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华民族复兴百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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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个如今响彻云霄的口号,到底起自何时,又是何人首倡？在之后的百年历史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完善和变化？“中华国家之再造” 早在百年以前,李大钊这位日后成为中国创始人的先驱者,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他在1917年年初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章中,已经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命题,并主张“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
但独木不成林,那时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还只是个体思想的表达,尚不具备形成思潮的条件.况且1917年前后,未届而立之年的李大钊也还谈不上有共产主义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深受进步党人“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和爱国青年而已.
“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和话语,若溯其源头,在李大钊之前,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辛亥革命爆发及中华民国的正式成立,“五族共和”论,以及随之兴起的五族合一“中华民族”观念的流播,则显然为自觉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得以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文化条件.
“五四”以后,梁启超虽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华民族复兴”之类的明确表述,但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对于引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
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似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不仅大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而且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由于孙中山国民党领袖的特殊身份,加之他1919年以来又公开主张融合各少数民族成为一大“中华民族”,两种思想倾向结合起来,遂产生了特别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导向作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留学德国的少年中国学会主持人王光祈,写成《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王光祈不满学会内部和青年党的争斗,又受到国共合作之政党运动的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从“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在为该书所写的长序中,他将“少年中国运动”的宗旨和性质,径直解释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堪称此一思潮的揭旗之举.
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它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与两党联合发动的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主旨的国民革命几乎同时,实在绝非巧合.因为国民革命奏响的,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序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由此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热望.“复兴”旗号,政治算盘
“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人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
不过1931年以前,它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人士进行“分共”和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复兴”论所具有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而更加凸显与强化,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1927年后,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中华民族复兴”论,将他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中华民族复兴”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1928年,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制定18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里,充斥着一些反共言辞,而蒋本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咒骂的话更是随处可见,不足为怪.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都是以“中华民族复兴”论作为动员令,对等国内主要政治对手实施镇压活动的.“民族复兴”还是“民族解放”？
那么,这一时期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是何种关系呢？概而言之,对于该论,经历过一个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
在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期间,也是如此.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乃至的文件中,都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
的这种话语转换,虽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和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时期,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与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识.这一时期,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等,可谓以上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将“民族性”列为“新主义文化”首要特性一说,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笔者将这个重要转变,称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此一觉醒,不仅构成为那段时期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增强了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在苦难中复兴！”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主观意识勃发,加上国民政府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在军队中进行的抗战思想动员,收到一定成效,使得国军中也涌现出了众多具备民族气节、勇于慷慨赴义的军官和士兵.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传统的“多难兴邦”论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自觉复活,并切实发挥着社会效力.这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流行的一首歌曲《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当时著名海派作家曾今可所作的歌词写道：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 /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进 / 哪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遭受过苦难 / 哪一个伟大的民族没有经过战争！
苦难使我们的国家进步 / 战争使我们的民族年青 / 在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希望 / 在我们的眼前充满着光明.
谁说这国家到了危亡的时候 / 谁说这民族到了衰老的年龄？！/ 看吧,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苦难中复兴！
（摘自《中国经营报》黄兴涛）
民族复兴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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