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类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分工范畴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分工范畴》

本文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类本科论文怎么写跟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分工范畴和语境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付文军胡岳岷

摘要：分工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与分工密切相关.在一定时期内,分工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分工带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烙上了资本的痕迹之后,分工的存在便会逐渐丧失其合理性,继而走向衰亡；同分工的产生一样,其消亡也开辟着人类发展的新图景.马克思确证了分工的三重意蕴：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最为显著的表征、分工是剥离社会经济存在形式的利器、分工是与私有制相同的表达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既确证了分工的发展轨迹及其社会历史效应,又指明了分工的历史命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分工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处的核心范畴.

关键词：《资本论》；分工；分工批判；生产力；社会效应；发展前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大发展理念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JY008）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02－0005－０7

“尽管劳动分工并不是晚近的事实,但直到上个世纪末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它的规律,在此之前,它几乎还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着……今天,分工现象已经家喻户晓、备受瞩目,我们再也不能对它在现代工业中的发展趋势闭目塞听”①.分工是古已有之的一个范畴,早至柏拉图时代,他便已经认识到了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是“国家的构成原则”②；色诺芬则以其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而提出了更加接近于工场内部的分工.然而,对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影响最大的却是斯密.在扬弃亚当·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分工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一、分工的含义及其批判意蕴

分工问题,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自配第以来,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过分工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研究最为深刻的却是斯密.在斯密之前,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是碎片化的.与之相比,斯密却能够从普遍的因果必然性中寻找决定规律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之更接近真理一些.在大工业时代里,斯密发现了社会分工之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并将分工问题作为研究的首要问题.可以说,斯密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对分工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述,并将其作为自己整个经济学体系理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以科学的批判法则为武器,对分工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使得分工以较为完整和客观的面目呈现予世人.

1. 作为生产力最为显著表现的分工

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一个原理是公认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③ 可以说,分工是生产力最为显著的表征.

第一,分工是经济组织的运作原则④.分工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形式方可顺利进行,分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组织角色.若是没有分工,一切活动都将处于“无序”和“混乱”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分工协作——众人在生产活动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借助于“集体力”而改变自身和社会的面貌.在私有社会中,分工一经出现,人便被限定在一个“强加于他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以至于“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⑤.可见,分工压制每一个体而成为一个“野蛮主人”.在此境况之下,“惟不断重复完成他的生产任务,才能挣到别人的钱,而其他人也会因为生活需要而被产品所反制”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分工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与人的活动相关,一切因素都受到分工的普遍影响.所以,马克思将由分工形成的社会劳动归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之一.这样,马克思就超越了斯密的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分工理论,将分工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展延伸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

第二,分工“中介”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工虽既不属于生产力,又不属于生产关系,却同时兼具二者的属性.分工有两种表现形式——自然的和社会的.以商品生产过程为例,其中既有生产“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又以分工的形式体现着各个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可见,分工虽是独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社会范畴,但却中介着它们.从生产力的方面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分工的发展,分工则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对于前者,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必会为生产力所决定,这是毋庸置疑和毋须赘述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⑦ 对于后者,当分工形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时候,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就生产关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分工会决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影响到分工的状况.可以说,分工作为一个既异质于生产力,又有别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二者发生关系的中介.

第三,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马克思从两方面述及了分工“力量”：一方面,分工提升了生产力与劳动效率.分工作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即对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或者说分工会产生一种“社会力量”——“成倍增长的生产力”⑧.“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⑨ 分工甚至还创造了一种“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的生产力.可以说,“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有力手段.”⑩ 同时,且不论“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种种“社会接触”就能引发竞争之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就能刺激劳动者提升工作效率.而在现实的工厂内部,由于分工和协作“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而被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分工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世界各民族间的联系都因交往而建立,而互相交往活动又有赖于一定的分工.“各种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大,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原始、封闭状态就会因日渐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分工”的发展而得以彻底改观,“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正是因为分工和社会经济发展,“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度,“农民的民族”卷入“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也从属于“西方”,世界面貌由之改变.

2. 作为一种“剥离器”的分工

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内,分工犹如一个“剥离器”,将一切社会经济存在形式分离为两重存在物.

第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即预示着真正分工的开始.在人类发展史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脑力劳动者从纯体力劳动者群体中剥离出来,均与分工密切相关.分工惟有将劳动分离为两种存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时候,才可称之为真正的分工.物质劳动创造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是人类世界得以存续的基础性条件；精神劳动则创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材料,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惟此“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自此时起,人类文明所需的一切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和文学的等等思想资源都得以创生,并得以承继.

第二,分工诱发着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城乡对立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贯穿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之中.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城乡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的过程.蒙昧时代,没有分工,城乡之间混沌一体；工业时代,分工快速推进,城乡逐渐分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对城乡分离和利益对立的科学分析.分工能够引发城乡利益的对立与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一方面,社会中的工业分工,将劳动力广泛集中于“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分工造就了每一个社会人所属的特定活动范围,人囿于强制性的固定范围内而不能突围.显然,城乡对立的发生与分工有着直接关联,深入考察城乡对立状况,不难发现,二者的对立又根源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同时,生产力不断推动分工的发展,同时也积极地调整和改变着城乡的状况.

第三,工厂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分工类型,二者并存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早在论及“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时,马克思便洞察到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分工,“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征着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而非“工厂内部的分工”.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生产的产品方能成为商品,商品交换方可成为“生产的条件”；在工厂内部的分工中,生产是特殊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二者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工形式,有联系亦有区别.就其联系而言,工厂内部的分工以社会内部的分工为出发点和基础,且会对社会内部发生的分工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尽管二者有诸多联系和相似之处,但它们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更有本质的区别.在工厂内部的分工中,一切都是在资本家的威慑之下进行的,服从于资本家的绝对权威；社会分工则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而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

3. 作为私有制表达式的分工

在马克思那里,“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于同一生产,分工是针对生产活动的过程而言的,所有制则是针对生产活动的产品而言的.

第一,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决定着生产者个人与一切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分工大体上造就了四种所有制形式：与生产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部落[Stamm]所有制”、由部落联合或者战争而成型的“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乡村为起点的“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惟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工发展才最为彻底和充分,人们也才得以充分享受分工带来的便利成果.当然,分工愈发体现其优越性的同时,其不足也会彻底暴露出来——人的片面化和畸形发展.因此,马克思也设想了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这一王国是以不合理的分工的消灭为基础的.由是观之,所有制和分工相生相倚,是同义语.

第二,分工确证了私人劳动的生成,并促成了劳动者“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正因为分工是与私有相等的表达式,分工所划分的劳动即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劳动,有用物之所以能成为商品,主要得益于彼此间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而这些所有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即形成社会总劳动.在一般私人生产中,劳动者并不与社会接触,而只有在交换中才是例外,“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才得以显露.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被证明为社会总劳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在交换中,私人劳动方才真正获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并与社会分工相关联,即“私人劳动”必须要“有用”,以便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继而证明它是隶属于“总劳动”的,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同时,私人劳动产生之后,私人劳动者的身份也得以确立.在商品和货币的交换过程中,分工使商品占有者成为互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其生产活动也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生产.常此以往,社会生产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不再受其自身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第三,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在同一资本的指挥下进行分工和劳作,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又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不仅如此,分工还造成了雇佣工人的隶属性,即工人貌似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并带有资本的烙印,或者说,“资本还催生了无产阶级”.具体说来,工人因为“一无所有”,只能将自身拥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劳力的出卖过程若是断裂,劳动者便一无是处.劳动者只有在分工中,只有在劳动力得以出卖后的分工中,他才有用；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厂中,他才存在.由此,“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二、分工的发展轨迹及其社会效应

分工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表征.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它的容量就越大,劳动分工也越来越发达.同时,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其社会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

1. 分工的发展轨迹

分工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源自于人类对幸福的持续而不间断地追求.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工作越是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越多.分工为我们提供的资源更丰富,更优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日臻完备；艺术作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做工精美；工业产品更是数量丰富,质量上乘.在现代,人类需要所有这些资源.因此,人们似乎在占有更多的财富的时候,才觉得更加幸福,才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求财富.”可以说,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密不可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确证了分工既源自人的发展需要,又源自交换活动；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人类社会的分工先后经历了自然分工和自发分工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

自然分工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极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工形式.“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最初是在各个共同体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 通过考察,马克思确认了自然分工的三大“受制因素”：一是性别因素.“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生理需求的满足和繁衍后代的重任,都在这一初始的分工中得到了合理解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男女性别差异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不同,“男耕女织”的分工即是性别因素而导致的.可以说,性别因素是促成人类分工的首要因素,也是自然分工阶段最为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是年龄因素.年龄因素也是自然分工中的一大制约因素,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体力状况和经验积攒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必须承担不同的分工任务.由于按照年龄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使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各尽其才的生活得以可能.三是地域因素.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域分界是人们很难逾越的鸿沟,制约着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角色定位.人们在不同的地域内,利用不同的地形条件、自然环境、土壤肥力等等而从事着不同的生产协作,收获着不同的劳动产品.“不同的共同体因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不仅如此,与之相伴的还有不同的分工.在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至多能够达到自给自足,而并未余下什么可供压榨和剥削的产品.由此,在这样的原始的分工中,人们之间并未形成剥削和压迫关系.

自发分工是与商品经济和逐渐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分工形式.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克服由于性别、年龄和地域因素的限制,交换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在交换活动中,人们可以互通有无,实现包括劳动产品在内的一切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说,社会分工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的产物.在偶然交换向扩大交换的发展过程中,分工也逐渐从自觉转向了自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主要考察了两种自发的分工形式,即简单商品经济分工和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前者主要以生产资料私有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简单地围绕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的分工活动.它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的交换,甚至在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私人劳动,人们的分工活动和协作精神未曾充分开发,是其主要弊病.后者则是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一种分工形式,是人类分工得以充分发展,是自发分工最为完备的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协作、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经济分工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一,协作.协作首先是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诸多一同劳作的工人在“同一空间”（同一工作场域）的“密集”或“聚集”.或言之,人数众多的工人,为生产同一种产品,就会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劳动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劳作.因而,协作无可厚非地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对于协作,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协作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二是简单协作的实质始终是行动的同时性,生产的过程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劳动场域,或工作场所）”内进行的“同一产品”的“同一生产”活动；三是在“同时协同动作时”可产生孤立单个人所不具有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协作并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并不表现为劳动者拥有的力量,而仅仅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其次,协作可提升劳动效率.协作是“一切以提高劳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提升效率既可创造诸多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产品,更能满足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目的.简单协作虽不属于价值增值过程,但却有助于劳动效率的提升.如此,劳动效率会使得产品的价值降低,而决不会提升产品的价值.一切为提升劳动效率而采用的手段（包括协作在内）,都会使“归资本家所得的那部分价值增加,虽然总产品的价值仍然是由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综合来决定的”.最后,简单协作也能缩减成本.协作一方面“可以扩大生产场地”,对那些工作场地空间跨度较大的工作而言,协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将劳动者集中到一起,将不同的劳动过程聚拢,将不同的生产资料收集在一起,可缩小工人劳动的空间和范围,继而节省成本和减少非必要的支出费用.其二,工场手工业分工.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两种形式.这两种分工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二者的联系而言,工厂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既是社会内部分工的“再现”,又会对社会内部的分工产生反作用.就二者的区别而言,至少可从六个方面得以确证：一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中的单个工人只有受雇于资本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共同产品才是商品,而社会内部分工中的工人所生产的结晶都无一例外地作为商品而存在；二是工场手工业的各个工人以被同一资本家雇佣,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以不同部门的产品交换为媒介的；三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生产资料的积聚为前提,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反其道而行之；四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严格按照一定比例和严格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而“井然有序”地发挥其职能,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却因为偶然和任意而陷于“杂乱无章”；五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是以资本家的绝对权威为前提,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并不承认除了竞争权威之外的任何其他权威；六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创造”不同,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为“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其三,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是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是其主要标志.马克思对于机器大工业的论说主要集中在机器的构成以及使用机器生产的目的上.就机器的构成与运作而言,“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部分组成：（1）发动机,（2）传动装置,（3）工具机”.其运作的原理是“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就使用机器的目的而言,其意图不在于减轻工人劳动负担,而在于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一言以蔽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机器并不能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而是在资本的控制下使用“劳动能力”的结果.

2. 分工的社会效应

辩证分析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用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手持辩证批判的利剑,透彻分析了分工的社会效应问题.

分工作为一种“正能量”,促进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并维持着社会平衡.一方面,分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分工一出现,即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分工协作使得人们的生产能力得以提升,在单个劳动活动中,人们的劳动以零散的形式而存在,劳动的能力完全受制于个人,劳动的积极性也倍受限制,没有协作的劳动,就不可能有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提升.经由分工,不同的人们被集中于同一生产过程中,并有计划地“协同劳动”,必然会产生一种单个人所不具有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生产力”,单个的劳动者在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同他人的“共同工作”中,逐渐摆脱个人的局限而发挥出其应有的“种属能力”.不仅如此,甚至还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力——“集体力”.埃及的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显示出了分工的巨大“力量”.同时,分工协作也提升了生产效率.单个人作为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不再从事整个产品的单独创造过程,而只从事某一环节的生产.这样日复一日,劳动者日趋专业化,其劳动的熟练程度会得到极大提升,继而缩短生产时间,提升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分工的作用还体现在“维持社会平衡”上.分工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地域性的分工则会促成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协作,整个世界的联系在分工的策动下变得日益紧密,并逐步融入一定的经济体系中,原本存在着的一切差异都将消失在分工和协作中.总之,随着分工协作的进行,按照天赋禀性和能力大小而融入不同的劳动过程中,物能够“尽其用”,人能够“尽其才”.工场手工业中普遍存在着的“劳动的质的差别”在此基本上消失殆尽.总之,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异将在分工中得以消除,正是因为自然差异的消除和地域差异的抹平,分工方才显示出维持社会平衡的作用.

分工作为一种“负能量”又造成了人的片面化和机械化,造成了令人吃惊的“对抗性质”.一方面,分工势必造成人的片面化和机械化.在分工中,工人变得片面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结合作为具有强大威力的天命与工人相对立”.在工场手工业中,因为每一工人都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精通于一门技艺.对于整个过程而言,这样的工人不会是“全面的工人”,其生存与发展也只能是片面地生存与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中原本结合起来的“总体工人”,完完全全是由片面的“局部工人”所组成.同时,由于机器的采用,人逐渐机械化了.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畸形发展着,他们不能独立生产,而“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终生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只能以机械的劳动为生,只能以机器般的存在显示其意义.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人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机械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分工也造成了社会上令人吃惊的“对抗性质”.纵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过程,分工所造成的对立状况主要有四：劳动过程中的智力与工人相对立、机器与劳动相对立、机器与工人相对立、总体工人同个人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也逐渐丧失了精神的发展空间,人已不人了.在这样的境况中,工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他们的身体与智力畸形化；工人的神经系统遭受极大损害,他们肌肉的多方面的运动也遭致压抑；工人的整个生活毫无内容,其本身的孤独状况前所未有.“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西西弗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并非“分工”本身,而是对分工的“资本主义应用”展开了有力批判.

三、分工的历史命运与人类的发展前景

分工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其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始终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相连.在一定时期内,分工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分工带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烙上了资本的痕迹之后,分工的存在便会逐渐丧失其合理性,继而走向衰亡.同分工的产生一样,其消亡也开辟着人类发展的新图景.

1. 分工的历史命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这一历史现象也同其他经济范畴一样必须接受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在马克思看来,“消灭分工”指的是消灭旧式分工,而并不是消灭一切分工形式.虽然未来的“自由王国”只能依靠科学知识进行推断,但也很难揣测这一社会不存在分工,也难以判定没有任何形式分工的社会该是何种形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断定“消灭分工”是可能的.其一,“消灭分工”是历史趋势使然.中介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工,是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会消止,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进步的车轮也不会停歇.分工作为人类社会史上的一个节点,势必不会随着人类社会永续长存,其消逝是必然的,这也完全符合人类历史的“新陈代谢”规律.其二,“消灭分工”的肇因在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分工本无优劣好坏,然而一旦受到“资本主义应用”之后便会发生质变.分工不仅使得物质和精神、劳作和享受、生产和消费分属于不同的人群,还会加剧其间的矛盾.受制于私有条件下的分工,人成为片面的人、机械的人,社会陷入全面对抗.而要想消除这一矛盾或对抗,惟有“消灭分工”.其三,“消灭分工”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革命性.较之于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和方法,使得雇佣工人的职能与生产的过程发生变革.如此,社会内部的分工也会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正是得益于革命因素,旧式分工必须要被消灭.

马克思认为“消灭分工”也是现实的.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为“消灭分工”奠定了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消灭分工”亦不例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分工的存废都与生产力密切相连.得益于社会内部的分工,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为城乡、工农、男女、体力和脑力劳动等等一切差别的消灭提供了物质材料.也正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普遍的程度”——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时,分工才会被消灭.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无产者的出场,为“消灭分工”的实现提供了阶级基础.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劳动者阶级,其主要的历史使命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者由于所受压榨和剥削最重,生活苦不堪言,其反抗精神和反抗意识也最为强烈.加之他们由于分工而被聚集在同一生产场所之内,便于组织和具有纪律意识,“消灭分工”的阶级基础已然具备.其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多重的文化形式,是“消灭分工”得以实现的文化基础.随着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宗教、艺术、道德等等都随之发展起来,在日益进步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虚幻的意识形态的辨别力得以提升,披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言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等等,都是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和人们判断力提升的结果.其四,社会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消灭分工”有了可靠的技术基础.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些传统行业和分工或渐行渐远,或已经消失.在现代化的海港码头,已很难看到装卸工的身影；在装备制造业的工厂里,已很难看到车工、铣工的身影；他们都被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所代替.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分工由复杂“回归”简单,由简单进而统一,从而使分工被消灭.

2. 人类的发展前景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中,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充分显露出“异己”的性质,而在旧式分工得以消灭的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状态又该如何呢？马克思虽未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但答案却隐含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中.

在分工得以消除的社会中,物质资料得以极大丰富,物质生产和生活得到了极大跃升,人们的生活境遇也将大为改观.人们在这样的生活中不再为生计犯愁,人们的活动也不再受制于狭小的范围,人们的劳动亦不会反制其自身……总之,私有社会中的一切有碍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限制都将被破除.人们的活动将不再与基本生活保障相捆缚,而是自由自觉的行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将不再是身心受虐,而是身心愉悦；人们在劳动中不再是否定自身,而是肯定自己.“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增值按比例增长着,人的本质也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得到确证.在这样社会中,人们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按照自身的意愿上午干这事,下午做那事；人们也完全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和自己的意愿而选择是成为一个诗人,还是成为一个猎人或者批判家……在分工得以消除的社会中,精神生活资料也不断涌现,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人们的思想境界大大提升.精神生活资料受制于物质资料,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在物质丰腴的情况下,人们不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物质劳作上.相应地,人们将会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人们完全有时间和精力来充实自身,来完善自我,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条件.由此,精神资料必会遍及各地,人们的精神生活必然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再拜倒在“物”的脚下,不会再受“物”的奴役和控制,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人也才成为“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那个限度”.

总之,马克思将这一理想的社会界定为共产主义,它作为一个“彼岸世界”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遥遥相对,只有“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注释：

①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89—190页.

②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78、379、408、409、412、129、90、90、129、417—418、410—416、435、486、560、18页.

③⑤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37、520、537—538、405、534、536、521、521-522、534页.

④⑥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p.59, p.160.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304、312、295、29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付文军：《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兼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主线》,《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405、413、4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928页.

作者简介：付文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3；胡岳岷,吉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