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就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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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珏
【摘 要】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主要方式,大营街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可以说是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在该模式中,主体是人,落脚点为如何更好的建构农民市民化的路径.本文以大营街的发展变迁为切入点,观察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以此总结和反思,厘清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并试图构建可供参考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大营街就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①近年,城镇化议题成为了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核心和根本在于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
在相关的农民市民化研究中,虽然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资料,但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实际情况不同,大多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国内的学者在最近十年对农民市民化的论述颇多,涉及的面较广,但是对特定的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有益经验介绍凤毛麟角,或是在理论阐述中一以概之,并不具体.
为突出重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就地城镇化的城郊农民.以大营街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势头迅猛,截止到2015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40%.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成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前提.但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自动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中许多探讨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主要目的在于厘清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纲要性的建议.
二、大营街的发展历程
大营街街道位于红塔区西南部,东接高仓,西与洛河为界,南邻研和,北与春和、玉带两街道连接.街道办事处驻大营街社区,东距红塔区政府驻地约4千米,北距云南省会昆明92千米.总面积13353平方千米,其中山地占849%.2013年末,总人口48563人,有耕地1392 公顷.辖大营街、杯湖、赵桅、常里、师旗、甸苴、郭井、赤马、龙潭、大密罗1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06个居民小组,55个自然村.②
20世纪80年代,依托红塔集团,大营街着手兴办乡镇企业,主要是和卷烟产业链相关的企业,由此有了“云南第一村”的美誉.90年代中期,通过合理布局,大营街加强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集工业、旅游、休闲、娱乐、商用于一体.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将大营街与中心城区紧密相连,有力的推动着大营街城市化进程.2013年,大营街城镇建设重点是努力推进生态宜居休闲城镇建设,改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提升“云南第一村”品牌.至此,大营街抓住有利区位优势,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融合.
大营街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云南第一村.不难看出,它已经朝向一个以城市社区主,同时结合村镇文化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更确切地说,它已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现代城市.
农民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这是国家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路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大营街的农民市民化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大营街的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并通过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方式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但农民市民化不仅是职业改变、身份转变和地域转移,更重要的是角色重塑.
三、以大营街的变迁观察农民市民化进程的路径选择
（一）“大营街模式”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大营街依托红塔集团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广大农民以兴办乡镇企业的形式参与到区域工业化过程中,分享其中的利润.由此,农民市民化开始起步.依托乡镇企业,大营街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同时,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也日益牢固.当地的城镇化水平和市民化程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
当地农民的就业转向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一步.农民不再依附于土地,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是积极参与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之中,就业的范围扩大和选择增加,或是在乡镇企业就职,或是从事服务业.目前,大营街的城镇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无论是生活水准还是生活质量都和城市相差无几.
（二）新市民的产生
大营街城镇化建设逐步走向以工业反向支撑农业.途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二是社会保障以公共财政为主导.这一模式下的城镇化建设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三产业服务新型城镇.利用传统优势、地理优势、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围绕温泉休闲、饮食观光、生态旅游进行包装,积极开展各类有利于自身经济建设的活动,增强经济发展,加快文化建设.
在大营街城镇化过程中,大营街农民的市民人格已经逐渐养成,他们追寻“就地城镇化”的步伐,实现了自身的蜕变.从大营街规划和发展中,我们看到,他们从松散的小农生活圈子内向外走出来,开始以自身的优势资源为载体描绘城镇的发展前景与自己的发展蓝图.我们可以看到,大营街的农民不仅仅是身份上转化为了新一代市民,在福利保障、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积极认同感.
农民市民化,其最终目标应当是成为新的市民角色,其特点是根据农民的能动性和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创造出的新的城镇市民阶层.文军指出,“农民市民化不应当是发生在农民的经济理性被忽视、农民的身份政治被遗忘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破坏的条件下的,它更应当是一种结构影响行动,而行动又反馈至结构的内外双向作用的良性结果,它是以农民的‘角色转型’为价值追求而产生的”.③
总的来说,大营街农民在需要外部制度、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的同时,更需要拓展自己的能动性、强化自身素质、激发作为新市民的自我意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将农民与市民、城市与乡村、人与城市融为一体,包容的互助式前行.
注释：
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印发.
②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年鉴.
③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2］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0(7）.
（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玉溪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以红塔区大营街为例》（项目编号：YXSK10）.
作者简介：赵珏（1986－）,女,白族,云南腾冲人,法学硕士,玉溪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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