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搶劫與抽血《盛世危言》讀書劄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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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之華,諸般手段,目的只一個,搶錢.晚明以來二百五十年的白銀進口所攢下的那十幾億兩白銀,為中國招了賊.晚清七十年紛紜複雜的歷史,只要抓住了這個綱———賊來搶錢———就能理出頭緒來.這一點,鄭觀應看得明白,《盛世危言》就是一部研究如何反搶錢的著作.鄭氏所謂商戰,說到底,無非就是想辦法如何抵抗列強的搶錢.
說到搶錢,人們可能會聯想到歹徒搶銀行的場景———錢袋子碼在倉庫裡,撬開門進去,一把抓起來,揹上就走.十九世紀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搶錢運動,可不是這麼簡單.十六世紀大西洋貿易（或曰世界大三角貿易）開始以後,亞非拉國家挨搶的,並非中國一國.到加納搶黃金,到南非搶鑽石,到墨西哥搶白銀,以及後來到中東去搶石油等等.但是,這些搶劫,所搶者基本都是受害國地底下的東西,那東西原本只睡在地下,洋人不去挖,當地人民也未必感覺到它的存在,洋人去挖了,雖然無論怎麼說都是對受害國的資源掠奪,但事實上對當地人民原本的日常生活未必會構成太大的負面影響和干擾,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它還可能會給受害地的經濟生活帶來一種膚淺的繁榮.然而列強到中國來搶劫,主要地可不是搶埋在地底下的東西,（當然,洋人也在中國開過礦,搶過中國的自然資源,特別是日本鬼子,但與主流搶劫渠道相比,這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是搶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循環流通著的東西,中國社會機體的血液,白銀,更明確地說,貨幣！兩種不同的搶劫,前者,如同搜一個人的腰包,扒一個人的衣服,抄一個人的家,後者,則如同是抽一個人的血.列強到中國來搶銀子,本質上就是到中國的社會機體上抽血！理解到這一層,方能理解到,世界近代史上,亞非拉列國,中國受害其實最甚；方能理解到鄭觀應這句話的切膚之痛：“似此層層剝削,節節欺給,再閱百十年,中國之膏血既罄,遂成贏痿癃病之夫.”（《盛世危言》“商戰”）抽血,需要針頭針管一整套的工具器械.尋釁、開戰、簽約、索賠的兵戰機制,是“針頭”；後面跟著由開設口岸、開闢租界、把持海關、控制稅收、傾銷洋貨、進口鴉片、建立銀行、放債取息、催逼賠款、操縱金融等一系列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乃至文化的措施構成的龐大的“針管”系統.
“針頭”所向,往往是,一場戰爭下來,一筆新的戰敗賠款壓下來之餘,通商口岸增加了,關稅降低了,洋貨傾銷更猛了,我寶銀在這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中源源流出.如鄭觀應算的賬：“總計彼我出入,合中國之所得尚未能敵其鴉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瘡,數千余萬金之虧耗胥歸無著,何怪乎中國之日憊哉！”（《盛世危言》“商戰”）
抽一個人的血,會導致其失血貧血,會把人抽病抽死.“據粗略估計,1814-1856 年間中國白銀的外流量達到了中國白銀總供給量的18%.”（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這個18%,說的僅僅是十九世紀上半頁非法的鴉片這一條管道從中國經濟機體上抽走的白銀流量.即使僅就此一條管道而論,想一想,類比一下,一個失血18%的人,會有什麼症狀.煙毒害民、白銀外流、銀貴錢賤、民變頻仍、刀兵四起、債臺高築、厘金氾濫、民不聊生、財政崩潰———即使沒有鴉片戰爭,沒有列強入寇,沒有海關易手,沒有外國銀行,沒有戰敗賠款,僅僅是鴉片這一個因素,就足以把一個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體迅速變成了一個如此病入膏肓的人.
如果把這種通過貿易（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途徑進行的抽血稱為“文抽”的話,則直接地以戰爭敲榨賠款可以稱為“武抽”.武抽較之文抽狠多了.隨著戰敗賠款在數額上一戰比一戰翻番,清廷為償還賠款,往往要借新債還舊債,借商債還兵債,如此,一債生一債,一息變兩息,中國土地上的外國洋行、銀行因之大發橫財之餘而我中國金融盡歸洋人控制,中國的膏血通過這連本帶息、“一債兩息”的機制大量流出.不算貿易上一年“數千余萬金之虧耗”,也不算兩次鴉片戰爭及其他零星的戰敗賠款,僅馬關、辛丑兩條約的賠款,連本帶息,已足以將全中國的貴金屬貨幣存量悉數抽盡,把中國經濟機體的血液抽幹.
一般說來,一個政權,不管是哪種性質的政權,其生死存亡,皆系於其財政.財政死而國家亡,是一般的歷史規律.中國歷朝歷代的亡國故事,皆與一個基本事實相聯繫：朝廷收不上稅來,財政入不敷出了.清朝的垮臺,也循著同樣的規律,導致其“財政死”的原因也是朝廷收不上稅來,財政入不敷出了.但與往世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其主要的財政蛀蟲已不是國內的地方豪強,而是外國列強；第二,收不上稅來,不是因為在財政收入意義上的稅源萎縮,而是因為在財政支出意義上的巨額的債務開支向稅收的擴大提出了它所難以滿足的要求.當外債高到“竭一國之歲入,乃僅供納息之數”（康有為《金主幣救國議》）的時候,國家就垮臺了.列強入寇,種種手段,所為財來；滿清之亡,般般原因,皆關財政；鄭氏謀國,條條道理,總在爭利.所憂者,國家財源多有“絕大之漏厄”；所慮者,“以天下利權授之外人之手”；所氣塞者,中國稅制“體恤洋商,恩施格外”；所眥裂者,“中國之膏血既罄”.總之,財政問題,是晚清歷史的中心問題；財政思想,是鄭觀應思想的核心內容,故而,讀《盛世危言》,鄭氏財政思想應當是作為核心內容而首先加以認識的.當經濟已是外債經濟,政治已是外債政治,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主要聯繫方式是債務關係的時候,國家的一切問題便都成了財政問題,都成了亡國問題.
說到財政死國家亡的道理,還可以比較一下明朝亡國時的情況.明之亡,也是因為財政死,而且,其財政死也與白銀有關,甚至也與國際因素對中國白銀市場的衝擊有關,但說到底,它那“財政死”,死的純粹只是財政本身.國庫裡沒銀子了.國庫裡沒銀子,民間還有,商人還有,國家的白銀都藏在商人的地窖裡.而晚清的銀禍,則是整體性的,洋人的吸血針管不僅僅是通過把持海關和敲榨賠款的機制而插在清廷的國庫上,同時還通過國際貿易的市場機制而插在整個國家的經濟機體上,如鄭氏所陳者,“我之受害者縷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則曰鴉片每年約耗銀三千三百萬兩,一則曰棉紗棉布兩種每年約共耗銀五千三百萬兩.此盡人而知為鉅款者也,不知鴉片之外又有雜貨約共耗銀三千五百萬.”等於是整個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與清政府的財政赤字,兩個赤字合在一起,製造了國破民窮“膏血即竭”的局面,推著清王朝走向滅亡.
晚清的對外戰爭一場接著一場,其中沒有一場是中國發動的,但沒有一場最後的戰爭責任不是由中國來負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家裡一次次惹著了別人,一次次地當上了戰犯,一筆筆地欠上了戰爭責任債.一般說來,戰爭如同賭博.賭贏了,不但戰爭成本可以收回來,還會有利潤,甚至巨額利潤,因為戰勝者可以勒索戰爭賠款.賭輸了,自身的戰爭成本化為烏有的同時,另外還要再籌資以償付戰敗賠款.但晚清中國的這些戰爭可算不上是賭博,因為賭博的原則是“願賭服輸”,而晚清中國是被人強行拖進賭場的,它自己並不“願賭”,但卻必須“服輸”.戰爭越打越大；逢打必敗,不敗也敗（如中法戰爭）,逢敗必賠；敗得一戰比一戰慘,賠的一戰比一戰多；最後兩敗,甲午之敗與庚子之敗,兩筆戰敗賠款連本帶息加銀價下跌的因素,已足以把中國的大地上的全部白銀存量盡數囊括而去,終於,如南海先生所預言者“國不求亡而自亡”了.中國的國債問題,總體上與這不斷的戰敗和不斷的戰敗賠款緊密相關.戰敗賠款一般不可能即敗即索即賠即付,總是要有個償付期限,在此期限內,賠款就成為債款,所謂的“賠轉債”.在財政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朝廷往往需要通過借新債還舊債、借商債還戰債、借甲債還乙債的辦法來艱難應付.洋人有自己的大戰略：這一邊,通過不斷地發動戰爭而敲榨出更多的戰敗賠款來；那一邊,遍佈中國大地的、受其政府背後操縱著的外國在華銀行,張網以待,通過發放貸款“幫助”中國償還戰敗賠款,再賺一筆利息和其他利益.敲榨賠款與放款取息,兩條機制平行互動.
例如甲午戰爭.戰前,為打仗借了四千多萬兩；敗了,借的這四千多萬兩外債就此揹在了身上,還要繼續為籌備戰敗賠款而再借外債.馬關條約定的賠款額,明面上是二億兩白銀,另有威海駐軍費、贖遼費等一應零碎,靠清廷的財政收入斷無力償付,只有再借外債以應付.這又為另一批列強帶來了大商機,“英國估計到中國勢必戰敗,戰爭結束後必定要為清償軍費賠款而舉借外債,因此,在1894 年底,它就已在抓緊計劃怎麼承貸款項,以增強自己在華的威勢和影響.”（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上冊）日本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而敲榨賠款,這是一條發中國財的途徑,英國發放高息貸款以“幫助”中國償還賠款,是發中國財的另一條途徑.最後,經英、德、俄、法幾國間的勾心鬥角,最終達致三筆借款,共計3.1 億兩庫平銀.如此,一場戰爭下來,中國頭上便生出了兩類債主,一類是因兵敗而形成的債主,一類是為繳交戰敗賠款而借款所形成的債主,中國的膏血,通過此兩個管道流出.這其實並非僅是甲午戰爭與馬關賠款的邏輯,而是整個晚清時期的邏輯,以至於到清末時,列強之間圍繞著向中國貸款展開的競爭和各種陰謀詭計,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冊重要的畫卷.世紀末的庚子賠款可謂是畫卷中最熱鬧的一頁.庚子賠款理論上的賠款額是4.5 億兩庫平銀,加上利息和銀賬金付的匯率因素,翻一番有餘.與馬關賠款只有一個國家的債主不同,庚子賠款的債主有十四個之多.而且,馬關賠款中,賠款的債主是日本,倚之發放貸款而取利的債主則是另外的國家,各發各的財,但在庚子賠款中,發這兩種財的基本是同一批人,同一批國,只是,由庚子賠款所衍生出商業性外債的機制,較之馬關賠款要複雜得多.
晚清歷史上有一些外債的舉借看上去與對外戰爭及對外賠款並無直接關係,例如朝廷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平定亂以及為進行洋務運動等舉借的一些外債.但深入來看,這些外債本質上仍然根源於列強的入侵與掠奪.若沒有罪惡的鴉片和鴉片貿易,中國何來銀貴錢賤？若無銀貴錢賤,中國緣何會爆發民變？若無民變,中國何來“軍興”？若無軍興,中國何須借洋款？還有,即使是看上去純屬中國內部事務的洋務運動借款,本質上也是由列強逼出來的.若無列強以堅船利炮相迫,中國何須探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須知,在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的各門各派中,是萬萬也找不出纖毫的工業化思緒的.若無外強之滅國滅種滅教之威脅,中國人是斷不會扔下自己反觀內省、恬淡虛無、寧靜致遠、尊重自然、憂道不憂貧的生活態度,在借洋錢造洋炮以禦洋敵之荒唐幻想的誘惑下,一步步陷入這毀天毀地毀世道人心的工業化泥潭的.
晚清七十年,從五口通商,到十四口通商,到四十九口通商,經濟機體的失血越來越嚴重的同時,“經濟”本身“搞”得卻越來越“活”,GDP越來越大,如同一個血越來越少的人,身體卻越來越胖.由對外通商催生出的海關稅和厘金稅等新稅種的加盟,使得國家財政的塊頭也越來越大,國庫出來進去的流量越來越大,但國庫的底兒卻越來越窮.幸虧彼之清政府的宣傳部門沒有根據這“越來越活”“越來越大”“越來越胖”的事實而捏造出“中國崛起”的理論遺笑後人.大年五更死了驢,怎麼樣都得說好,這本是中國人的話語方式,如《盛世危言》之書名,怎麼能把那個時代稱為“盛世”呢？鄭氏一介布衣,並無因言獲罪之慮,那時的朝廷也無“抹黑”“唱衰”等政治帽子,“盛世”一詞由他嘴裡說出,肯定不是假話,而是個糊塗話.一個身臨其境的諸葛亮,也可能會糊塗過一個事後的臭皮匠的.
其實,對於鄭觀應時代的人來說,要抽象地說那世道是“盛世”還是“衰世”,可能有個見仁見智,但在基本事實的認識上,大家應當是有共識的.鴉片換白銀,“每歲四千餘萬金之漏卮,千萬餘口之鴆毒”,不需要什麼專業知識,誰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對彼時中國“國際地位”和“大好形勢”的評估,從文人雅士到販夫走卒,不會有大的區別的.然而到了今天,到了紙幣時代,到了一個國家拿著自己的產品到另一個國家去換這個國家印的紙、而這個印紙國還要既賺便宜又賣乖地驚呼“貿易太不平衡啦”的時代,當國際經濟關係籠罩在由紙與紙之間的匯率關係和數學公式的迷霧下時,當世界鴉片產業的主市場變成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最下家時,要看清事情的真相,要說清“和平發展”時代的國際剝削關係,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不管是今人還是後人,人類歷史上恐怕永遠不會有人能說得明白華爾街金融市場上的定價公式與北京的霧霾之間的因果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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