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和二十世纪前期民族自救运动的一种本土化尝试一一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和实践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二十世纪前期民族自救运动的一种本土化尝试一一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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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村治派”领袖王鸿一所提出的以文化自救谋求民族出路的思想主张.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涌入,王鸿一提出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民族自信力”的源泉就是中国文化.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是伦理化的民族；第二,民族盛衰的原因在于学术；第三,拜官主义是民族病源；第四,“村本政治”为民族出路.他主张本着中国固有的精神,以“全民政治的完成,全民生计的解决”重塑中国伦理基础上的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行为,重建学政统一的思想与知识学术的法则,达到“恢复民族自信力”.王鸿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提出“民族自信”的第一人.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了梁漱溟等,掀起了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文化自觉走向和乡村基层秩序重建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关键词：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村本政治”；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４－0８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伴随这一过程,民族复兴作为近代中国人执着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从未停止过.破茧成蝶的艰苦磨砺中,民族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成为民族复兴得以实现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撑.面对近代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不断涌入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存在一种从自任居世界文化中心到退居世界文化边缘的心态巨变和悲观情绪,承载着中华民族自信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二十世纪初,一大批学人和学派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积极投身于以文化自救寻求民族出路的社会实践中,“村治”派领袖王鸿一就是其中的独特代表.在中国乡村深耕多年有着丰富的社会现实工作实践的王鸿一依据自己的思考,提出一种民族自救的“本土化”尝试,就是内在的理性追求路径“恢复民族自信力”,这一思想主张影响梁漱溟等开展了一场蓬蓬勃勃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衰落的民初中国突出重围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尝试.

王鸿一（１８７５－１９３０）,名朝俊,字黉一,以“鸿一”行世,清末濮州沈口里刘楼村人（今属山东省鄄城县闫什镇）,官费日本留学生,是早期同盟会会员,革命时期的革新派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历任山东提学使、省议会副议长、省立第六中学、第一中学校长、《村治月刊》社社长等.他是曹州及山东辛亥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鲁西南近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实业兴国和移民实边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村治派”的代表人物和精神领袖.本文尝试论述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内容和以王鸿一为代表的村治派为民族自救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揭示王鸿一等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意义和社会影响,以此为案例审视２０世纪前期民族自救运动大潮中的本土化尝试面向.

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的提出

１９００年王鸿一考入济南省立高等学堂,１９０１年春,山东考送留日官费生,王鸿一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宏文学院师范科就读.当时的日本正处在甲午战争胜利蔑视排外的时期,在这种氛围中,王鸿一深感个人认同和民族认同危机并存.１９０２年王鸿一回国后先后创办了多所新式的中小学堂、土匪自新学堂、警务学堂、保姆养成所、曹州师范,秉承“以教以养”的理念,对鲁西南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贡献.１９０６年冬季到１９０７年夏初之间,王鸿一加入了同盟会,建立了曹州同盟会组织,以曹州中学堂为基础,组建了革命武装团体尚志社.辛亥革命胜利后,王鸿一任职山东省议会副议长,除了大力发展山东教育外,还促成设立机构曹州府善后局、以发展实业为己任的民治社等民生组织.尽管在教育和实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却没有达到他预想的仿照欧美创办实业、兴办教育、从事革命能够改善民众生计、唤醒民众觉悟、谋求民族出路的目标,各方面的实践后果他认为“成效甚微”,促成了他开始向文化上转向思考,“乃悟一切西洋实业教育政治,殆皆非其道.此中实有东西文化之根本问题.”[１]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民族自救运动思潮蓬勃升起,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引起社会各界注意.京沪新闻出版界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大中学生团体中发展力量.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各政治党派驱使学生参政造成流血牺牲,鲁迅亦对广州北伐军前线拼命的大部分是学生提出批评,这个时候,青年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激进主力军.胡适他们所倡导的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终因学生作为主力军登上历史舞台转变成为政治运动.此时的中国思想界,由于对文化竞争考虑不深,对传统积习的阻力估计不足,对传统资源的优势一概否定,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进入了中学不能为体的死胡同.各色各样的主义纷繁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学说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激进青年傅斯年由衷地说过：“须提着灯笼,满街找超人；拿着棍子,满街打魔鬼.”

王鸿一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民族日衰,文化日微,民生日蹙,一言以蔽之,袭取列强之皮毛,而无彻底之自觉,有以使之然而.”[２]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几乎不存在.“中国民族,近年来对于固有文化,不问好坏,一概不信.中国人说的不听,中国的书更是不读,一切文物制度都是请教‘洋圣人’.”[３]对于这个思想的危险状况,王鸿一从客观的社会历史情况来说明中国人的自信心是怎么失去的：

中国建国数千年,为世界上开化最早、文明最盛之国家.自前清末叶,国势不竟,举国人士,均失却自信力,而崇拜外国之心理,乃日见沸腾,群思效仿列强之文明,跻中国于富庶.因之派遣学子分赴各国留学.其始也,留日学生归来,则思以其所学日本之制度易中国；其继也,留欧美学生归来,则思以其所学欧美之制度易中国.嗣苏俄革命成功,一般激进之士,又思以俄化易中国.众意纷纭,莫衷一是.[４]

王鸿一观察分析当时的民族现实情境,特别是对青年的出路问题深为忧虑.他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是一些杀人运动”,他认为“民族如今是到了万分危险的情状”,“现在一般人,都找不到出路,一般青年,都走的死路.”虽然青年和思想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在做民族自救工作,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在这种乐观之下,同时又发生一种很悲观的反应：

近年来为民族自救运动而牺牲生命的青年,不知凡几,坐在监狱的,又不知若干,为弱小民族问题和违禁刊物而挂累、为思想烦闷走投无路而受无形的种种痛苦,真是举目皆是.而最令人注目者,尤在以如此的大好青年,受了如此的惨报,而社会一般人,并不加以怜惜.不但不怜惜,反而把莘莘学子,视为危险物,比之如洪水猛兽.[５]那么出现这种恶感的现象原因,王鸿一认为是自救运动的方法错误.“我们找救我们民族的方法,还是得向我们民族本身上着想”,这个办法就是“恢复民族自信力”.这是继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以来,王鸿一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提出“民族自信”的第一人.

对于什么是“恢复民族自信力”,王鸿一有一个很形象的解释.他认为,自信力,就是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譬如自鸣钟的发条,自鸣钟没有发条,就会停摆,倘是再拿“他力”去拨动,一定是乱动,乱动就会损坏机件,乱动就是危险现象[６].基于这一点,他进而判断：现在一般社会心理上视青年为危险物,也就是因他系由“他力”即听“洋圣人”的话而运动的缘故,如今欲免除这危险,就是恢复民族自信力.个人没有自信力,尚且不能图生活于社会,一个偌大的民族没有自信力,还能存在于社会吗？要知道世界各民族能自强不息、进化不断的原因,也就是因它先有自信力.

对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怎么样应对“以欧美为主导的近代”.实质上也是面对商业殖民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资源扩张与彼此竞争被动反应和主动选择的问题.跟随西方国家带来的文化概念是“欧美为主导的近代”这一根本的表征和知识体系的建构,这样的知识体系合理化世界范畴内人们各层次的社会认同———让主导成为主导,边缘永居于边缘.相对于胡适对此问题本着科学实验的立场来对待,李大钊从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出发,坦白地告诉人们：“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７]因为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转向,也使得国内思想界的权势在欧美之外又增加了苏俄一极.王鸿一看到这一点,也看到了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旧传统的破坏,他所主张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理性变革的主张,对于旧传统中的坏的部分要坚决革除,但是采取暴力运动特别是青年学生基于正义驱动下的野蛮行径以及由此带来的牺牲是他深为痛心的,反思这些情境,他由此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本着中国固有的精神,以“全民政治的完成,全民生计的解决”重塑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行为,重建思想与知识学术的法则,进而“恢复民族自信力”.

王鸿一提出的“民族自信力”的概念实际就是“民族生命力的自信”,是一个民族生命从内在出发可以发生速度、方向、外形变化的“力”的变量.根据柏拉图的对于“力”的解释,柏拉图的力的概念是非物质的,自然之所以赋予运动的本性,完全因为有一个不朽的活着的精灵,自然间的所有力的最后源泉是隐藏着的世界灵魂,它才是一切物理活动的根源.

二、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的体系

具体到如何“恢复民族自信力”,王鸿一认为首先要先明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民族”,接着提出问题“是否可以把他人的东西硬来个活剥生吞削足适履的仿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找救我们民族的方法,还是得向我们民族本身上着想”.[５]王鸿一认为这个“民族自信力”的源泉就是中国文化.他提出“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是伦理化的民族；第二,民族盛衰的原因；第三,拜官主义是民族病源；第四,“村本政治”为民族出路.

(一)中国是伦理化的民族

这是“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的最基础的概念,也是整个思想主张体系架构的底座.王鸿一提到“中国文化为民族生命”“民族的命脉全在文化”,而揭橥中国文化的重心就是伦理.

王鸿一提出的文化是指：

夫所谓文化云者,乃一民族生活相续之状况,分析言之,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方面.因各民族历史、环境、风俗、习惯之不同,各有偏重之发展.中国民族以天赋情感之发达,人事关系之密切,而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遂形成特殊之亲密,而所谓人伦问题者,遂蔚为数千年来国人公认之常经,人人能知,人人能行,即愚夫愚妇不知不觉者,亦生活其中,丝毫不加勉强,切不可须臾离者,谓为文化重心.[４]

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第一,人伦为文化重心,不是孔子一家之言,是中国历史的传承而来.有些人认为,人伦观念是孔子创立,为儒家一家的学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和其他一般道德的说明都是孔子所想所意,不应该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心.王鸿一进行了反驳,“孔子是祖述尧舜、继承其正统思想为之集大成者,是述而不作；尧亲九族,舜敷五教,夏后殷周设庠序学校以教万民,亦皆以明人伦为惟一之方针.”[４]秦汉以后的朝代,虽然君主多用策,以达到长久专制的目的,但是仍然假借“孝悌”的名义,以笼络社会人心.历代有为君主,能够顺此轨道,虽然假借利用“人伦孝悌”,往往都能够延长数十年或者数百年的运命,否则,虽然君主英武盖世,亦会旋踵而亡.

第二,人伦观念,完全根于人情自然,不是任何人能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能打倒的.人伦观念深入人心,不移动,有两点原因.一是人类生活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仅有现世观念,人类生活则有三世观念.三世观念是指过去之信仰、现在之生存、将来之希望.中国注重人伦,故过去之信仰在父母祖宗,将来之希望在子孙后代,真实自然,与所谓天堂地狱纯涉玄想者,完全不同,故根基巩固,不易变动.二是西洋之经济重心在工商,中国经济重心在农业.中国是小农制农业国,以古代井田阡陌制度的推演,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有和谐家庭分工协作,各尽所能.农业社会不变,人伦观念的变动也不可能.[４]

（二）“中国民族盛衰”的“真关键”在学术

王鸿一认为“中国民族在春秋之前的文明,很可以说是在世界最盛的民族.自晋宋以后渐渐衰弱,到了今天真是衰颓的不像样了.为什么盛则如此其盛,衰则如此其衰,这全是学术关系,盛于学术昌明,衰于学术错误.”所以,民族一衰到现在,仍被西洋所轻视,原因就是由于学术错误成为奴学.王鸿一把政治称为“治统”,把学术称为“学统”,“治统”与“学统”达到统一就会实现民族强盛,否则即衰.三代以上是师统政治文化,以正义为重心；秦汉以后,是君统政治文化,以势力为重心,学术完全受势力的支配.春秋大义本是明是非的,秦汉以后胜者即是,败者即非.三代以前,治统与学统是一件事.师统政治,本诸“作之君作之师”,是伦理化的民族“合理化”的政治,是以“孝”为中心.秦汉以后,将治统与道统分开,遂成大错.唐虞九官周六官,皆是实用的学术.及汉以后一误于黄老,再误于佛,下至晋宋,流为清谈,汉以训诂宏博为学,唐以诗赋风雅为学,宋以性理玄妙为学,完全失去上古治统学术的真意.当时学术思想完全受势力的支配.

王鸿一认为,“忠”本不是人伦中的概念,秦皇汉武大盗窃国,把伦理结晶点的“孝”字上硬加上一个“忠”字.忠本是一种心理的名词,处事接友皆用的,竟变为伦理的名词.他进一步分析说：

明明君臣有义,竟解为君臣有忠.把对国家对社会性分中之忠,变为臣民对君主专用的片面的愚忠.把君臣有义,变成君有无限的权力,臣是无条件的服从.所以民族能为盗贼的奴隶,便能为贵族的奴隶,胜者即是圣祖神宗,败者即为盗寇,全是奴性学术误了.此等错误,直至清初的几个大儒顾颜李傅等,才将此点认清,故傅青主谓唐宋以后之儒谓奴儒.这几位先生既认清此点,故备历艰难,始终不屈服异族.辛亥革命,推翻满清,都是由他们这种精神生出来的结果.中国民族之能复兴,民族革命的动机,全是清初几个大儒的学说造成.[８]

他进而把现下治学者分为三派：一是由宋学及佛学演来之玩弄意境派,一是由汉学及文学演来之增多技能派,一是由哲学及法政学演来之知识专修派.这三派皆不能解决今后思想问题,“因非有为学即是为政,为政即是为学之路子,不能适合现代之思潮也”.王鸿一认为应该建立的思想和知识学术的法则,不是依据权势的支配,而是依据国家、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顺应时展,解决时代问题,达到“学统”和国家治理、民族强盛“治统”的统一,才能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三)拜官主义为民族的病源

根据对当时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王鸿一对于东西方存在的问题简单概括为,西洋是拜金主义,中国是拜官主义.西洋中的是富病,中国中的是贵病.有鉴于此,中国不能拿治疗富病的药来治疗贵病.“西洋中了富病,所以他们对病发药,一切政策学说,都是治富病的.中国人不问自己中的是什么病,硬把西洋的药来吃,譬如得了病了,到邻家去寻一个药方,就吃开了,不问对病不对病,吃错了不说药方不对,只怪病害的不对,这不是大大的错误吗？”[８]

王鸿一乐观的认为,中国并不是整个的中了病,只有一肢一脏受了病.受了病的是中国士农工商中的士这一种人,而农工商这三种不独没受病,并且还很健全,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还赖他们生存.那么“士”受的病是什么病？一言以蔽之,“士这种人所作的事,都是劳力小而希望大.”[８]士人所作的事主要是指在政界和军界,教育界也可以带上,这些人一是思想错误一是制度引诱,“读了几年书便希望做官,做了官便可以往家里拿钱,本来是便宜事.”[８]这个病的发源“秦皇汉武觑透了士人这个弱点,即以此引诱人人入其彀中,士人的病越害越深,直至现在尚未铲除.”所以,“辛亥以后,叫什么中华民国亦好,什么中华党国也好,实际上还不是一个中华官国吗？”[８]

这一点点明了当时的地方士绅或者是作为传统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在晚清以至于民初在新的政治制度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成为辛亥革命中最大的获利者.一部分人进入权力阶层成为代表新权势的官僚,一部分人在新的形势变革下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许纪霖分析指出,无论是转化过来的新官僚还是新知识分子,都没有承担起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担当,其原来所具有的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与城市和乡村精英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

民国初年,所谓民国革命元勋,纷纷登入仕版,“其剥削百姓不亚于满清,攀龙附凤者比比皆是”,王鸿一不满这种革命者为德不卒,在１９２８年国民党定都南京之日,致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兼训练部部长靳鹤声,建议国民党委员会,在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加一个“民德”,以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标立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德行养我民族之主题精神”[９].但彼时的国民党政权踌躇满志于所谓革命事业的扩张,对于王鸿一的主张嗤之以鼻,以不识时务断然拒绝.

(四)“村本政治”是民族出路

王鸿一认为：恢复民族自信力,在完成全民政治,能解决全民生计.“夫全民政治者,乃政权操之民众,治权握之贤能,而政治之利益,归于全民之谓也.”[１０]君主统治和欧美主义代议政治、苏俄政治都与此相违反.欧美代议政治,是资本大王专制；苏俄政治,则是社会投机分子,假借无产阶级之名实行少数专制.王鸿一认为惟独“吾国萌芽于三代中断于秦汉之教养政治,实满具全民之精神.”中国今后应本着固有的文化精神,造成人格化的公开政治和教养化的贤能政治.教养政治中,“政”就是民事,包含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种种日用行常的问题；“治”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使各得其所.“教”就是“明人伦、济民物”,“养”指“厚民生、兴民利,所以补不足,非以积有余.”这样才能“政权公诸天下,治权付之贤能,一切措施,用以解决人类生活各种必要之问题,以求平民之安宁与福利.”[１０]并且,不仅仅如此,王鸿一指出,此教养政治下的全民政治,也是登进大同必有的路径.

王鸿一对于中国长期处于漫长专制历史、缺乏传统深为痛心,他分析只有“村本政治”才能实现政治下考试、选举两权.他认为,民众有选举权是政治产生、形成、延续的基本条件.欧美选举权沦为资本家大地主把持治权压迫工农民众的武器,不可能真正维持政治的生命.他分析中国秦汉以后君主传统政治是一姓一家之私事,所需要的模范治才,只以“罪臣当诛”、“天王圣明”为信条.而考试抡才制度利用知识阶级的拜官心理,以文艺词章悬一富贵利达的目标笼络天下士子.王鸿一提出只有建设“以村为本位”的村本政治,才能实现“一切权利,根本在民”：

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权力不能被极少数人所垄断,阶级也不可能产生.村中治权,由村民直接选举本村贤良.由此对选举者方面,可以做到真正选举有能力之才；对被选举者方面,亦可以促使当选者努力建设干出一番成绩.村以上官员,由服务村治人员根据考试选举原则累升递进,他们起自田野,深知民间疾苦,一定能关心民生、代表民意.所以运用政治下考试选举两制和考试选举两权,使民治基础得以巩固,民权得到保障,从而实现政治.[１１]

如何建设村本政治,王鸿一分为村制、村政两部分.村制是规划农村组织及市区办法,制定村民行使四权规条及村市中一切规约；村政是实施保持秩序、增进生产、培养村风、开通民智四部分村政措施.对于以村为“本位”的秩序维持,要以礼教为主,以法治为补助.具体的实施,他并没有局限在农村区域,“其在乡村以编村为政治组织之单位,化农工商学为一家；其在城市以编街为政治组织之单位,化农工商学为一家”.这样做的好处,能够实现“无阶级的分化,故亦无所谓斗争”,“以全民建设,代替阶级斗争”[１２].不去分析他的阶级消除的观点,村制、村政的具体规划和村中治权直接选举的办法可以看出,他所设置的“村本政治”被赋予了地方行政机构性质和地方自治性质的双重职能.而他更进一步得出,由此地方自治的实践,可以巩固民治基础、保障民权使用,从而实现政治.这一主张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和英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莱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人们在积累地方自治的经验过程中,学习到了作为市民的责任义务和公共利益以及关于形成共识的知识,由此能够学习主义的实践,强化主义体制.

除了“村本政治”的实践以外,作为王鸿一提倡的“生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移民实边”.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解决贫民生计问题,“恢复民族自信力”不单单是解决精神问题,“以教以养”还要吃饱饭,谋求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全民生计”的解决.王鸿一从两个方面推行,“从政治方面进行,使国家把开边问题,定位重要政策,从社会方面极力鼓吹,劝导有钱的人向边疆投资”.在周自齐、冯玉祥等支持下移垦实边在西北包头和五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综上所述,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逐渐展开.存在的问题是自信力的缺失,自信力缺失的现状是什么,基于此现状来分析问题,要了解中国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接着论述民族自信力缺失的原因和病源.解决问题是论述以“伦理为体,教养为用”基础上的“村本政治”是民族出路.这个理论构建能够让人们对自身民族在历史上的存在以及存在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以此来反思进一步知道如何对待、体认、珍惜民族自有文化,造成健康的民族心理,以此为基础来积极改进社会现实.王鸿一在其为之落实的实践中,从大力发展教育与实业,转向文化思考,提倡“生人运动”,推行“移垦实边”到“村本政治”集大成,理论和实践形成了闭环,并在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三、“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的实践及其评价

王鸿一的思想主张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王鸿一从宣传、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梁漱溟最大的支持,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进而影响到全国成为一种广泛而实际的运动.

１９２０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陈亚三是王鸿一的学生,就把梁漱溟及其思想介绍给了王鸿一.王鸿一“遽如饥渴之得饮食”,专程去北京拜访梁漱溟,两人开始交往.次年,王鸿一筹划梁漱溟到济南讲学,济南期间两人多次谈话,甚感思想抱负志同道合.后梁漱溟在王鸿一邀请下筹办曹州中学高中部、重华书院,实现了从书院讲学到社会活动的重要跨越.梁漱溟对于乡村状况并不了解.在与王鸿一相识以前（１９２０年）,梁漱溟主要是专心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理论思考,只是提出了用中国传统文化自救中国的想法,至于具体如何自救没有具体方案,对于社会实践层面的操作也是空白状态.这一时期在山东的经历给了梁漱溟社会现实的教育,也影响和丰富了他对乡村问题、对中国问题出路的考虑,起引导作用的是王鸿一.

１９２２年,王鸿一遇梁漱溟之后不久,在山西和河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坚定把村落自治政府看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１９２４年,王鸿一来到北京,联合翟城改革创始人米迪刚创办《中华报》社,组织村治研究部,公布关于村落自治的思想,发表《建国刍言》和《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呼吁在乡村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将使村落成为基本权力单位,这一组织由此以“村治派”闻名全国.与王鸿一的长期接触以及广东、曹州乡村状况的见闻,梁漱溟终于转变了他最初的态度,宣告了“觉悟”,他现在“敢于相信”王鸿一关于乡村复兴改良运动这类计划不但能使中国生存下去,而且能使中国残存的“原初”文化获得新生.[１３]１９２９年１月,王鸿一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杂志社.这是此后１０多年中涌现的众多关于乡村改革杂志的第一家.１９２８年５月梁漱溟回到北平,王鸿一即邀请梁漱溟一起创办专门研究乡村问题、培训青年乡村建设者的机构.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河南村治学院建立,在王鸿一极力推荐下,梁漱溟任村治学院教务长,此后,梁漱溟接王鸿一担任了《村治》月刊主编.以上实践活动获得的经验、对于乡村问题的近距离观察和思索,加上有《村治》月刊的主编平台使得梁漱溟对乡村改革的思想作系统阐述,遂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理论家.后来,梁漱溟得到韩复渠的支持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王鸿一和冯玉祥的早期引介和推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大批骨干如梁仲华（院长）是王鸿一原来村治派的成员,孙则让（副院长,菏泽人）、陈亚三（训练部主任,菏泽人）是王鸿一的学生,后来增辟的菏泽实验县是王鸿一的家乡,所以,这仍是王鸿一“村治”主张的继续.１９３０年５月,王鸿一病逝于北平,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着：“余不惜病躯,仆仆各方,注全力于‘村治’与开边事业,以完吾初志”.梁漱溟在《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中写道：“先生往矣,先生精神所感受于人心而遗于后者,得不失焉,得因以继续发挥光大之焉,则近为民族所利赖,远为人民所利赖,是在先生固有其不朽者矣！……继续先生之精神,薄劣如愚,虽知其不能堪,顾得已于自奋乎！”[１４]这番肺腑之言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两人之间浓厚的情谊,也从侧面反映了王鸿一对梁漱溟的影响.１９３０年６月１日刊登在《村治》第１卷第１期的梁漱溟所著《中国民族之前途》的目录和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体系框架基本一致,更倾向是王鸿一思想主张的具体展开.

在王鸿一的倾力支持下,梁漱溟实现了从一介书生向社会活动家的转变,也寻找到把自身理想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广阔平台.对这一点,美国学者艾恺评述：“王鸿一终于还是想出了一个乡村改革计划,并最终成功地使梁漱溟转向了乡村重建工作.”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文明教授孔斐力说：“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王鸿一一生著述并不多,王鸿一自己说“吾平日好谈事实,不好谈思想,恐引起纠纷,反于事实有碍也”,他是个行动派,一直为推动自己力所主张的事情不断奔走、亲力亲为.王鸿一在《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一文中分析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至吾所特别致力之点,即以志帅气是也.吾志为何？即根据文化之伦理、教养两原则,恢复民族自信力是也.”[１５]在他设定的这个目标、路径框架下,他先是致力于教育改革、实业发展,辛亥革命后任职省议会,以先养后教原则推广于全省议会政治,后组织移垦实边、村本政治,亦是以文化伦理教养思想建设理想农村,以此逐步递进进而改造中国,实现民族出路.他在鲁西南所做的开拓性的教育工作奠定了鲁西南近代教育的基础；他组织的移垦实边,帮助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在一定时期内有了生计；他倡导的“村本政治”经过梁漱溟等人的推行形成了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为重建被商品经济和革命运动摧毁的乡村基层社会秩序提供了借鉴；他对当局的公开批评、誓为民族文化担当有为的气魄被人称为“一个大丈夫”.[１６]何兹全先生评价王鸿一：

没有人不称赞的.谁人提到他,都是称“鸿一老师”.有雄才,有抱负,为人豪爽,侠士胸怀.打开鲁西落后闭塞之门,使鲁西对外透透光,呼吸呼吸外面世界一点新鲜空气的,鸿一先生是第一人,他是我们那一带的圣人.[１７]

王鸿一在幼年时期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孔子和孟子学说中人文伦理的对话阐释给了王鸿一很深刻的影响,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一批坚持民族气节的新儒家所秉持的反思理念启发了王鸿一的思考.王鸿一所坚持的不是要恢复古代的礼制,是对于传统价值的既保守又开放的新诠释,是要努力将传统拿来做创新的运用：基于伦理重心的文化对于目前中国所处境遇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但是这样的努力和主张在王鸿一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与当时思想主流相抗衡的立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最盛的思潮一是西方自由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民族固有文化”在社会上似乎已经是极为落后的,鲁迅说“吃人的礼教”,陈独秀说,“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当时对于民族固有文化的坚持,被批评为“保守主义”,甚至被称为是“顽固的反动思潮”.

今天来看,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是当时正常的文化继承和文化选择,是面对当时民族挑战的历史反应,不仅仅是要保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是吸纳欧化精髓的创新性发展,并不排斥,恰恰是相反,他力倡体制的实施.上述他所主张“村本政治”中考试选举两权并用的政治实践,已有清晰的轨迹可寻.他在谈到教育革新问题时,对自己的坚持阐释说：“惟朝俊并非孔教信徒,欲定儒术于一尊,更非欲保存历代专制帝王以太牢祀孔子之旧典”,但“应确定根据中国文化精神,奠定人生态度,并吸收融贯西洋科学、民权两精神下种种学术”.他认为伦理是中国文化的“重心”,“是则吾国伦常文化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之美德,可列为精神教育以奠定人生态度,发扬民族精神,而西洋之科学及民权两种学术,可列为实用教育,以供给人生工具,适应世界潮流”.这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具体的中体西用方案.“中”与“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如果独提倡伦常文化而不以科学民权两种学术调剂之补益之,则学术上性理之空疏,人生上礼教之束缚,秦汉以来政治上种种障蔽,断难解除.倘非修明人伦以奠定人生态度,而以科学民权为人生之究竟,则足以西襄乱源遗杀机,而为世界人类之祸媒,如列强之劳资斗争,欧洲之世界大战,皆其昭然表现者也.”[１８]王鸿一所坚持的是因袭与革新并进的文化追求,是批判性的积极的道德建构.近代以来,关于“中体西用”的争论很多.严复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不能想当然的“牛体马用”.张之洞主张折衷主义采取“体用”二分的方式把中学和西学配合起来,王鸿一则又延伸一步,把西学中为“体用”的两个方面科学和民权都拿来为我所用,由外及内,由表至里,为在最基本的治理层面上推进科学和民权的运作创造了理论条件,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钱穆认为,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只能通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坏都面对它,中国人的未来实植根于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北美汉学家狄培理亦看到了近代中国对于文化自觉的丧失：“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地失去了这种自觉的本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作是西方而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的过去,这种态度使近年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道’的道理.”[１９]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每一种文化主张各有具体的背景和利害,就近现代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如何才能够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２０],这是作为后进的民族或国家,都必须考虑、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正是寻求民族内在的、秉承于民族本性的文化之道并实践之,是一种理性的变革尝试.在经济发展方面,王鸿一特别强调均平分配,在政治发展方面,强调、平等观念,在文化方面,强调承继传统文化.综合来说,王鸿一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的主义者,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历史的选择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的合力”[２１],虽然处于当时历史叙事的边缘,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的主张和实践也是当时相互交错的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建立在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基础上发出的声音,付出的行动,都有其积极的意义.正如巴克尔所言,任何学科的哲理（就是它的真理）都不在它的中心,而恰恰存在于它与其他科学交叉连接的边缘.在民国初年民族自救运动澎湃开展的大潮中,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及实践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积累和凝聚的“本土化”情感认同、民族自觉担当,正是这一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鸿一．遗言[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１９７８．８０．

[２] 王鸿一．建设村本政治[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２１．

[３] 王鸿一．中华民族自救运动之研究[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５０．

[４] 王鸿一．伦理为中华重心案[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７；８；９；１０．

[５] 王鸿一．中华民族自救运动之研究[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１９７８．４８．５０．

[６] 王鸿一．中华民族自救运动之研究[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１９７８．４９．

[７]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Ｍ]．华文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２２－２２３．

[８] 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之研究[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４２．

[９] 王先进．忆王鸿一倡导民德[Ａ]．《联合周报》文史版[Ｃ]．１９８９．

[１０] 王鸿一．建设村本政治[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２２；２２；２３．

[１１] 王鸿一．政治下考试选举两权并用之精神[Ａ]．王鸿一遗集[Ｃ]．台湾：山东文献社,１９７８．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