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朽长征中那些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小人物》
本文是长征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文献和关键和长征和小人物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不朽史诗.
说到长征,人们往往会感慨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坚忍不拔,和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特别是数次在关键时刻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壮举,使人们对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责任感、睿智的远见、非凡的智慧钦佩不已.“长征为什么能胜利？外国学者普遍认为是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指挥分不开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传》中也说,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的魄力和巧妙用兵’,而且,‘对长征的领导闪耀着政治天才’.”①然而,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并非只有伟大人物,还有往往被忽略掉的小人物──称他们为“小人物”未必确切,他们未必渺小,只是不便说伟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却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长征中,就有这样一些不该被忘怀的“小人物”,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大渡河战役中,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的17 勇士,在泸定桥飞夺铁索桥的22 勇士,他们都是英雄群体,而还有一些人,他们几乎是靠个人之力,在关键时刻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一、莫雄、项与年与长征决策
1934 年对苏区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制订了“铁桶计划”,意图彻底歼灭红军.“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150 万大军精心打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个裂缝漏水的破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娘希皮’,说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要立马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直到败走台湾也没弄清究竟是谁向提供了情报.”②
为红军提供这份绝密情报的,是国民党军界元老莫雄,经历艰辛穿过重重封锁将这份情报送到瑞金的,是特科成员项与年（后因秘密工作需要改姓名为梁明德,但后人仍习惯称他项与年）.
莫雄早年追随孙中山,在粤军中任职.1922 年孙中山部“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时,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被困在城中危在旦夕,慌忙拍电报给粤军第四独立旅（莫雄时任该旅中校营长）求援,莫雄带了两个营,冒死把救了出来.”③但两人的关系却因蒋争权夺利之举而破裂.当时两人都在蒋的结拜兄长许崇智任总司令的建国军粤军（简称建国粤军）中.“1925年8 月廖仲恺被害,趁机夺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任师长的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刘哑佛时任师政治部主任）也被加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莫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从此对敬而远之,之后又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均不了了之,成不了大事,只得于1930 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月薪300 元）的财政部视察职务.”“一天,在上海街头闲荡的莫雄巧遇已是特科人员的刘哑佛.”从此,他与情报机关特科建立了联系.“项与年等人经常到莫先生的住地霞飞路桃园坊,用革命理论开导他”.“莫便向特科同志提出要求加入中国,经请示上海地下党领导李克农同志,李克农答复说‘莫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④“1933年10 月,正在赋闲的莫雄在南昌遇到了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和莫雄于1923 年认识,当时莫雄为粤军第七独立旅旅长,杨永泰对莫雄的军事才能深表敬服.杨永泰此时权力显赫,便对说莫雄在军事上很有一套,让他出山对付红军肯定能够奏效.”“当时正在为几次‘围剿’苏区均告失败而郁闷,他亲自领教过莫雄的军事本领,而且莫雄救过他的命,所以,就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就这一任命而言,表面上对莫雄很信任,但实际上对被他深深伤害过的莫雄并未完全信任,他让莫雄指挥的是保安部队而非正规军,此后也一直未让莫雄指挥正规军.莫雄也乘机利用了这一机会,他立即与特科联系,将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等特科人员以“袍泽部下”的名义安置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内,“还通过杨永泰把几个员安插进的南昌行营.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委托莫雄介绍多名同志打进国民党特务高级训练班,杨永泰照单全收.”⑤
1934 年9 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最后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准备集结150 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 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彻底围歼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是：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参战部队按指定的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 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攻击前进5 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进行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 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 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该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⑥
“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庐山军事会议,但因为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他又与有特殊关系,所以莫雄也被破格特邀参加.”莫雄出席完庐山军事会议,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顾不上吃饭,将“铁桶计划”交给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细看.“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决定马上行动,连夜用特种药水将制订的‘铁桶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马上把计划的核心部分用电报形式向瑞金发报,项与年还提出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苏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他自告奋勇承担重任.”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秘密而行.”经过多天艰难跋涉,“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心急之下,他“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项与年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子.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10 月7 日,项与年终于将情报送到瑞金.⑦
假如莫雄没有送上这份情报,或者,项与年和他的同志们只是满足于将情报的要点用电报发往瑞金,而没有将完整的整套情报送往瑞金,后来的局面会如何？难以想象！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份情报的价值.1949 年,叶剑英南下主政广东.叶剑英是1927 年12 月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莫雄当时在张发奎部,参加了对广州起义的镇压.“在叶剑英南下之前曾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1956 年叶剑英代表党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⑧
如此奇功,但该事迹却长期不为人知.一些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权威史书,如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党史出版社1996 年初次出版的《红军长征史》中,对这份绝密情报对长征决策所起的关键作用,就一字未提.直到两人去世多年后,他们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知晓.1997 年,《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出版,曾在全面抗战期间与项与年在陕西共事的老革命家习仲勋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写道：“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⑨这段话,刻在项与年老家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他的墓碑上.⑩
二是,由于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严重不利,“自1934年5 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 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1934 年4 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书记处5 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后来有人说撤出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6 月25 日的回电则模棱两可.一方面说：“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另一方面说：“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前一句似乎不同意,后一句又似乎同意.“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因此,一些宣传莫雄、项与年事迹的文章称,是因为这份情报送到,才“促使红军长征”, 是欠准确的.并非有了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红军才决定战略转移.但正是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使临时领导人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性,“若不断然采取果断措施,十天半月后,就会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于是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 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10 月10 日晚,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发布了主力红军战略突围转移的命令；10 月16 日晚,经过集结、休整、补充的8.6 万多名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红军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左右踏上长征路,由此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关于红军走上长征路之仓促,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临时在军事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三人团”,组成人员是：临时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名义出现的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书记处书记（当时亦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而长征的决定,仅由书记处作出,“三人团”实施.“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国家元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司令朱德,当时因非政治局常委,都不知情.从项与年在1934 年10 月7 日将这份情报送达临时,到红军主力10月16 日夜渡于都河开始长征,只有9 天.红军开始长征时行动之仓促,固然反映了“三人团”工作作风的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何等珍贵,其机密度多高.
二、钱壮飞与通道转兵
红军开始长征后,在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后,兵力由8 万多人锐减至3 万余人.“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在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已经识破了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 月9 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原定到湘西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了领导人紧急会议.“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会上,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 “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支持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应采纳的建议.博古坚持去湘西的既定目标,但认为从贵州北上湘西,可能遇到的抵抗小.由此,会议决定红军转向西进贵州.”“通道会议的这个决定,提出了红军实行战略方针转变的重大问题,开启了红军摆脱危局的序幕,意义重大.”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多数同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6 月25 日的回电则模棱两可.一方面说：“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另一方面说：“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前一句似乎不同意,后一句又似乎同意.“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因此,一些宣传莫雄、项与年事迹的文章称,是因为这份情报送到,才“促使红军长征”, 是欠准确的.并非有了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红军才决定战略转移.但正是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使临时领导人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性,“若不断然采取果断措施,十天半月后,就会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于是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 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10 月10 日晚,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发布了主力红军战略突围转移的命令；10 月16 日晚,经过集结、休整、补充的8.6 万多名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红军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左右踏上长征路,由此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关于红军走上长征路之仓促,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临时在军事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三人团”,组成人员是：临时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名义出现的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书记处书记（当时亦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而长征的决定,仅由书记处作出,“三人团”实施.“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国家元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司令朱德,当时因非政治局常委,都不知情.从项与年在1934 年10 月7 日将这份情报送达临时,到红军主力10月16 日夜渡于都河开始长征,只有9 天.红军开始长征时行动之仓促,固然反映了“三人团”工作作风的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何等珍贵,其机密度多高.
二、钱壮飞与通道转兵
红军开始长征后,在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后,兵力由8 万多人锐减至3 万余人.“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在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已经识破了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 月9 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原定到湘西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了领导人紧急会议.“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会上,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 “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支持的意见,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应采纳的建议.博古坚持去湘西的既定目标,但认为从贵州北上湘西,可能遇到的抵抗小.由此,会议决定红军转向西进贵州.”“通道会议的这个决定,提出了红军实行战略方针转变的重大问题,开启了红军摆脱危局的序幕,意义重大.”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多数同终于同意部队出发前召集大家再讨论一次.结果,第二天一早,传来情报,说敌情有变,已经下令军向打鼓新场压了过来.显然,的判断是对的,这一仗是不能打的.” “在这场争论以后,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的这个提议.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说明还是高明.从这件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是外行,成立‘三人团’,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所以,3 月12 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使红军差点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合围之中.持反对态度的,再次在争论中陷入孤立.他以辞职力争,辞职却在表决中被接受.遵义会议后还不到两个月,竟再次被解除指挥权.而令他苦涩的是,在鸭溪会议上同意他“辞职”的不少人,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同情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的人.幸而这次失去兵权的时间只能以小时计.而这次危机得以化解,的指挥权能失而复得,仍然是因为情报.诸多权威书籍、文章谈及此事,包括一些当事人回忆时谈及此事,都未提及情报这一关键因素,有的虽有提到,却未谈及提供情报的人.
2016 年的一篇报道,披露了这份情报的来历.获取这份情报的,是戴镜元.“长征时他在中革军委二局任职,编入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第四分队,担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3 月,红军二渡赤水,再次占领遵义.10 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是否进攻黔北重镇打鼓新场,会上多数同志主张行动,但认为,此举将使红军陷入四面被围的绝境,坚决反对.会后,建议周恩来暂缓发出作战命令.当天23 时,戴镜元破译了国民党军正调兵遣将、在打鼓新场周围布下‘口袋’的电报,立刻呈报.第二天早晨,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破译的情报,放弃了进攻计划,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据悉,当年的戴镜元是位红小鬼, 1928 年9 岁时成为共青团员,在家乡福建省永定县（现龙岩市永定区）参加永定,10 岁时转为员,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后相继任龙岩县团委书记、连城县团委书记,红军长征出发前一年的1933 年参加红军,在鸭溪会议期间破译那份关键情报的那年,他才16 岁……
时光会让很多的历史情节流失,以致于人们往往只会记得伟大人物的事迹.诚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也无法排除其中的偶然性.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小人物”们在历史中往往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作用不该被遗忘、忽略.
长征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结束语,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关键和长征和小人物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长征本科毕业论文长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