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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经济学相关论文例文 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相关论文怎么写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政治经济学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4-01-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本文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政治经济学和时代意义和社会主义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表明在当前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指明未来方向.同时,只有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有其生命力.因此,坚持问题导向,重启1990年代指导经济“软着陆”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政策研究,既是历史的承袭,也是时代的要求.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更需要在解读中国、引领中国的理论竞争中形成战略定力,把好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话语权;中国奇迹;中国道路;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6-0006-07

收稿日期:2016-08-0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立胜(1963-),男,山东莒南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理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提出,体现了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应对经济“新常态”等现实问题的政策原则,把握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道路.保持道路选择的自主性,要求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形成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的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之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建立指导中国发展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意义在于我们以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如何解释,关系重大.对过去30 年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解释,既关系到对以往道路的定性,更关乎对“当前是什么主义”的回答;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既关系到当前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关乎未来方向的历史抉择.一言蔽之,话语权之争也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内涵与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确和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党在这个时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就是针对当前国内外的现实状况,打造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体系,以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理清思路、分析问题和指明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具体而言,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指明未来方向,都涉及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也具体表现为这三个方面.

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成就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30 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使“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的某些学者又试图将中国经济的成功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从而兴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而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又是主义之争与道路之争.

(一)“中国奇迹”与西方学界的话语转换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看好.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抛出了“欧美式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和“21 世纪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消亡”三大预言,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了“中国崩溃论”等新论调,试图唱衰中国[2].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 年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质疑亚洲国家的发展成就,并一再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在过去三十多年反复出现,不绝于耳,既表明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也体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意识形态霸权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3].

然而,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增长,被世界公认为20 世纪的历史性事实,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转向了亚洲,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崛起为世界经济引擎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最为重要———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经济体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同时,中国奇迹也令那些笃信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备感压力———对于中国未遵循“华盛顿共识”而取得的成功,他们迫切需要作出合理解释.

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世界话锋急转,转而承认“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并争夺其理论解释权,试图将其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唐晓总结了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评价话语的转变[4]:欧美媒体首先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困惑,在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又开始高度关注“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崩溃论”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意识形态霸权,关于“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话语转换也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考虑———其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中国经济改革失败,那是因为没有遵循普适的新自由主义路径;而中国的成功,也正是由于遵循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二)“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以自己独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与苏联东欧国家遵循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中国的经济开放模式也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结果,在理论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即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我完善的成功,还是新自由体制在中国实施的成功.与之对应,之前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主流学者普遍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的结合,或自由经济和威权政治的结合,往往将之与某种“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如“威权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5].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著名左翼学者大卫·科茨除了指出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的重要作用外,还突出强调了渐进式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在中国模式中的重要地位[6].肖恩·布雷斯林主张用“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理解中国模式,认为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与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不是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讨论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或许是更正确的做法”[7].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提出了新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三方面更新了发展模式:创建“国家级冠军”品牌,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提高治理水平和增加公共产品[8].针对西方世界围绕“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布雷斯林总结道:“中国模式”之争无非是话语权之争,“‘中国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语行为———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谈论和定义,使它变得真实,并赋予其真实的力量”.有学者概括[9],西方主流和非主流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以下五种模式: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第三条道路”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后社会主义模式.国内学者也参与到这场话语权的争论之中,尝试为中国奇迹提供切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杨春学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是竞争,其特点是各级政府的横向、纵向竞争与无数企业的竞争交织在一起,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迫使政府与企业采取了合作行为,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10].张宇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30 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其主要内容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贯穿于其中的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又是一个处在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概念,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制度要求[11].徐崇温认为早在20世纪80 年代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其着眼点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中国模式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可供别国借鉴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中国模式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12].郑永年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讨论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他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经济发展对最低限度社会政治秩序、有效产权保护、基本社会正义的需求以及化所需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他认为从经济上看,中国模式为复合型或混合型经济模式,可以从混合所有权制度、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方面概括中国的经济模式[13].

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论,其实质是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就中国自身而言,无意于甚至排斥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但是不同的话语权体系正在争夺关于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的解释权———并在当下发展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学术讨论.这些话语权之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国际学术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虽然并不同意使用“中国模式”等具体范畴,但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回答自己的经济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这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说明中国开始直面这一理论问题,要求用自己的理论作出明确的回答.

(三)主义之争就是道路之争

关于过去成绩的主义之争,不仅是解释权之争,也关乎对当前主义的判断.作为指导我国改革的经济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等重大原则,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总书记在新进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4]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宣扬自己的主义.

关于过去成绩的主义之争,也是关于未来方向的道路之争.是什么铸就了中国奇迹也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依托什么.总书记多次提到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需要中国独立的话语权,而话语权背后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三个自信的战略定力.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5]可以说,当前面临的理论问题不是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要不要上升到理论层次,而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正在国际范围面临不同主义、不同导向的理论解释.如果不形成自己的理论,我们必然会在现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失去话语权,甚至有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迷失方向的危险.

三、解决现实问题:中国问题的解释权之争

什么铸就了我们的成就将决定我们在发展中要依赖什么;什么导致了当下的问题则决定了我们在发展中要变革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不仅要完成对历史成就的定性,更需要回应对当前问题的.换言之,既要解释我们过去的成就是怎么得来的,也要回答我们当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就需要强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并弥补其政策研究的不足.

(一)强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6]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一直都是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特征.在关于《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顾海良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形成问题意识,再由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是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和经济改革的路径,也彰显了经济思想的特色[17].不难发现,重要经济思想的历次提出,往往都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转变,我国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适时做出我国已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为我们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针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资源和环境压力加重、增长动力机制亟需转换等问题,总书记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总书记又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为我们化解过剩产能、拉动消费需求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政策思路.

同时,改革过程中各类问题的积累也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中国的改革以实践为导向,遵循先易后难的渐进式道路.这导致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积累和逐步爆发的过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双重体制磨擦、腐败加剧、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等”[18].总书记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越到深水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必然会越多.当前阶段,这些深层次矛盾的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速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所伴随的增速放缓问题,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难以持续和升级瓶颈的难题.当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外在表现.化解相关矛盾,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创新.因此,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亟需政治经济学作出回答,其中,经济增长方面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更为紧迫.从20 世纪90 年始,我国在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领域开始引入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政策思路.然而,面临当前的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矛盾,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难以给出有效的理论解答;把握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新常态,越来越需要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境遇也表明,对于现实问题的逐渐“失语”,以及政策研究的相对不足,是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的关键原因.当然,长期沿用的西方理论已经难以有效地解答中国问题.就当前现实而言,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没有现成的理论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是求助于西方政策理论的传统思路已经走到尽头.把握现实的经济增长,急需政治经济学做出相应的理论创新.这也是总书记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指向,也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强调以政治经济学把握经济规律的原因所在.正如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9].党在这个时候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是要我们聆听时代的声音和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二)补足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短板

我们也应看到,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领域弥补政策研究的不足.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而言,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制度创新与道路抉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例如,改革开放后,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逐渐取得了正确认识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张卓元总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突出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改革实践的推动作用[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了先导的作用;其次,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关于“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的争论最终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然而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议题,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理论相对较少,导致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明显滞后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践,使得政策实践越来越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理论.当前阶段,沿用西方经济理论所遭遇的瓶颈反过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补足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短板.这也是在当前背景下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具体理论相对较少,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一领域,我们也曾取得突出成就.1996 年中国经济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刘国光为首的经济政策研究团队对经济“软着陆”的政策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之前,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993 年7 月6 日,刘国光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一文,针对过渡时期我国经济新旧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依然存在和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总态势尚未完成的特点,探讨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问题.他指出要协调好国家计划、财政和金融这三个宏观调控的支柱,“在对三者关系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在《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提出了及时削峰、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抓住主线的政策思路,为具体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基本参考[21].

刘国光的“软着陆”理论得到了理论界的极大肯定.《论“软着陆”》一文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称赞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经济学动态》杂志在纪念刘国光80 岁寿辰的文章中指出,“他的理论成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享有盛誉的著名经济学家”[22].2013 年11月26 日,在“庆贺刘国光九十华诞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讨会上,近百位专家对刘国光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我国理论界集中讨论1988—1995 年中期改革的思路时,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提出的‘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以刘国光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多次被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国在制定改革和发展规划时长期坚持的总基调”[23].

1996 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际上标志着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者,开始从制度和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逐步转向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领域.然而此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开始全面转向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政策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研究未能继续下来.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可以视为是另一场经济“软着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内政治经济学界重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研究既是历史的承袭,也是时代的要求.

四、指明未来方向:铸就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

如何看待过去成就,如何解决当下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一点:如何选择未来前进的方向.当前条件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总结过去成就、解决现实问题的话语体系,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基于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铸就战略定力,把握发展方向.

(一)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013 年1 月5 日,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4].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25].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侧重点并非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是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优势就在于其对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强大解释力,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洞察.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上是源与流的关系,马克思阐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调节、按劳分配等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的[26].坚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必然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铸就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

我们过去成就的取得在于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当前问题的化解在于改革即完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不掌握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任由西方学者评判改革的功过是非,那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要走好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下把握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二)理论滞后,铸就战略定力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7]总书记提出这一判断,表明他对现有的思想发展状况并不满意.实际上,在讲话中也能明显看到批评之声:“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说不出”和“不太相称”是对理论话语体系滞后于实践成就的整体判断.

导致这种滞后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自主理论明显不足,沿用照搬西方话语越来越难以解释自主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上的照抄照搬与道路上的自主发展背道而驰,不仅会造成理论解释的“说不出”和“不太相称”,更会妨碍到未来发展的自主性.换言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道路,但解释这条道路的话语权并没有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话语权的重新确立才能保证我们完全自主地把握中国道路的何去何从.时代要求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中国的理论,形成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有中国气派的话语权体系,其根本意义在于指导中国的未来道路.

需要明确的是,总书记是在国际话语权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国内指导思想走向国际话语体系的基本判断.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背景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从中国自身的理论问题演变为国际理论界的热点议题.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结论的国际解释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试图影响甚至引导中国的实践.在这个基本背景下,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形成引领中国未来的战略定力,必须形成能够直面国际话语体系的中国理论.因此,解决“说不出”和“不太相称”的问题,不仅需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更需要在解读中国、引领中国的理论竞争中形成战略定力,把好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这就是总书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定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条件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五、结语

一切理论都基于历史现实,一切理论都归于未来抉择.在理论上判断是什么铸就了我们的成就,将决定我们在发展中要依赖什么;在理论上回答是什么导致了当下的问题,则决定了我们在发展中要变革什么.总结既有成就,化解当前问题必须借助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长期滞后于改革发展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强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解答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换言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总结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也需要形成中国独立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正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响应这一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前历史节点的时代意义:以中国理论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把握未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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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Era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Lish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proposing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in the current key historicalpoints, China needs to master the discourse right of Chinese Way than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summarizing historicalexperience,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the socialist political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he its vitality only by facing Chin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problems and graspingthe theme of the times firmly. Thus,it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bu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s well thatwe should adhere to problem-orientation and restart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policy in 1990 guiding economic "softlanding". In a word,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needs to speak good Chinese story,but also forms strategy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China and leading the theory competition,seizing the beneficial direction to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Right;the China Miracle;Chinese Way;Neo-liber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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