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论构建历史的新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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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决策理论与实践；王蕾（1992—）,女,河南宜阳县人,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史.
〔摘 要〕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既是推动历史研究工作繁荣发展的需要,也是指导党史研究工作开展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服务于史学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关键.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历史研究话语体系宜坚持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努力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创造性发展历史研究既有话语体系,创新表达表述方式,形成兼具学术性和时代性的新话语.
〔关键词〕历史研究；话语体系；学术血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4-0075-06
话语体系是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表述以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表述框架.每个学科都有特点鲜明的话语体系,历史研究也不例外.构建历史研究新话语体系的前提是明确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1942 年在《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1（] P172-173）张静如从学科角度指出：“描述和研究中国的整个奋斗历程的一门学科,就是党史学.”[2（] P1）自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历史研究有着不同特色的话语表达,建构新的话语体系要建立在这样的既有基础之上,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延续学术血脉.
一、历史研究历程回溯
研究90 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其跨度与内容可谓宏大.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基于以往形成的既定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也必须关照已有的研究与探索,厘清话语体系的基础素材.简要回顾历史研究历程,梳理分析旧话语体系特征,对于明了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的路径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萌芽与初建
中国成立后不久,对历史的研究便开始了.历史研究初期,研究者着重于党是如何宣传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且主要是基于相关党的会议与文件从个人经历、个人体验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探讨党的历史发展.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可视作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具体历史研究相结合开创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代表.关于历史研究报告与著作的出现成为历史研究出现萌芽的标志.1926 年蔡和森结合自身经历撰写的党史报告《中国史的发展》,被认为是历史上较早的党史著作.瞿秋白1927 年2 月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与1929 年的《中国历史概论》、李立三1930年2 月的《党史报告》与同时期米夫的《中国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余昂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之建立》都被看作是萌芽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总的来看,萌芽时期的历史研究虽尚未形成系统学术体系,但在话语体系上却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风采.每个作者都从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出发讲述历史,既无师承亦无套话,秉笔直书中充满了革命朝气.在研究方法上,蔡和森与李立三的报告多从自我经历出发,瞿秋白则较多引用会议文件与决议,余昂礼与米夫的著作则直接把历史与共产国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更强调历史的世界意义.
延安时期,历史研究缘于相对稳定的环境有了新进展.这个时期,《如何研究党史》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世标志着历史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1942 年3 月,在学习组上作题为《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对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分期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使得历史研究工作有了较为系统明确的政治指导和学术遵循.1945 年4 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新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和权威的党史文本,为历史研究框定了话语体系的边界,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伴随整风运动强调加强对历史问题的学习,促使系统党史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这个阶段,党史研究的领域与视野逐渐拓宽,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与历史侧面的研究开始出现,陈伯达的《关于十年内战》、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赵君辉的《红军十年》等都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党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也得到了重视,除专门拨出资金开展搜集整理工作外,、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还都亲自过问[2（] P54）.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基于陕北之行写就的《西行漫记》也在全球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总体看,延安时期历史研究工作已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导,历史决议的出现更是发挥了标尺作用.在明确各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此时的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突出强调路线斗争与个人作用.伴随全党对思想认识的提高,学习和引用相关著作成为该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陈伯达于1944 年写就的《关于十年内战》一书,大量引用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的观点.后人评价说：“这种照抄照搬的学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2（] P60）.这一以路线斗争为研究主线的话语建构,成为之后历史研究的底色,很难随着时间消退.
（二）历史研究的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研究走向深入,尽管历经波折,但总体上顺应了科学化、学术化的治学趋势,较为完善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
1949 年至1966 年间,在中国社科院的建立以及高等学校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恢复与调整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较大起色,但研究的政治化色彩相对突出.这个阶段,历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初具规模,除党校、军政系统等单位的党史研究者外,高等学校的历史研究者不断增加.据1957 年统计,“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是5457 人,其中党史教师是1348人”[2（] P125）.在学科与人才队伍发展的同时,从整个革命进程回顾历史的革命话语体系在该时期的研究中尤为突出.首先,为庆祝中国成立30 周年,出现了宣传与研究革命史的,1951 年胡乔木的《中国的三十年》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等院校积极准备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何干之为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推动了革命史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的开展.再次,公开出版的《选集》对新主义革命特点与规律的阐述,对新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划分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政治权威蓝本.最后,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除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李维汉的《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外,大批革命回忆录开始出现.这个阶段,历史研究在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而梳理中国革命发展历程、探讨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则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但学术性不足、政治性突出也是这个阶段历史研究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看待历史成为研究者言说的主要特点,历史研究与学术更为疏离.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者思想解放,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活跃景象,革命话语体系式微,现代化话语体系日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较为客观地回顾了历史,其透露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为研究者继续解放思想创新话语体系提供了依据.这个阶段,历史研究守成出新,出现多元分析视角,尤其是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历史成为研究界竞相追逐的学术大潮,至今影响犹存.在以往革命史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从国家、社会多角度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重新对中国革命的复杂与艰难进行解读的新革命史观也开始出现.此外,研究的全球视野逐渐形成,国内外研究进入互动模式.历史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渐回归学术,话语体系也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二、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
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创新历史研究话语,是在学术界已经发生范式转型、现实需要增强历史认同、党史研究者必须顺应学术潮流的大背景下而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历史研究者必须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推动历史研究进入学术圈,用更为科学的表述方式,让大众认同历史.这就需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当前以下几个基础性工作可以作为构建新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一）超越历史研究中的“范式”之争,提倡会通
在研究理念上超越“范式”之争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的话语权之争.持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主张从现代化视角审视近代中国,提出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摆脱奴役、追求国强民富的现代化历程,应运用该视角关照90 多年的历史.持革命范式的研究者则主张革命的合法性,认为近代中国就是中国人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命运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因此强调近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是革命.胡绳于1981 年出版的著作《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可视作有关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争论的代表.针对有人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过时”“主张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纲”“主张中国近代史要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主线来写”[3（] P40）的意见,胡绳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的角度予以了反驳.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后,在历史研究者眼里现代化范式的话语体系已显说服力.但回顾历史研究发展历程可知,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特征不同,关于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的比较与运用,可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解释历史需要从话语体系的解释力的实际出发.以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战争年代,党的任务就是在领导反帝反封建中实现民族独立.虽然这个过程也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如党基于各个时期的根据地开展的有关婚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变革.但倘若只从这些现代化因素去解读这一阶段党的历史,不免显得“力不从心”.改革开放以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下,倘若还以革命范式来研究这段历史,又未免显得不合时宜.
2.在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进行把握与研究时,应该承认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就此,胡绳在批驳主张以现代化为主线写中国近代史的人时曾指出：不反帝反封不实现民族独立,获得的现代化只能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
3.要看到作为社会史的研究与历史研究各自存在的独立性.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服饰变化还是城市布局规划,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与研究都应该更为合适,但革命范式对近代以来历史的解读却往往具有根源意义.
4.要看到某一“范式”在使用时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薄与缺陷.无论是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解释力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任何历史进程都不会是单一因素作用或发展的结果,因此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兼顾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历史研究的全面与整体.
无论是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范式,都有合理性,对近代中国历史、历史都有一定解释力.面对历史这个宏大研究课题,任何单一范式的解释都不够充分有力.深化党史研究形成新范式构建新话语,有必要超越范式之争,什么方式和话语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真实,就要用什么方式和话语,争取实现范式共生、相互包容.
（二）明确历史的学科归属,突出史学定位
学科定位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础.历史的学科归属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主张历史在学科上应归属于历史学,这样能从学科上确保历史研究的严谨与系统.张静如就认为“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门专史的党史”[2（] P1）,“从学科性质上讲,党史学史是历史学科”[2]（P2）.不过,至今历史依然被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这现实反映了历史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当下,应明确历史隶属历史学科的归属,同时强调其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明确历史研究归属历史学科,就要踏踏实实遵守科学系统的史学研究规律.科学系统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在一“实”一“虚”基础上进行“虚实结合”的过程.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研究的一“实”便是史料,史料的收集与考证是从实际出发最大程度描述与还原历史的关键.翦伯赞在20 世纪40 年代就提出：“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4（] P24）史料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生命,为研究者奠立了基石,研究历史自然也要坚持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了.史料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但史料却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为避免出现“史学就是史料学”的错误认识,在“实”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便更为可贵,这种在史料基础上寻找历史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努力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虚”.如我们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来定义不同的历史阶段便是一种对不同时期历史本质的把握.这种抽象且概括性的反映历史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供了一条认识的主线,也便于我们驾驭各方而来的史料.但获得这种抽象的规律性认识也不是科学系统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结束,正如我们所说,历史反映的现象是纷繁复杂、多面孔多角度的,因此把抽象的规律性认识回归具体的历史现象研究达到“虚实结合”的研究效果才是历史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步.因此,对充足史料进行严谨考证以得出规律性认识才算是对史料的真正运用,而以这种规律性认识去指导各种具体历史现象的研究才算是作一个比较科学系统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完结.
对历史研究而言,除遵循科学系统的历史研究要求之外,也要兼顾它的政治属性.“党史学是一门党性极强的历史学科,它的发展除了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历史传习的影响外,更受党的理论水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影响”[2（] P61）.过分强调政治属性自然不妥,但忽视其政治属性更行不通.一方面,中国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无论是革命党时期还是执政党阶段,对党的相关战役、理论、会议、政策、决议等不同侧面的研究与考察都无法避免一个政党其政治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渗透；另一方面,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来说,研究历史需要具备必要的政党与政治知识,尤其是党的研究机构与党员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研究还必须要有党性.对于这种党性的体现,龚育之便鲜明地指出“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关系.这两点都是党性”[5（] P70）.
明确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归属,保障研究过程的系统规范；强调历史研究的政治属性,体现其作为一门专史的独特魅力.历史研究工作会因这两方面的兼顾而更显科学与独特.
（三）研究历史在方法上求守正出新,重在合理运用
坚持研究方法上的守正出新以体现历史研究的与时俱进.对任何学科来说,研究方法一直处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如把历史定位为历史学科,那么我国传统治史方法和新的治史方法都要运用,所谓守正出新就是此意.
守正自不待言.所谓“出新”,就是要为研究历史多寻找一些新工具新方法.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科学的分析,二是科学的借鉴.所谓科学的分析,在于强调史观的逻辑性与指导性,表现为思想对历史的加工整合.拿历史研究中有关历史分期的问题来说,如何对历史进程划分阶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蕴含着深刻的思维方法.龚育之曾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分期问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史的分期和国史的分期,应该是统一的”,同时“党史国史的分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可以容许不同的设计”[5（] P88）.龚育之指出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个我们习惯称之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阶段,他从肯定“新主义理论”的理念出发,主张称这一时期为“《共同纲领》实施时期”[5（] P26-30）.可见,历史分期问题是可以探讨的,而基于不同方法所得出的划分方式甚至直接体现了研究者的主旨观念.
所谓科学的借鉴,就是强调要兼顾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鉴于历史研究的复杂性、深刻性,研究历史势必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决策史,就会用到决策过程理论、决策心理理论等；分析领导发展经济的历史,就势必用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具体分析启动中国改革,还会涉及分析改革启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国际国内背景,没有一些相应学科的积累很难做到深入分析.要想深化历史研究、构建历史研究新话语,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积极学习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政治学方法、领导科学方法、管理学方法都很重要.是执政党,不从政治学角度、领导科学角度、管理科学角度分析,也很难深入进去.至于对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社会史学、图像史学等史学领域的方法,要不仅会用而且还要用好.
出新要在合理,不能为新而新.方法运用贵在合理.有的人写文章说用了很多新方法云云,但细读下来没啥方法工具.进行扎实的历史研究必须避免在方法上的“哗众取宠”,盲目求新.要根据研究的问题需求,运用恰当的方法.所谓守正也有此意.
（四）研究历史在视野上求“四面八方”,避免“一叶障目”
做到研究视野上的“四面八方”有助于增加历史研究的丰富性.研究史学需要一双治史的眼睛,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研究视野一定要做到宽、长、深结合.所谓“宽”就是视野要宽阔,要具有包容心,熟悉相关研究的进度,站在别人研究基础之上,顾及上下左右前后.所谓“长”,就是善于从长时段看问题,尤其是研究一个贯通历史的问题时要注意眼光的长远.这种方法重视势态、周期、结构等方面的内容,有利于对历史作出宏观的把握和深层次的分析.所谓“深”,就是看问题要深邃,要从历史规律和事物发展背后的主要因素来把握研究对象.此外,在国内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国际上的历史研究动态,注重国际上的资料搜集与整理也是研究视野“四面八方”的体现.
实现历史研究视野的“宽、长、深”可以从多方入手.首先,深挖历史研究的资料资源.除领导人的回忆和自述、党史上的“大秀才”和“大翻译”的回忆与自述外,一些经历战争岁月、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人士、学者、诗人作家等记述自己经历的作品也应受到重视.其次,眼睛向下,注意发掘民间资源.近年来,民间党史研究如火如荼,自费印刷的个人史、家庭史等类型著作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应允许并鼓励优质自费印刷物的出版,以丰富历史研究.再次,盘活历史研究资源,实现圈内外互动.不少人对历史研究感兴趣,尤其是“圈外人士”谈起历史来津津有味.对此,我们要审慎欢迎,决不能避而远之.如此,历史研究才能相得益彰,实现多赢,其话语体系才会不断更新.复次,实现研究视野的“宽、长、深”,还必须保持可以理性争论与探讨的良好学术环境,不怕争,以事实说话,唯此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拓宽研究视野,实现话语体系的更新.最后,还要注意方法,尤其是“古今中外法”.1942 年同志在《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中便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 P173）.“古今中外法”的提出也是在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做到四面八方.
（五）在研究人才培养上不拘一格,重在夯实基础
实现人才培养上的不拘一格以保障历史研究工作的生动活泼.历史研究涉及主客体间关系,客体是历史,研究者是主体.在历史研究上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就必须打破对研究者在专业、面貌、学历等方面的束缚,代以研究的积极性和史学素养作为考察重点.
龚育之虽系化学专业出身,但基于青年时代便已存有的对国家命运与发展历史的关注、大学期间丰富的学生活动经验以及此后在科学卫生处工作岗位上开始的对党史工作的系统接触,使其逐渐培养起优质的史学素养,成为历史研究上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于光远系清华物理系出身,却以理论工作见长于历史研究中.此外,以外事工作人员为代表,冀朝铸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都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写就的相关外交史著述.伴随历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行业与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往往能带来更新颖的研究角度.
研究好客体的前提是调动研究主体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研究主体的素养.研究者的积极性是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亲密纽带,且更多表现为对历史的兴趣与热爱,而真正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这份热爱一定是理智与客观的.如果说从事史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带有不可替代的主观自发因素,那么史学素养的提高则完全是一个需要长期渐进后天努力的过程.如今,国内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的人有数万,论著虽多却精品鲜见,这种“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亟须提升素养.而继承中国古代优良的治史传统,不断提升才、学、识三方面素养,坚持求真求实精神,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大胆突破、大胆创新,构建研究新范式、创新历史研究新话语应该是新时期历史研究工作对所有研究者的共同期许.
三、构建历史研究新的话语体系任重道远
转换研究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对不少研究者而言意味着一个革命性变化.就历史研究而言,不少人形成了固定的表述方式和习惯的表达思路.如何反躬自省,推动历史研究融入学术状态,确实任重道远.
90 多年来,历史研究虽历经挫折却从未中断,作为记录党的生命与活力的语言文字载体,历史研究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语言文字的生机与活力又全在话语体系的生命力如何.构建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不是要对以往话语体系的简单取代甚至否定,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基础上,立足真正的学术研究,为推动历史研究为学界所认同、为群众所认同所进行的艰苦的话语转换过程.
不得不看到,在历史研究历程中,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话语体系的构建.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既是构建历史研究新话语体系的关键基础也是新话语体系所要维护的重要目标.胡乔木曾就党史的写作提出：“第一,要讲清楚党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其次,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有他的地位”；“第三,是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党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党不能离开干部和党员就能够使革命发展.”[6（] P219、220、222）胡乔木强调党史写作的这三个态度,实际上可作为新话语体系构建的参考.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坚持唯物史观,确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构建历史研究新的话语体系,还要尊重研究主体的个人能动性.“历史上形成的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者队伍的特殊性”[2（] P5）.同其他史学工作者不同,面对一个从未间断且充满生机的“活”历史,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不仅要在始于当下的基础上评析以往,还要在始于当下的基础上引领未来.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多方因素的结果,往往在研究者无法保持独立性时,所运用的话语体系也无法经得起时间检验.因此,建立顺应时代潮流、贴合历史实际的新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保障学术研究者的客观性,这关系到历史研究是走向萎缩还是繁荣的大问题.
历史研究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结论：此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历史研究和新话语体系和再论方面的历史研究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历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