稳定的法律体系,塑造合作共赢的开发国际政治环境,实现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发展：明确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部署实施,在中国海洋贸易沿线的重要节点,都可以得到陆地交通运输的配合,无疑将现实而有效地缓解“马六甲困局”.这也是“一带一路”在空间延伸方向所形成的重要战略内涵之一.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经济行动和政治博弈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明确上述两个目标,进而通过影响区域间国际法和合作规则的形成,实现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目标,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关系研究者未完的命题.
第三个目标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实践,完成中国国内产能的合理输出．实现不同程度的区域共赢,建立经济为脉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相关国家“生命共同体”的相互信任.“文化重要不表明文化和外交决策间有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文化并不像权力和制度那样对行为造成明确、直接、即时的影响”.文化是通过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而对行动产生可能的影响.中国文化暌违世界政治关系已久,如果能够运用中国文化智慧,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深得人心和中国经济强而有力的“势”顺势造势,制定合理而明确的战略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价值和中国对世界秩序建设的话语权分享,必定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同时,中国文化逻辑也将为世界各国整体利益的提升提供可选的智慧,为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途径和方式.
一带一路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评论，此文是一篇关于一带一路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国际法和中国文化逻辑和一带相关一带一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