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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与开国大典的那些事儿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开国大典范文 类别:毕业论文 2024-01-06

《开国大典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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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

1949年,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了北平,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呢?”在取得这个古都新政权时,也在沉思.

围 城

1948年底,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洒在桌子上,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尽管军事形势上国名党已无扭转的希望,但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帅着北京警备司令部70多万人的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说.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一二一师三六三团到达这个古都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了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的敌人工事,并完成对阜咸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一二一师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登上一列开往市内的火车,这列车将停在中华门附近.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并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一二一师三六一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彻底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被围困的考验.

解放大军进城后不久,陈浩兵登上了城墙,他被眼前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的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凿有眼,弧线形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只持续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里,傅作义在北平巨大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开始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被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三六三团从1 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既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梁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进城后三天的粮草.所有人都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北平城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咸的平津卫戍区纠察.后者大部分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 948年1 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80公里至100公里,最后在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是平津卫戍区纠察队员的康彭寿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吴天塔,通过塔内暸望孔可以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

护 城

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地出现在美国领事馆的晚宴上,谣言才不攻自破.

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的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周之同说.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在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时期,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 949年元月中旬,有些人开始认为,秘密谈判正在进行.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和机关的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康彭寿说.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算的命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前去问卦.”1949年,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敢于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 ‘金圆券,,尽管面额达百万元,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快就会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咸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的武器,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个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回到城里后,内城门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他回忆说,“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粮食,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毁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的,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紧缺.”钱浩兵说,“时值北平寒冬,市民们一直靠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的煤饼为燃料.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到后来很难买到煤了,就连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1949年元月中旬前一直存在.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咸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将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那里是最佳的选择.”

进 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并没有派上用场,到了1 949年元月中旬,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从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由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给新政府的一种象征性程序.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撤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咸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当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注意隐蔽,要装咸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进到指定防区.”

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回忆说,“我们是黄昏的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人的军队,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 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举行,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从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宣告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四十军的一一八师和我们一二一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式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周之同回忆,.

钱浩兵所在的部队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里压上,重机脱掉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说,“三六一团团部驻东北大学,三六三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三六三团二营驻黄花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

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满街巡逻.”

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回忆说:“我们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我们从海淀上车,从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

香 山

和其他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机关的转移.1949年初,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自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历经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是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了,但仍不是一个完全被我们控制的城市.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十九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把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作为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十五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警卫和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头等大事.1948年底,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李瑞祥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机关安全转移.

“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二o七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二o七师在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和20发,这种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二o七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察看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大部分精力集中在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上,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的方案是从安全出发,却导致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得依靠汽车.但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车,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留了20辆,才缓解了机关用车紧张的情况.”

北 京

1 949年2月,沈勃作为北平地下党成员,在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收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在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咸山.泡子河I今崇文门东城角l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

康彭寿回忆:“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时候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完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但在北平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 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将垃圾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都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的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其中包括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和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整修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进行比较,旗杆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陈干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话,宽度就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咸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的思路有矛盾.陈干就查阅《自然辩证法A,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旗杆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试验了多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 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 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大 典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

“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咸武与唐延杰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A很快被通过,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说,“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 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和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曾轰炸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造成24人伤亡.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被空袭的教训,防空咸了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考虑,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能够与天安门城楼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共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确保战马万一受惊不致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了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作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次,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 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1 949年1 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重申,也是对孙中山在1 894年发出的“振兴中华”呼喊的回应.毫无疑问,“中国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一个新的时启了.

开国大典那天的穿着破了两个大窟窿的毛裤参加大典

卫士马武义回忆:

1 949年3月25日,主席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他自己首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给我们卫士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他使用的东西不得随意换新的,要换必须经他批准.在香山时,后勤经主席批准给他做了一双新皮鞋.参加党内活动他从不穿皮鞋,只有在会见外宾、人士或参加庆典活动时他才穿皮鞋.1 958年秋我离开中南海时,主席穿的还是这双皮鞋.

1 949年1 0月1日,按主席睡前的吩咐,下午一时我把他叫醒,再过两个小时就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醒来后主席显得有些激动,起床、洗脸、吃饭都加快了速度.我拿出一套羊毛衫给他穿.毛衣的两只袖子胳膊肘处破了两个大窟窿,是用袜头补上的.毛裤膝盖处也破了两个大窟窿,因没有合适的袜头就没补.主席拿起毛裤用力一蹬,两只脚却从大窟窿里伸了出来,我忙帮他脱下来重新穿好,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主席在勤政殿开了个短会,下午2时50分,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里云集了开国时期党内外高层领导人.3时整,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欢呼声如潮.此时此刻,除了身边几个人外,没人知道,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竟然穿的是一条破了两个大窟窿的毛裤.

想起牺牲的同志和亲人两眼含泪

卫士李家骥回忆:

在开国大典观看焰火之后,我们陪由原路返回紫云轩.李敏、李讷拉着的手朝办公室走去.不一会儿,李敏两姐妹离开的办公室,来到卫士值班室对我说:“李家骥叔叔,我爸爸叫你.”我马上来到主席那里.“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么样?”主席问我.我回答说:“太好,太令人兴奋了!”“是啊!”主席颇有感慨,像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我忙说:“对.”

当晚我每隔半个小时到主席卧室看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多钟,我发现在床上一会儿侧卧,一会儿平躺,似乎有点看不下去书.这是他在床上思考问题的状态.3点左右,我开始给擦澡.凌晨4点多钟,情绪平稳仍无睡意,说要吃饭.我高兴地跑到厨房把原来准备好的四菜一汤简单一热便端上来,这时已穿着睡衣来到北房过厅,说:“来,你陪我吧.”我说:“我吃过了.”点了点头,又说:“你把我床头那本书拿来.”于是我将那部线装本的未看完的《史记A送到手中.他左手翻书,右手吃饭.边吃饭边看书报文件是的习惯.

我劝说:“今天太累了,快吃饭吧.”不说还好,听我这么一说,他把书一合,筷子一放,又和我唠起嗑来:“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的话越说越沉重,而且我看到他两眼含着泪水.我怕再动感情,回忆过去,想起牺牲的同志和亲人,引起他的痛苦,于是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说:“对,我们一定更加珍惜胜利果实,一定更加努力工作.”

大约早上6点,我提醒:“该睡觉了.”主席说:“好,但我无睡意.”6点20分电铃响了,我进屋后说:“睡吧.”我根据他的习惯把灯罩往下压,使灯光暗一些,开始给他按摩.半小时后,仍无睡意,提出吃药.我说医生只留了两片,我们俩都无可奈何.我只好再给他按摩.已是早上7点钟了,我再次提醒争取快入睡.说:“好,再试试.”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被褥、枕头,还梳理了几下他的头发,扶他躺好.又过了好一阵,大约8点20分,主席发出了鼾声.

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开国大典意义重大时间地点选择有讲究

自1 949年3月党从河北西柏坡迁到北平后,在北平举行开国大阅兵已无悬念,但由于此次阅兵规模大、安全要求高,关于阅兵具体地点的选择一时难以确定下来.为慎重起见,开国大典筹委会授权杨咸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主持起草一个阅兵典礼方案供研究.杨咸武与唐延杰领命后不久便拿出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该方案提供了两处阅兵地点供选择: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另一个是西苑机场,并对两处利弊作了介绍.天安门广场地处北平市中心,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大阅兵无疑会增加开国大典热烈的气氛和效果.同时将天安门城楼作为阅兵台也显得有气势.不足之处是天安门地处北京交通要道,如作为阅兵地点须断绝交通4个小时,且紧连广场的长安街较窄,不能展开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更为重要的是,天安门周围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数十万人挤在一起,万一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空袭,疏散起来也比较困难.与天安门相比,西苑机场场地宽阔,阅兵队伍展得开,也无须阻断交通,万一遭到国民党空袭也便于疏散和隐蔽,况且和领导此前已经在西苑机场成功举行过阅兵式.不足之处是西苑机场地处郊区,群众集中起来比较麻烦,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阅兵台可供利用,另搭三个看台不仅工程大,也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阅兵方案报呈后,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直到9月2日才最终决定选择天安门作为阅兵地点,他在阅兵方案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对周总理上述提议也表示赞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的事就这样定下了.关于开国大典时间,尽管周恩来在报告中只笼统提了在新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但由于新政协将于9月27日闭幕,因而新政府成立自然也非10月1日莫属了.在等领导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定在10月的第一天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当年他将党的生日选择在7月的第一天一样.

当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日期,西方通讯社也作出了种种猜测,一些记者认为中国人办事讲究吉日良辰,因而极有可能在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 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还有的记者认为不会等到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后再举行开国大典,既然当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中国人对孙中山及其业绩又有很高的评价,或许会选择辛亥革命纪念日——10月10日举行开国大典,尤其当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倾向于这种主张的人更多了.

开国大典地点及具体日期确定后,周恩来对于举行大典具体时段的选择也很慎重.经过反复考虑,他将开国大典起始时间定在了10月1日下午3时,之所以选择下午3时,主要是出于防止敌机长途奔袭的考虑,因为按照此前敌机远程飞行袭击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返回.同样出于安全方面考虑,直至1 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一事向全世界发出预告I此时距大典正式开始时间仅剩5个小时l.这也造成了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不多.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仅有的外国人了.

丢了代表证

私闯观礼台

1 949年1 0月1日下午2时55分,人民政府主席、各位副主席和委员们参加完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从中南海勤政殿门口驱车来到天安门城楼下的一块空地上.尽管在此之前,为方便上城楼,工作人员事先在天安门西侧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但这个土电梯最终没派上用场.吴玉章、董必武、李济深等一些年龄较大的代表都是被警卫抬上天安门城楼的.徐特立虽然是所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但他的身体却很硬朗,警卫要抬他上城楼,他就是不同意,竟然一路小跑登上了城楼.也不愿坐担架上城楼,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100级,他一步一步地走,还不时地回头看看其他正在上楼的代表.就在登到快一半时,跟随他的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别在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这红绸条可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专门为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制作的,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主席与其他6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在如此重大场合,竟丢了代表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叶子龙立即跑下楼梯,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戴上.钟灵领命后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找到一根红绸条,写下“”三个仿宋字,喷上金粉,不等字迹风干,便飞快地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往回赶.万幸的是,当叶子龙拿着钟灵赶制的红绸条给重新戴上时,还没“登顶”.原来,为了等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边走边停,这才为叶子龙弥补意外赢得了宝贵时间.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一律不准进场.10月1日,当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时,突然来到直通天安门观礼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要求进入天安门观礼台.由于她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不认识她的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了,对她进行盘问.当即与警卫吵了起来,说:“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闻声前来的骆骥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回答得很干脆:“照章办事!”

其实,对于开国大典安保工作高度重视并非没有来由,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特务来不及肃清,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每项工作安排都要考虑到这一因素,对天安门现场检查也相当严格.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也就是9月30日,安保人员就排除了一个重大险情.当时门和警卫班在天安门进行排雷检查时,忽然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大家立即顺着气味飘过来的方向寻找,经过排查,发现天安门城楼上挂的两个炕席I装修时保护油漆用l中间有一个包,数十米的导火索顺着城墙伸到了城根下,当时城根下的导火索已被人点着,咝咝地冒着烟,几个警卫快速剪断导火线,将包及时拆除,这才避免了天安门城楼被炸的危险.

五星红旗升起28响礼炮震响神州天空

根据国庆筹备小组要求,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重要环节,要亲手升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当时,广场中的旗杆已由建设部门安装完毕,后来考虑到如果手动升旗,要从天安门城楼走过去,升旗结束后再走回来,距离远,又没有电梯,来回耽搁的时间长,大典的气氛也会因此显得松散,军委电讯总局经过小组讨论,决定采取电动升旗的方案,且上升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升旗时工程指挥部还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万一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或者万一电路发生故障,立即改用人工升旗.

1 949年1 0月1 日下午3时,庄严的升国旗时刻到来了,原本喧哗的广场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或许是这一时刻太过庄严了,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在宣布请升国旗时,竟然漏掉了一个“国”字,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小声提醒道:请升国旗.林伯渠便又大声宣布道:“请升国旗.”话音刚落,在礼炮声中,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按动了电钮.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蓝天白云下,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原本安静的广场瞬间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随着国旗的缓缓升起,两分半钟之内,炮手们将28响礼炮精确无误地全部送入空中,而且每一响都是54门大炮齐发.礼炮声一停,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主席在群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宣读人民政府的公告,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九头鸟”喇叭嗓门大苏式信号弹放出五彩礼花

根据事先安排,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达30万,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条件下,如何将大典盛况通过广播传播出去,使亿万人民I包括尚未解放的国统区l都能通过广播听到开国大典的盛况,成为筹备委员会的一个难题.当时人民广播电台设备很简陋,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相当小,靠这样的设备显然无法完成大典的广播和转播任务.为了解决音量问题,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即将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将这个大家伙戏称为“九头鸟”.但“九头鸟”只解决了天安门广场内声音的传输问题,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朱德检阅部队的时候,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的尽头以后,再返回天安门广场.如何才能将广场外的声音传进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呢?工程师黄云提出一个建议: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的检阅车录音.这一建议随即被采纳,测试效果果然很好.

担任开国大典播音工作的是人民广播电台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4人.大典过程中他们4个人配合默契,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当庆典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播音员按照原定的程序立即播报了结束语,宣布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也随之关机.就在大家为圆满完成任务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原来,尽管周总理宣布庆典大会结束了,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却依然向着天安门城楼雀跃欢呼,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端,不断地向西边的人群挥手致意,随后一同走下天安门城楼.目睹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本应该用语言记录下这一场面,但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所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开国大典原先没有安排放礼花的项目,苏联顾问看了开国大典安排表后,提议补上这一项目,并说,我们苏联国庆节时都要燃放礼花,作为中国开国大典,不能没有这一项.大会筹委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作战科长张桂文.张桂文从来没见过礼花,也不知如何制作礼花,便通过苏联顾问找到“十月革命”阅兵纪录片来看,这才知道放礼花是怎么一回事.苏联的礼花都是由信号弹打出来的,开国大典上准备使用的也是苏式信号弹.直到这时,张桂文才明白上级为何将放礼花的事交给他这位作战科长来完成.张桂文随后组建一支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为保证礼花准点施放,张桂文还制定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一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张桂文这几套预防万一的方案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开国大典当晚8时左右,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下令施放礼花的电话.张桂文当即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麦克风竟然一点回声也没有,他对着麦克风连拍几次都是如此.麦克风坏了.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咸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这突如其来的声,使周围的人们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6个发射点的礼花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了广场.

张桂文这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第一朵绚烂的礼花.在礼花的映照下,游行群众队伍擎着灯,舞着火把分东西两个方向开始了庆典大游行,“中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政府万岁!”欢呼声在北京上空回荡.当游行队伍走过正对天安门的金水桥前,人们举起灯笼、火把,高声欢呼:“万岁!”在城楼上的主席台前,探着身子,不断地向群众挥手,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晚上九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

大典彩片意外被烧毁侯波拍下“开国大典第一照”

早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曾主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时,苏联可派摄影师为大典拍一部彩色纪录片.刘少奇代表党接受了斯大林这一好意.大典开始前,斯大林派出了彩色摄影师来华,大典筹委会也为苏联摄影师破例提供了各种便利: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好的位置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还专门派了一部小吉普车协助他们.大典开始后,从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苏联摄影师一直拍个不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也十分配合苏联摄影师拍摄,不时按要求摆出各种姿势.

大典结束后,苏联摄影师兴冲冲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然而,正当苏联摄影师沉浸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大火将他们的满心喜悦化为灰烬.原来,大典过后没几天,堆放底片的房间不慎起火,几十本胶片几乎全被烧毁,好不容易抢出来的几本胶片也损坏严重,无法再用.几个年轻的苏联摄影师急得跺脚,抱头痛哭.当周恩来听说底片被烧后,不禁“啊”了一声,好久都没说出话来.据说那几个苏联摄影师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斥责与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令人稍感幸运的是,开国大典时,我们自己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片,使得开国大典的几个珍贵场面的影像资料得以保存.不久,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华,根据先前拍摄的资料与中方合拍了一个关于开国大典的大型纪录片,这部影片后来还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尽管由于苏联摄影师的失误使开国大典彩色纪录片没能大放异彩,但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摄影师{门却为开国大典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女摄影师侯波拍摄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时的照片了.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侯波是唯一的女摄影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虽然离领近,但就摄影角度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位置.当时等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侯波只能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侯波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按完快门后又赶快蹲下去,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讲话的时间很短,侯波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侯波想,到时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当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侯波赶紧按下了快门.

这张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这张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这张被誉为“开国大典第一照”的照片对侯波来说是珍贵无比的,她说:“《开国大典》是我最得意的照片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而是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从洪门大佬到爱国侨领

1868年,著名旅美华侨领袖、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开平县一个贫苦家庭.他6岁丧父,在读了4年私塾之后,到新会县城的一个小作坊里当学徒.

1880年,司徒美堂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美国社会掀起一阵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经常遭到美国流氓欺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洪门致公堂.其前身是洪门,又称红帮、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1925年发展咸中国致公党.现在的中国致公党,是中国的八个“党派”之一,属于中国的参政党.

洪门致公堂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宗旨,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司徒美堂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又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对此,很多华人都敢怒不敢言.早年在小作坊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的司徒美堂实在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没想到那个流氓不禁打,很快咽了气.为此,司徒美堂差点被判处绞刑.后来在华侨及洪门人士的营救下,改判咸1 0个月有期徒刑.司徒美堂从此在美洲的华人社会出了名.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美国波士顿,创立了安良堂,取意“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安良堂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成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被拥戴为“洪门大佬”.

为避免引起法律纠纷,司徒美堂聘请了著名律师作为安良堂的法律顾问,其中就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在当美国总统之前,曾在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达10年之久.罗斯福为人公道,对安良堂的法律事务尽心尽责,甚得司徒美堂好感.在10年的交往中,两人咸了好朋友,友谊持续终生.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才辞去安良堂法律顾问一职.在他就任总统期间,只要司徒美堂写信给他,他都会很快写亲笔信答复,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

1 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前往美国宣传革命.司徒美堂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任保镖之职,护卫孙中山的安全.当时,清政府驻美国的一些外交官想加害孙中山,但是当他们得知司徒美堂做了孙中山的保镖后,再也不敢动这个心思.因为他们知道,司徒美堂惹不起.自此,洪门组织开始从人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司徒美堂却功咸身退,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言拒绝了.

后来孙中山多次发动对军阀的战争,司徒美堂与美国的大部分致公堂成员都积极筹款,支持国内的反袁、反日斗争.但是当筹集好钱物准备汇出时一查,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日政府,钱寄回什么地方去?大家没有了主意,不得不再把钱分还给华侨.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司徒美堂,他意识到,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来领导他们自卫、反抗和谋生,并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1925年,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会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成立中国致公党.1 931年1 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致公党总部迁至香港,旧金山原址改为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由司徒美堂任主席.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会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在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司徒美堂亦遭软禁.

日本特高科头子矢崎了解到司徒美堂的身份后,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将他放掉.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乔装潜离香港,偷渡到了大陆.

到达重庆后,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美堂此时已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及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很失望,于是拒绝加入国民党.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民盟和,和民盟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唯有没有给予答复.1 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赴南京面见,但话不投机,司徒美堂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代表和上海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两次代表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转而接近.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两次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劝他:“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20日,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作为美洲华侨代表,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政协开幕前的宴会上,与司徒美堂同坐一桌,席间,朗声说道:“我们这一桌什么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I廖仲恺夫人何香凝l及华侨两老人I陈嘉庚和司徒美堂l,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胜利.”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定居北京,先后担任全国政协代表,中侨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一些社团领导职务.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88岁.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是怎样运到北京的

开采花了大功夫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竖立一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是在开国大典前一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经过两年的精心设计和反复修改,1 952年8月,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方案确定了,并正式开始修建.

这座后来赢得“中国第一碑”称号的建筑,为建筑学家梁思咸设计.整座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咸.根据设计,其中最核心的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的碑心石,最初是一块长约1 5米、宽约3米、厚约0.6米的整块花岗石.为了保证石材不折断,开采石料的毛坯厚度必须达到3米,这就意味着这块巨大的毛坯石料将重达300多吨.

如此巨大的石块,到哪里去开采?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犯了愁.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碑心石,兴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征集,并派出专家对全国各大山脉的岩石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勘测.经过反复采样分析、比对,山东青岛崂山最西端山峰浮山大金顶上的石料被选中.此处石料石质均匀,石英多、云母少,石质坚硬,耐风化,颜色素雅,最符合纪念碑石材要求.

材料大体位置确定了,具体选择哪一块开采,如何开采,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09年,为制作《情系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录片,笔者和同事几经周折,先后找到时任兴建委员会施工组副组长刘士元和青岛料石厂原厂长王文健,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据他们介绍,碑心石首先绝对不能有裂纹,哪怕是细小的裂纹也不行.可是,如何验证石料有没有裂纹呢?王文健告诉我们:用水浇,有裂纹的地方,就会留下水渍.

据当事人回忆,在确定巨石开采的大体位置后,30多名经验丰富的石匠历时3个多月,围着它凿了一条“护城河”,并将里面灌满了水,巨石上面也反复浇了好几遍水,以此来检查石头有无裂纹.当时观察了六天六夜,既没发现裂缝导致的水泡,“护城河”里的水位也没有降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

地点选好了,开采却是个难题.特别是这么大一块石头,要完整地开采出来,连经验丰富的老石匠心里都打怵.

刘士元说,当时想了不少办法,最初的方案是用小炮炸开,但经过尝试,发现这个方法无法使石坯与岩壁分离.大家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在石料周围开一个两米多宽的槽,再在石料底部横向开很多大楔子,周围的人随着号子一起捶,慢慢就敲开了.

直到现在,王文健都感叹:“没有钻机,也没电,所以很不容易!”

就这样,从1 953年4月1日开始,工人们采用打槽的办法,从四边往下挖,到7月下旬,一块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达300多吨的碑心石料终于成功地从岩体上剥离下来.

此后,料石厂警卫班班长陈玉清带人守护,防止有人破坏.据王文健介绍:“当时浮山驻扎着海军和陆军部队.警卫班和部队有个约定,只要听到声,就会赶来支援.” 给巨石安上了“轮子” 如何把这个庞然大物运下山,且保证其完好无损,又是一个难题.

青岛市政府成立了由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及其下属的山东省青岛市搬运公司,还有浮山料石总厂、台东区分局、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组成的大料搬运委员会.经研究讨论,最终确定由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运输队来完成搬运工作.

据刘士元介绍,当时是在山坡上铺上路基,路基上面铺上枕木、钢轨,再垫上木板,托着石料慢慢滑动,总算安然下山.

从浮山料石厂到青岛铁路专用线装车点,是整个运输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这段路程约1 5公里,路面崎岖不平,最初是想铺一条临时铁路,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具备.

最后,鞍山钢铁厂老起重工张合符建议采取“滚杠”的方法.即先铺一段移动铁轨,上面铺上一层钢管.钢管上面垫上方木,再铺上钢板和木板,这就相当于给巨石安上了“轮子”.在滚动过程中,钢轨和钢管交替前移,巨石就可以缓缓前进了.

直到9月27日,巨石才安然抵达青岛空军油库铁路专用线.全程算来,1 5公里的路程,运了一个月的时间.

巨石被运到青岛空军油库铁路专用线后,下一步的重点,就是通过铁路转运到北京.

从苏联调拨大型平板车入境承运

1 953年8月的一天,济南铁路管理局(1958年更名为“济南铁路局”l调度室突然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调度长袁遐庐顺手抓起电话.电话来自青岛调度所夜班“特调”:现需装运一块罕见的花岗岩巨石去北京,因无法用现有车辆装运,请求调配一辆载重120吨的长大平板车并游车I起转向缓冲作用l.

袁遐庐后来才知道,这块巨石,正是用来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此前,在开采和运送过程中,工作人员已对石料进行了两次“瘦身”,将其重量减为130多吨,但济南局只有载重40吨和60吨的车,无法承运超过百吨的巨石.怎么办?

济南局调度成立了由客运、货运、工务、机务、特调、军调各调度工种组成的小组,集思广益、反复论证,最终拟定了一个运输方案,报铁路局批准后,开始运作.据袁遐庐回忆:“首先向铁道部请求调入大型I载重1 20吨以上l平板车和特殊加固器材.铁道部调度回应说,这种车辆尚未生产,只有东北小丰满水电站有几辆从国民党和日本人那遗留下的大型车辆,但是否符合要求,尚待测试.头一炮就出现卡口,只好建议请中长路局I当时东北哈尔滨至大连的哈大线为中苏共管l向苏联老大哥提出支援.中长路局总工程师苏联专家巴拉诺夫来济南青岛实地查看后,决定向苏联分管铁路的政治局委员求助,请他们从二战中待存的军用物资中查找是否有这种大型车辆.”

幸运的是,经查找发现确有这种车辆,经批准,该车空车经国境口岸进入我国,随后入关送济南铁路管理局.

但调来的平板车,最多也只能运90吨.为了安全起见,铁道部最终采取最简单也最稳妥的办法,按超载10%预算,对大石料进行第3次加工,将石料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全套的运输工具装了一节车厢,警卫排和12名起重工人分别上了另外两节车厢.

就这样,这列巨石专列从青岛出发,以直线每小时20公里,弯道及进站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在胶济线上缓缓前行.

袁遐庐在《济南铁路局运送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的亲历A中写道:

“随即,我们发铁路电报和调度命令通知有关各站,内容大致为发站、到站、起运日期、起限等级、区间弯道、坡道限速等.车辆、货物、派员随车监护.各站长亲自接车.运转车长随时特别注意暸望车辆动态,火车头派指导司机平稳操纵,大型桥梁、隧道派工作人员加固监护……根据此项命令,组成专列,由青岛站开出,以高等级货物列车标准一路绿灯直驶济南.

“谁知接近济南站时又生变故,发现近济南站东咽喉天桥处,角度小,宽度不适应,不能保证安全.为防万一,只好将专列行至黄台站,临时抢修一条经北园泺口绕过济南站的沿线,限速为每小时10公里.由胶济线转入津浦线,然后继续北上.

“没想到,中途又险些出了意外.车到德州,需换车头.司机一紧张,挂车时把车厢撞出十几米远.警卫排长立即命令停止前进,随即再用水把石料浇了个透.第二天检查,没发现一点水迹,证明石料毫发无损,虚惊一场之后,这才放心地继续上路.”

1 953年1 0月13日,运石专列抵达北京.从9月27日到达青岛空军油库铁路专用线,至此已经过去半个月时间.

那天,朱德总司令亲自带了一队人,在前门西车站I今已不存l迎接巨石进京.车站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

工人们又用老办法,把石料运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工地.虽然前门西车站距广场不足千米,但工人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将巨石运到目的地.

据统计,为了把这块巨石安全运抵北京,先后有71 1 6名工人参与其中.

在天安门广场,工作人员对碑心石作了最后一次“瘦身”,加工后的石料长14.4米,宽2.72米,厚0.6米,重约60吨.

此后青岛又分两批将138块58.6立方米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花岗岩石料运送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这些浮山石材,大的如方桌,小的则如板凳.

1 958年5月1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群众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落咸典礼.

从此,一座伟大的丰碑,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也屹立在亿万人民的心头.开国大典中的若干个“第一”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中华民族也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开国盛典铭刻了无数个闪光的“第一”,记录了那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伟大历史时刻,并永远载入共和国史册!

第一面五星红旗

1 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及海外发出了征求国旗设计方案的启事.上海一位33岁的青年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的名字叫曾联松,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7月,曾联松在一间斗室里设计出一张又一张国旗草稿.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面: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一天,参加会场布置的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领导吩咐她赶制一面五星红旗的样旗,随即便把一份国旗图案和制作尺寸交给了她.赵文瑞跑到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买来长幅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国旗制作的要求,趴在地板上飞针走线地缝制起来……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40多个小时了,她顾不得吃饭,更顾不上合眼.由于过度劳累,上下眼皮直打架,一不留神,针尖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

9月30日下午1点,五星红旗缝制工作完成,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政协会议的工作人员把这面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会场.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闭幕式上,当人民政府主席和6位副主席站在巨大的五星红旗前面时,会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与此同时,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员宋树信接受了天安门广场第一面国旗的监制工作.1 0月1日,当早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户的时候,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制作成功了.

当日下午3点多钟,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按动了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上天空.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第一次实况转播

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城台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正在充满地进行现场广播.

1 0月1日中午刚过,丁一岚和齐越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播音位置,像是两个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

丁一岚和齐越在解放战争中通过广播播出了党许多重要的文告和战场新闻,包括、周恩来亲自起草、修改的文稿,这些消息通过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四面八方,为鼓舞人民士气,瓦解敌人斗志,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庆典开始了.丁一岚、齐越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宽阔的广场和由东向西延展的长安大街.那里站满了欢呼着的30万名群众,他们挥舞着无数面鲜艳的红旗,恰似欢腾的海洋.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早已排列咸整齐的方队等待检阅.看到这宏伟、壮观的场面,他们怎么能抑制住激动、兴奋的心情呢?

为了组织好共和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从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到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先,胡若木、杨兆麟、高而公等编辑记者一次次采访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了解情况,草拟并反复讨论实况广播稿件.同时,播音员预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深入领会稿件的精神.这种“实况转播”需要各方面配合.听众不能到现场观看,却急于了解受阅部队和群众队伍的动态情况,播音既要简要概括,抓住重点,抓住人们所关心的场面,又要层次分明,有真情实感,使人如亲临其境.

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亲自坐镇指挥播音.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是要照看主席台正中的话筒和播音话筒;傅英豪、黄云负责机房和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杨兆麟则负责现场的播音稿.大部分播音稿是电台特派记者预先写就的.梅益坐在播音台的一侧,一张一张地看稿,适合播出的立即以手指或点头示意交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全神贯注地把开国大典的盛况,把正在进行着的动人情景恰如其分地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第一幅画像

天安门城楼大殿的东山墙下搭起了一座6米多高的杉木架子.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助手陈若菊等人,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巨幅画像: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显露出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于1945年6月在延安拍摄的.照片上身穿的粗呢子制服还是在延安大生产后王震的第359旅战士为制作的.这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本人亲自选定的.

北平解放后,30岁的周令钊画领袖像颇有名气.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国共和平谈判会场、北京饭店会议室等处悬挂的油画像都是他的杰作.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北平市有关领导就推荐周令钊来承担为开国大典绘制画像的任务.

这一光荣的任务随之竟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周令钊和他的助手陈若菊不久结咸了恩爱夫妻.

面前这巨大的画框是由北平市美术工作室的同志设计的,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经过在门洞上方实际丈量,最后才确定高6.4米、宽5米的尺寸.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足有两层楼高的画框上.助手陈若菊和负责古建油漆的师傅在一旁协助他打底、调颜色.十来天里他们没有离开过天安门一步,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周令钊根据照片摹本把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口的式样,并根据领导的要求,模仿的书体在画像底下写了8个字:“为人民服务 .”

这天,聂荣臻将军来到城楼下面,他端详着画像,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他说,主席画像的领子还是要把风纪扣系上.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聂荣臻也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周令钊对聂将军的指示心领神会,立即抓紧时间改画了主席的衣领.经过夜以继日地“赶”画,大典前夕,画像绘制完成了.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中国最大的一幅领袖画像了. 第一次中外合作拍摄 政协会议开幕以后,苏联派出的电影团及摄制组抵达北京.这个摄制组阵容强大,由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瓦尔拉莫夫领衔,成员包括摄影、制片、录音、照明共30多人.经商定,中苏双方合作拍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是《中国人民的胜利A,侧重从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角度来反映;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国A,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反映.

影片为了体现的集体领导,经由主任杨尚昆安排,摄制组在中南海拍摄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层领导在一起开会的镜头.摄制组还派出摄影师分头到全国各地拍摄,从到地方都积极给予配合、支持.解放了的中国,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开国大典是两部影片的.10月1日这天,天安门东华表前专门为摄影师搭设了高脚台,天安门城楼上面特准苏联摄影师自由拍摄.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也陪同苏联导演和摄影师在城楼上选择角度进行拍摄.当时使用的电影胶片都是由苏方提供的彩色胶片,采用同期声录音.几位苏联朋友很卖力,直到群众游行结束,才驱车返回位于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驻地.

为了拍好《中国人民的胜利A,责成军委作战部李涛部长专门向摄制组作了几次报告.由于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已经逃亡,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只好组织补拍.好在战争环境还没有远去,人民还处在革命胜利的亢奋之中,所以组织补拍起来比较逼真,上下也都很重视.

按照拍摄计划,这部影片先由辽沈战役东北解放拍起.大兵团作战需要步兵、炮兵、装甲兵几个师的部队配合.给在武汉的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由吴本立和苏联专家携信前往.林彪本来考虑由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挂帅协助拍摄,但因正要刘亚楼筹建空军,抽不出身来,就具体交给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处长苏静全权负责.在东北拍完了攻克锦州、塔山阻击、解放沈阳后,接着补拍了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

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委的共同组织下,补拍了盛大的部队“入城式”和“朝阳门换岗”行动: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开进北平;傅作义军队把岗位让给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以标准的姿态亮开刺))站在哨位上……在扬子江面,在金陵城头,由第三野战军部队配合,补拍了千帆竞发、突破长江天险和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壮观场面……

由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和由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在向西北、西南进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方针,追歼敌人.影片收入了大量真实的历史镜头……

以上拍摄的大量历史镜头,都咸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经典资料,载入了辉煌的史册.

《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A是苏联与中国首次合作拍摄的彩色影片.两部片子后期制作完成后,电影局请、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审看样片.电影放映完后,全场亮灯,十分高兴,他站起来大声说:“很好!通过!”顷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A两部大型彩色纪录影片于1950年双双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

第一面八一军旗亮相 “开国大典——分列式检阅开始!”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掌旗手和四名护旗兵的掌护下,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阔步而来.

这是八一军旗在国庆大典上第一次向人民亮相.

我军最早的军旗是秋收起义打出的缀有镰))斧头和五角星图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1949年初,正在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场作战的主席预见到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指示军委总部提出制作军旗、军徽的方案,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这一工作.具体工作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听取了关于军旗图案设计的汇报,并提请到会人员审查.指出:军旗上要有“八一”两个字,这象征着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强调,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红色为主体,星和字用.周恩来还细致地交代,旗杆要有红黄两色旋纹,顶部要装上一个红缨的矛头,饰着红穗,象征人民军队发展的由来.3月13日,二中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亲笔草拟了《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A:“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两字.”

10天后,和人民解放部迁往北平.作战部一局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军旗的规格尺寸、制作规范拟定了详细的规定.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李涛部长先制作出一幅标准的样旗,然后组织部队举行一次授旗仪式,拍摄咸纪录影片.

6月1 5日,军委发出了关于颁布军旗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上缀金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 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第一次人民政府全体会议

时针指向午后1时,值班卫士准时轻轻地叫醒起床.折起身子,揉揉惺忪的眼睛,还随口哼了两声京戏,顿时精神起来.

这时,卫士李银桥拿来从王府井一家制装店I雷蒙服装店的前身l的黄呢子礼服.穿在身上,抻平理顺,看上去更显得伟岸挺拔,大气凛然.

午后2时整,坐车到达通往瀛台的白玉石拱桥,步行走进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主持了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公告》在讲到选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时,原稿简略为“陈毅等56人为委员”.张治中委员当场提出:应该把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上,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主义的联合政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些人“等”掉,就没有这个气势了.听后,晃了晃手中的《公告》,连说:“这个意见好!”马上吩咐工作人员把其他55位委员的名单补齐,临时别一张纸条加在《公告A上.

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先生的建议,是因为早已决定并再三宣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主义,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当选的人民政府委员会的56名委员,代表了联合政府中不同的阶级成分和经济成分,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各方面实力人物尽在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及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和宣传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单,标志着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主义的联合政府.

会议结束后,主席、副主席、委员步出勤政殿.见到年长的先贤、革命元老,都一一上前握手.

随后,等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南拐至阙右门,再往南直达天安门,登上了城楼的100级台阶……

第一支礼炮部队

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A的旋律,广场的东南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声音:“轰——轰——轰——”这轰隆隆的“雷鸣”共28响,震天动地,响彻寰宇,也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这是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的礼炮部队,以最崇高的礼仪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鸣炮庆贺.

“鸣放礼炮”一开始就被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

礼炮选定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 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六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

礼炮队训练就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三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2分零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

1 0月1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

然而,这54门礼炮鸣放28响,其中隐含着什么意义呢?1950年初,时任军委副主任的唐永健受聂荣臻副总长委托,专门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各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第一份外交文件

开国大典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主席代表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并随附公函送达各国政府.周恩来的公函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于北京

《公告》及随函送达各国在北京的旧领事馆领事;凡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旧大使馆或公使馆.周恩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也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与此同时,新华广播电台的强大电波载着人民政府《公告》飞向十月革命的故乡,太平洋遥远的彼岸……

苏联当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宣布中苏两国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德意志共和国及越南共和国等一批人民国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世界各国和进步组织纷纷致电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高度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不仅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从封建主义与殖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分子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泱泱中华,朗朗乾坤,旌旗飞舞,普天同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嬗变为新中国,历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涅藥和新生.正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开国大典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评论:此文是关于经典开国大典专业范文可作为开国大典和那些事儿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国大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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