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爱和痛：北川丧子家庭的再生之路》
本文是关于家庭论文范例跟北川和北川丧子家庭和爱与痛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忘记过去并不容易,每个人都藏着伤痕在前行.
4月中旬的某个夜晚,新北川县城尔玛小区里很多住户像平常一样出门沿着河边散步,抑或是在小区公共空间里纳凉闲聊、扯扯家长里短.
但这些热闹与刘洪英无关.除接送女儿上学外,刘洪英一般极少出门.刘洪英的家在尔玛小区,位于顶层.客厅的电视机上,摆放着她亲生儿子的遗像.地震中,她19岁的大儿子王强在北川武装部预备役部队训练,不幸被垮塌的山体掩埋,至此从刘洪英的生活里消失,连遗体都没找到.
2009年,刘洪英生下了灾区丧子家庭震后首例试管婴儿,女儿目前9岁,在永昌小学上二年级.刘洪英今年已经56岁,与9岁的女儿王涪蓉走在一起,不太像母女.
“看着像婆婆带孙女,其实很多是母亲带女儿.”48岁的再生母亲何蓉感慨道.她也是每天下午在永昌小学门口接女儿的家长之一.此前,她11岁时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
据北川县政府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1200个家庭需再生育,生育时间集中在2009～2011年.震后10年,当年北川大量选择再生育并成功的家庭,其新生儿已到了义务教育适龄年纪.在王涪蓉入学的那一年,永昌小学迎来了连续两年的生源暴涨.
北川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那场浩劫造成了北川418户家庭失独、独残.如果算上非独生子女家庭,或不是学生身份的未婚年轻人,丧子家庭的数量可能更高.他们集中分布在老北川人聚集的尔玛小区和禹龙小区,如果不是亲临走访,很难想象在这个小区表面的祥和宁静下,竟是那样的伤痕累累.
漫漫再生路
刘洪英是北川景家山杨柳坪村人,家住北川山区.她记忆中的儿子,孝顺、懂事,这也让她震后一度忧郁难安,异常想念儿子.
儿子王强并不是家中独子,刘洪英还有一个大女儿,震前已出嫁并怀有身孕.但震后有那么一两个月,刘洪英很难接受儿子去世的现实,把自己锁起来,连家人也很难与她说话.直到有一天,村镇开始统计遇难子女人数时,她听到有人要去成都做试管婴儿.
震后,所有丧子家庭做试管婴儿都可享受免费的检查和手术.尽管当时她已46岁,还即将当外婆,但思念儿子心切的她,还是决定试一试,觉得这样的话“儿子就会回来”.
从医生的角度,年龄越大,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越低,40多岁的女性,成功率通常只有20%.试管婴儿跟自然不同,“完全是打针打来的”.最初,刘洪英天天挨针,一天三针.手上、肚子上、屁股上,全都是针眼.成功后,转为打一天两针的保胎针,打满两个月后,胎儿再无流产危险.
疼痛是有价值的,刘洪英一次性成功,在2009年12月产下一名健康女婴,成为震后首个子女遇难家庭试管婴儿案例.为了感谢绵阳、成都两地医护人员的关爱,她以两地简称给新生女儿取名“王涪蓉”.
在刘洪英忍受苦痛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杨健芬夫妇也往返于绵阳和成都两地做试管婴儿.地震中女儿去世,杨健芬的丈夫方永贵患上了抑郁症,每天借酒消愁,情绪需靠药物维持.杨健芬也一度走不出来.
为了纪念女儿,她想领养一个女孩,但老公不同意,两人经常会因此事激烈争吵.直到2013年某天,她和朋友在新北川公园散步时,在草坪中发现一个刚出生被人遗弃的女婴.在朋友的劝说和见证下,杨健芬将女婴抱回了家.渐渐地,老公似乎也接受了这个新赐的生命,主动带她去办了收养证.
与做试管婴儿的疼痛和领养的波折相比,自然生育的何蓉受苦相对要轻一些.儿子遇难时年仅11岁,在北川中学上初一,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儿子遇难后,何蓉一度抑郁,伤心到头痛欲裂——这个后遗症直到现在还伴随着她.在板房里,她整天发呆,直到2012年与现任老公选择再生育.
她年龄偏大,也不敢干重活,再生育时直接去绵阳选择了剖腹产.何蓉听见孩子出生后的哭声时,悬着心问护士：“她身上缺不缺手或脚？”护士一听就笑了,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像你这样问的.”
护士不知道,何蓉从北川老县城逃出时见过的惨状,时而让她噩梦连连.“到处都是死人和尖叫,各种各样的死人.”何蓉很怕当时年近40的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也是这样.
因爱而生
地震后,刘洪英不愿意去参加亲戚朋友的任何喜宴,特别是他人儿女的婚宴.看着别人家的儿女成亲生子,饭桌上一团喜气洋洋,大家七嘴八舌谈论家常,她就会触景生情,想到阴阳两隔的儿子,只有偷偷走到外面抹眼泪.
虽然她念子心切,但对女儿的爱却丝毫没有减少.2013年,为了让女儿享受更好的教育,一家人搬到了新县城,先租后买在尔玛小区定居,供女儿上学.新县城住楼房,消费比山上高,一家人经济压力很大.老公搬家前出过一次车祸,后又查出肝包虫做了手术,一共花了十多万元,其中很多来自儿子去世的抚恤金.刘洪英觉得,这是儿子在救他爸爸.
与刘洪英相比,杨健芬就没有那么幸运.2017年,长期饮酒度日、终日抑郁的丈夫被查出患食道癌.杨健芬说,丈夫临终之前,“连喝一口牛奶都吐”.
丈夫去世给杨健芬很大打击,她不知道一个53岁的女人如何将5岁的养女带大.她没有正常工作,照顾重病老公时辞去了每月600元的社区工作.地震前,她原本在北川大酒店打工,而如今在新县城,酒店工作时间又与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完全冲突.为了生计,她只有每天抽空跑电瓶三轮车拉客,能拉多少是多少.新北川人气不旺,还有滴滴快车竞争,杨健芬每天的收入经常就是十几二十多元,“有时还开不了张”.
无论是再生还是领养,这些大龄父母心中普遍有一种年龄焦虑和危机感.何蓉的女儿6岁,差几十天才能达到上一年级的年龄要求,但为了追赶流逝的时间,今年他们提前将女儿送入了永昌小学.“等她长大,我们都杵拐杖了,所以她自己有出息很重要.”何蓉说.
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忘记过去并不容易,每个人都藏着伤痕在前行.何蓉有一个遇难者家属群,群成员过百.有时候,每到某个遇难孩子的生日,母亲就会在群里发孩子的照片,说些感思的话.这时候,大家都会一起出来安慰,说要向前看……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20期
家庭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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