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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藏赵之谦致魏锡曾、九札真伪考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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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赵之谦手札研习有年,心摹手追,不能自已.临习之余,兼事考鉴,于焉赫然发现传世赵之谦手札出版物多阑入伪作,真赝错杂,鼠璞溷淆,真迹因之蒙垢.思之怃然,慨焉欲有所作.

近来翻阅《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①,经反复查证,认为所录《致魏锡曾、董沛九札》（《致同僚友朋信札》7 ～ 15,其中前八通致魏锡曾,最后一通致董沛）皆为伪作（图1 ?9）.该九札之末札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收藏印,故可知原作藏于北京图书馆（下文简称《北图九札》）.这九札在邹涛的《赵之谦年谱》、戴家妙的《赵之谦集》均未予采用,显然知其为赝品.但就笔者见闻所及,并未见两位专家的辨伪言论,想是牛刀不肯小试之故.鉴于此书流布甚广,研习者众,鼠矢坏粥,不除不快,是以不揣谫陋,试作辨析如下：

从九札的内容看,写作时间在赵之谦江西为官时期（44 ～ 56 岁）,因此首先须了解魏锡曾其人及其与赵之谦之心结；其次梳理赵之谦与此九札的真正受书人董沛的交谊,最后再来揭示伪作之伪.

一、魏锡曾其人及其与赵之谦之心结

魏锡曾（1828 ～ 1881 年）,字稼孙,仁和贡生,福建浦南场大使,是名盐官.其人可用“石痴”二字尽之.他的好友谭献是这样描述的：“君少壮有文,好印人篆刻,多见名迹.遭乱携家入闽依其亲串,乃益嗜金石拓本.时献久客,而赵之谦叔亦避地至福州.故家所藏碑拓方出,君与叔讨论,节啬家食,聚墨本盈数箧.”②寥寥数语,即刻画了魏锡曾好印人篆刻,嗜金石拓本,为购墨本不惜节啬家食的 “石痴”形象.在闽期间,其与赵之谦、谭献相与讨论金石,甚是相得.

再看魏锡曾的至交凌霞的描述：“魏君稼孙之《绩语堂录》,直可凌躐千秋,独树一帜.稼孙以诸生筮仕闽中鹾尹,其于讲求金石,一意孤行,精心考索,譬之牛毛丝,毫发不苟,绝无影响凿空之弊,非一知半解区区浅尝者所能梦见.”③ 凌霞也是金石专家,他对魏锡曾的评价是真诚的而非溢美之词,他知道魏锡曾潜心金石的甘苦,因此由衷地赞叹好友的执著考索和非凡成就.

而赵之谦对魏锡曾的为人处事则一语道尽：“其人肫挚而固执.” 这一点可以参照另一同时代人程蒲生的说法： “魏稼孙闻人有旧拓,必请观；不允,则请以所藏为质；再不允,则长跪以请.可谓癖好矣.”确乎是固执到耍赖的“石痴”模样了.④

对于金石的笃好,魏锡曾本人在同治六年（1867 年）正月初一如是说：“岁杪订所录碑文,三年仅得二百种.深以玩为病.今岁欲立愿日录一种,且长篇多字者.”⑤自责三年所录碑文太少,立愿此后日录多字碑文一种.真是痴心不改,钻之弥坚.他与谭献讨论金石：“偶得一二旧拓,互靳秘也.俄而出以相炫,所见或不合, 致辩至面赤拂衣起,明日相见如初”⑥,得佳拓则先靳秘后相炫,所见不合则争辩得面红耳赤,真是有类孩童之举,纯然赤子之心.他与凌霞千里传书,只为考证、抄录金石文字：“寒家侨寓韩江,与闽中相距数千里.稼孙时以书来,或月数至,或数月一至,邮筒往复皆言考证之事.娓娓辩论辄尽纸,蝇头细书旁行斜上,或涂乙改窜颠倒潦草,他人不知骤难通晓,而余视之如也.又仿倦圃钞书之约,互相假钞金石著录之书,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复互之,订异析疑,致足乐焉.”⑦

以上不惮烦地引用旨在凸显魏锡曾一生志趣在于金石,

可谓一以贯之,矢志不渝.正如谭献所说“盐吏事简,不废读碑……在官朴拙,日事笔砚,光绪七年卒官”⑧.“事简”“朴拙”“不废”云云,即无意升迁,不事钻营、鞠躬尽瘁唯在考碑.这与赵之谦对于金石的阶段性狂热,对于吏事的终极性追求是判然有别的.关于赵之谦与魏锡曾的交游,赵而昌的《赵之谦尺牍》、邹涛的《赵之谦年谱》、张小庄的《赵之谦研究》、王家诚的《赵之谦传》和张钰霖的《浮生印痕—赵之谦传》等书都有详细的描述,这里从略.此处重点要探讨的是两个好友是如何产生心结并渐行渐远的.

魏锡曾印学造诣极高,当他看到赵之谦的印作后大为推崇,目为“ 叔刻印今殆无匹”⑨,因此想方设法敦促赵之谦篆印,并为他编印谱.胡澍在印谱序言中有具体交代：“魏君稼孙,以壬戌春与叔遇闽中.魏君尝手集龙泓以下黄、蒋、奚、陈印稿垂廿余年,积二巨册,极研其中功苦,入诸要眇.见叔作,大加叹赏,遂遍为网罗,溯自癸丑,讫于今兹,朱墨成帙.……同治二年岁在癸亥十月既望”.⑩

但魏锡曾同时对赵之谦的性格也有深刻的认识和无尽的

惋惜：“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让之哉！病未能也” ,赵之谦于篆印多是酬应之举,无聊之思,托兴之作,他所谓的“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的豪言其实更像是魏锡曾勉励其篆印的口吻.两人追求的异趣已然显露.

魏锡曾为赵之谦编好《二金蝶堂印谱》后,先到扬州请吴让之写好序,再到北京让赵之谦作自序,可以说为编印谱殚精竭虑,赵之谦却题以“稼孙多事”四篆字,并序曰：“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 ,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 有论者认为是戏谑之言,实则不然,这是在好友面前的真情吐露, “刻印赋诗学文字”在赵之谦眼里是壮夫不为的“小道”,他的志向是仕宦显达、光耀门楣,实现“父母生我之意”.他曾刻印明志,在 34 岁时刻了一方“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朱文印,边款题道：“悲庵居士,辛酉以后,万念俱灰.不敢求死者,尚冀走京师,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不幸穷且老,亦愈乎偷息贼中,负国辱亲.刻此两言,以明其志.少陵可作,未必恶予僭也.同治元年闰八月十日记” ,表达的就是要远赴京师,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心思.这是赵、魏两人渐行渐远的根源所在.

而赵之谦对魏锡曾所托为其故去的生母和继母撰写《双节传》请求的一再推托,则成了两人一生未解的心结.

守节与孝道是古代社会竞相标榜的家族荣耀.魏锡曾癖好金石,他深知把节母苦行形诸文字、寿诸金石的意义.他曾托赵之谦刻过“鹤庐”朱文印,款题：“稼孙葬母西湖白鹤峰,因以自号. 叔刻之,壬戌九月.”此印癸亥八月又补款：“癸亥八月,稼孙来京师,具述母夫人苦节状,乞为文,并记事其上” .

由“鹤庐”补款可知,魏锡曾于同治二年（1863 年）癸亥即请赵之谦撰文表彰生母与继母二孺人苦节,即《双节传》.而赵之谦的举动则殊堪玩味,他对撰写《双节传》当是有苦难言.赵之谦惨痛的经历使他对不可控命运有着深深的恐惧感,爱妻病死,二女夭亡,家族迭遭不幸,让他怀疑与祖坟被毁有关,甚至怀疑起自己一直以来所热衷的金石之学,认为不吉祥.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禁忌思维,如在《补寰宇访碑碑录》的校字署上弟子钱式、沈毓清（疑为沈树镛之子）和魏锡曾之子魏本存等人之名,自言“非多私意,实自揣薄福,须他人附传一名,或免遭造物谴责.” 他在 36 岁给魏锡曾的两通信中,都提到“金石之学不吉祥” 之语,理由都是身边从事金石之学诸友的不幸：“潘中丞（祖荫）贵矣,然无子女；弟则遭遇更惨；甫（胡澍）仅有子；均初（沈树镛）去岁失一子,今岁又丧偶；如兄于此事自以去岁为最畅观,亦失二子.如影如响,可畏可畏.” 在另一通信札中又说是“金石家恶报”,要魏锡曾“慎之慎之”.

所以,对魏锡曾所托撰写《双节传》,赵之谦是一推再推,在 36 岁时,接到魏锡曾的请托信和两节母事略,他回信说： “得书并《事略》一册,以谦为能文章,令撰次两节母苦行.谦不敢辞.惟文章竟亦无可自信者,名位又不克副”. 此处道出了内心的隐忧：名位不副.以赵之谦的迷信逻辑,为亡灵作传名位不副则易被谴,故而不敢下笔（恐怕也有等博得进士功名之后再命笔的想法）.果然,在 36 岁的另外两通信札中就开始提到“金石不吉祥”“金石家恶报”之语.当魏锡曾要为两节母征题咏时,他极力反对,认为“节孝高行不可轻易征诗,以其神聚而一也”,又说“即如弟撰文亦甚有愧赧意.所冀弟亦是苦节后人（先九世祖妣苦节七十三年,寿九十三）,或不为灵爽谴责耳”. 和盘托出不敢撰文的真实想法—怕神灵谴责降罪.但又不好断然拒绝,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 42 岁还在赌咒发誓“如有食言,天雷殛之.或竟病死,则非我所敢知矣.” 哪知春闱一再失意,仕途蹭蹬,所期待的名位到底未副,于是终究还是没写.以至于负疚终身,在54 岁致魏本存的信中还提起此事“尊甫在日属撰先传,已脱稿而未改定.二十年不写寄是弟大罪……今冬必写寄一分焚之,以慰九原.” 可见《双节传》成了赵、魏两人一辈子未解的心结.

在经历整整7 年的漫长等待之后,魏锡曾明白了赵之谦的为难与推托,失望之余,转而恳求到闽省亲的俞樾撰写《双节传》.俞樾慨然应允,于1870 年撰写了《魏氏两王孺人传》.对此魏锡曾感激涕零,他在致俞樾信札中说道：“……锡曾自癸亥以后,万念都灰.顾以四十无闻之身,怀旦夕即死之惧,盖念先人支持之瘁付托之重,自惟不肖无以显扬其亲,必藉当世立言君子大文表彰,徘徊冀幸,凡数年于兹矣.前者之请惧涉冒昧,乃蒙大君子盛德阐幽,慨然见许,逾月之久遂奉椽制,抚诵之次,于两先母苦节,实已标举大端,综括逸事,而寒家仪法之肃,先叔父先兄友于敦本之实,亦藉考见,从此附大集以垂不朽,所谓生死肉骨,而锡爵锡曾世世子孙感戴仁赐,岂有既邪？” 由此可知魏锡曾有多看重此事,此前素未谋面的俞樾是如此古道热肠,盛德阐幽；而亲如手足的好友却先诺后推,7 年未果,魏锡曾对赵之谦应该是失望透顶了.

通览《赵之谦尺牍》,与魏锡曾的通信从34 岁起到42岁止,以34 到36 岁最为频繁.其中与《双节传》相关的手札即有八通之多,时间跨度从36 到42 岁.36 岁后几乎每书必谈《双节传》,从中可见魏锡曾相催之急,赵之谦逃避推拖之窘迫.因此,赵之谦自36 岁起书问渐疏,到42 岁后即未见通信,直到54 岁接到魏锡曾之子魏本存来信之后写的回信.魏锡曾对赵之谦的信札极为珍视,每函必加盖印章,哪怕是赵之谦因他久不回信而骂他“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的信也照样珍藏.据此可以推测,在赵之谦42 到53 岁之间,因《双节传》的心结和双方追求的异趣,使得两人再无书信往来；或者虽有通信,但魏锡曾已无庋藏之意,随阅随弃.而当以互不通信的可能性为最大.

而《北图九札》写在赵之谦江西为官之时,给人以两人音问不断之感,事实真是如此吗？为弄清真相,须先梳理一下赵之谦与董沛的交游.

二、赵之谦与董沛的交游

董沛（1828 ～ 1895 年）,字孟如,号觉轩,浙江鄞县人.赵之谦和董沛两人的初识当在同治五年前后,该年赵之谦为董沛作《岁朝清供图》轴,款题：“觉轩一兄大人属画《岁朝清供》.同治丙寅春正月, 叔弟赵之谦.” 此时两人尚未深交.

董沛在江西的行略如下：光绪三年丁丑（1877 年）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抵省后赵之谦荐于巡抚刘秉璋,充江西通志协辑官,一年蒇事.其事董沛有诗《预修江西志即事有作》记之,“我来甫两月,充作详定官.全书屡易稿,命我重校刊.”“同官多浙产（赵叔、王松溪、张公束诸君）,与我皆心知.” 写自己甫到江西两月,即与浙江老乡兼好友赵之谦、王松溪、张公束等人同修江西通志.光绪五年（1879 年）己卯分校乡闱.光绪六年（1880 年）庚辰秋到次年辛巳摄清江.光绪八年（1882 年）壬午摄东乡（壬午有《纪行》诗和《莅东乡》诗）.光绪九年（1883 年）癸未摄建昌,有《别东乡》诗,《闻建昌摄篆之信买舟赴会垣途中有作》诗和《莅建昌》诗.

赵、董两人当是在通志局同事近一年建立的友谊,彼此佩服对方的为人和才华,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此后,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官场上互通声气,生活上互赠时鲜瓜果和美食,互诉烦恼病痛,互相问病送药,简直成了通家之好.

赵之谦有志于刻书,是董沛劝赵之谦把早年写就的《勇庐闲诘》付诸剞劂,并为之作序；赵之谦欲刻张茂滋《余生录》苦无其文,是董沛驰书其友,写副见畀；赵之谦刻《韩诗遗说》,让董沛校雠,董沛特地写了《与赵叔论臧辑韩诗遗说书》 .赵之谦为叔祖彦辉公重刊《赵孝子思亲录》征诗文,董沛毫不含糊地写了《赵孝子诗》,为此,赵之谦专函端楷致谢.两人甚至合作赚取润笔,《旌孝蒋君传》即董沛撰文,赵之谦书之.两人在治学上的关系真可说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了.

光绪六年到十年,董沛先后在江西的清江、东乡、建昌三县为官,颇为勤政爱民,“每听讼虚衷研问,律之所穷,征于经史.手自裁判,不假幕牍,邑人争传钞之” 董沛将每一地的理讼判文结集付印,分别是清江任上的《吴平赘言》（光绪六、七年）,东乡任上的《汝东判语》（光绪八年）,建昌任上的《晦斋笔语》（光绪九、十年）.他把这三本集子送给赵之谦,赵回信说：“赐书三种,谢谢.一官一集,以诗鸣不如以政,此足以为异时循吏传之本矣” .虽是赞叹董沛,却无异于夫子自道,显然也希望自己通过努力能名垂《循吏传》,实现“我父母生我之意”.

而与本文紧密相关的《令长考》,则为董沛编撰的《两浙令长考》.该书自秦汉迄唐季吴越浙中县令皆录其姓名,注其所本.凡八百人,旁洎丞簿官亦二百余人.所录县令时间跨度大,人数多,董沛遍查史书、方志、金石、诗文乃至说部,费时三年方略具稿本,又恐有疏漏错误,置于行箧中二十余年. 到江西后,出示赵之谦,请其加以补正,赵之谦评为“网罗放矢至周且审”,但还是为其补了八人 .赵之谦在致董沛札中多次谈到《令长考》,并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应董沛之请为其作序.

注释:

①王玉良、程有庆,《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荣宝斋出版社,二〇〇三年.《致魏锡曾》九札在第一五五页?一七八页.

②⑥⑧谭献,《魏锡曾传》《续碑传集》卷八十一.

③⑦凌霞,《清代诗文汇编七二九·天隐堂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五五六页.

④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三一三页.

⑤魏锡曾,《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简编本》,上海图书馆,二〇〇六年,第七一页.

⑨ 魏锡曾,《魏稼孙先生集》,光绪癸未刻本.《中国印谱全书·赵撝叔印谱》,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一四?一七页,第五?六页.

张小庄,《赵之谦研究》, 荣宝斋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四页,第四九二页,第七〇六页.

赵而昌,《赵之谦尺牍》, 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第八四?八五页,第八八?页,第一二四页,第一二一页,第五二?五三,第六五页.

俞樾,《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二八三?二八五页.

西川宁,《二金蝶堂遗墨》,二玄社,一九四六年,第二一七页.

董沛,《清代诗文集汇编七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六三页,第四四二?四四三页,第四一三页,第三九六页,第四八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