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石窟寺院的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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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佛教艺术初传中国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相传于公元前6至5世纪南北天竺迦吡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徒尊他为“佛陀”(Buddha,意即“觉者”),后亦尊称他为释迦牟尼(Sakyammuni,意即“释迦族的圣人”).但是佛教初传时,缺乏有关佛陀的礼拜对象,是象征性的造型艺术品,如塔、菩提树、佛座、、佛足迹、三宝标等,公元1世纪末在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首先出现佛陀造像.接着公元2世纪初,在摩菟罗地区（恒河中游西北部）也出现了佛像.此后,佛像造型艺术日渐兴盛.公元3世纪中期,贵霜王朝走向衰落,笈多王朝建立,佛教艺术出现了新的,摩菟罗地区的造像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那里的佛像艺术仍处于鼎盛时期.
据有关文献记录,约在公元l世纪前后,关于佛像的知识和佛教艺术,才由西域的月氏经丝路初传中国内地.
西来的佛陀形象,开始出现在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时间,应是在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桓帝和灵帝在位的时期.在那时的墓葬的壁画、雕刻乃至随葬物品的艺术装饰中,都出现过佛陀的形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店子东汉晚期墓的壁画中,绘有榜题为“仙人骑白象”的释迦乘象投胎的画像.在四川,乐山的麻浩1号崖墓和柿子湾1号崖墓,都刻有趺坐的佛像.类似的趺坐佛像,还出现在四川汉代崖墓内随葬的摇钱树的底座或枝干上.摇钱树座的佛像,如彭山江口镇豆芽坊沟崖墓M166出土的泥质灰陶座,正面是三尊像,中为高髻着通肩大衣的趺坐佛像,衣裾遮足,左右各有立姿供养者.又有人认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早期道教摩崖石刻中,也存有佛教造像.同时有关文献中也出现了在皇宫中祠黄老时,也同时祠浮屠——佛的记录.
东汉末将浮屠——佛与老子同祠,表明当时的人们,不论是皇帝还是民众看来,浮屠与黄老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侧身于黄老神仙中的一位外来的神仙而己.而且趺坐的佛像,也选取了大衣遮足的造型,看来与汉代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的传统跪坐的姿态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挫的佛座也常常改用类似西王母的龙虎座.此后,直到三国孙吴乃至西晋时,江南有的青瓷器皿上出现了以佛像为装饰的图纹,主要是随葬于墓葬中的谷仓罐（魂瓶）,也有的青瓷香薰、罐、钵甚至唾壶上也装饰有佛像,还有以佛像为图纹的铜镜和铜饰等物.这些被装饰于器物上的佛像,还只被人们列入传统熟知的神仙、羽人、神兽图像的行列,但还都不是人们虔信的宗教中顶礼供养的尊像.不能想象虔诚的佛教信众,会将佛像用于随意装饰什物．尤其是在盛痰土的唾壶贴饰佛像的.只有在鄂州孙吴墓中曾出现过一件两侧各有侍俑的佛坐像.这些只说明,在当时江南地区,佛教并没有成为自帝王乃至普通百姓虔信的主要宗教,这正是佛陀东来初始期的实际情况.而中国佛教艺术真正步入繁荣,还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
中国石窟寺院的建立和发展
当佛教通过丝路向东传播,进入今日中国国境以后,首先到达今新疆地区.遗憾的是至今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还一直没有发现过佛教初传中国时的寺院佛塔等遗迹.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佛教遗迹,是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其最盛时期可能在公元4世纪后期到公元5世纪这一时期之间.比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石窟至少要早约一个世纪左右.
在新疆地区的古代西域诸国中,龟兹地区比较强大而且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控制着丝路北道中段,早在西汉宣、成、哀帝时已与汉朝有密切的联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还到都城长安朝贺,深受汉文化影响.龟兹一直在西域诸国中较为强盛,物产丰富,属丝绸之路要冲,佛教东传可能较早传至该地,不过史籍中缺乏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龟兹的记载.但是至少在公元三四世纪之际,已有较多的龟兹佛教徒到中国内地译经,表明佛教早己在那里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元4世纪后期到5世纪掀起了克孜尔石窟兴建的.
大约到公元4世纪初,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势头日渐加强,在玉门关内的丝路沿线,开始出现凿窟造像的热潮,这与当时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古代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西晋王朝覆灭后,一些原居住在北方或西北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入主中原,一时间古代中国的政治地图,不断改变颜色,在北半个中国,各地先后建立的政权达十余个之多,故史称“十六国”.在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民众流离迁徙,社会经济凋敝,由此广大民众强烈企望平安幸福,正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同时,汉民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过去被视为戎狄也就是“胡”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升为统治民族,他们的民族习俗得以扩散,传统的汉魏礼仪制度受到冲击,也使得域外传来的宗教——佛教,摆脱中国传统礼俗的羁绊,佛陀不再像在汉代时只被视为附庸于黄老神仙的胡神,从而为佛教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囿于民族习俗等原因,多是虔信佛教,由于他们的倡导,更促成佛教的空前兴盛.突出的事例是后赵石虎称帝时．中书著作郎王度曾上奏指斥“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主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力主禁绝佛教,不准民众诣寺烧香礼拜,为僧者还俗.但是他忘记了当时的天子石虎本非汉人而是戎人,所以遭到石虎的斥责,下书说： “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天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从此赵地佛教更加盛行.也正是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掀起了第一次开窟造像的.
第一次开窟造像的,出现于河西地区.目前所知凿建年代最早是凉州石窟,是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在凉州建立北凉后,在凉州南百里山中开窟造像,出现了目前所知河西地区最早的石窟——凉州石窟,即今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由鲜卑族乞伏国仁建立的西泰的领域内,也有开窟造像,在甘肃靖炳灵寺石窟的169窟中,保存有西泰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题记,这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石窟.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沙门乐傅已在敦煌鸣沙山创凿石窟,但今敦煌莫高窟已无法看到那些早期遗迹了.
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掀起了另一次开窟造像的,而凿建石窟的重心已由河西地区东移到中原腹地.这次开窟造像的,开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沙门统昙曜主持在都城平城西武州塞开凿的5座石窟,习称“昙曜五窟”,以后续有凿建,最为著名的是云冈石窟.当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皇室的开窟造像活动也随之转移到都城洛阳城南的伊阙山,自景明初至永平中先后为孝文帝等开窟3所,即今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同时,北魏的贵胄高官也纷纷在龙门凿窟开龛,直到北魏分裂,龙门的石窟凿建方告中断.当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将都城自洛阳迁至邺城,后来北齐取代东魏,仍都邺城,于是皇室贵胄营建石窟的场所随之迁往响堂山.目前那里存在有北响堂、南响堂和水浴寺三处石窟.又由于当时北齐统治者高氏兴起于晋阳,所以也在晋阳附近兴建石窟,主要有天龙山石窟,以及童子寺和西山的摩崖大像.还有一些小石窟散布在自邺城至晋阳的道路沿线.
纵观中国石窟寺院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大略看出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首先,中国石窟寺院的创建,是与佛教东传的途径相一致的,最早出现在丝路进入中国后的西端,以后进入玉门关,沿河西走廊向东延伸.
其次,开创石窟的地点选择,除需有适合开窟的山岩外,还要有水源及方便的交通环境,并依傍于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
第三,早期的石窟功德主以帝王和贵族高官为主,以后逐渐向下层人士扩展,这与中国佛教日益世俗化的过程紧密联系.
摘自《中国汉唐考古学九讲》文物出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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