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比较经典论题的当下意义评《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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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功
评论家李建军近年文笔纵横驰骋,日见精彩.其文章高产迭出,涉猎广博：着力最多者,是以系列文章潜心“重估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域外资源进行清理与反思；同时又一以贯之地以其愤怒与温情兼具的文字,践行当代作家作品批评；偶尔还腾出手来,对《史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经验与传统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汤莎逝世四百周年之际,他又出人意料地完成皇皇一巨册献礼之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再为自己的研读与写作别开新境,也给今天的文学、文化研究带来深长的启示,在确立文化自信、重建文学价值、体认普世文明等多个维度上,呈现出丰富的当下意义.
一、比较文学惯常路径的转换与文化自信的确立
几乎同时地分处东西方,却不约而同地著有《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经典；又在同一年辍笔离世,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就这样以惊人的历史巧合,被并观为闪耀于十六七世纪世界文化天宇中的双星.自从1929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并惊叹“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随后经过以现当代知名学者赵景深（1946）和徐朔方（1964）同名论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论著的推进,汤莎平行比较即成为一种通行的话语范式.尤其是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的徐朔方文《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跳出文本对作者所处时代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感受到思想解放时期舒展的学术风气,大大拓展了汤莎研究的视野.但梳理学术史即可发现,既往的研究,大体未能跳出发掘二人在戏剧形式、人物形象、主题、风格等方面相似性的平行研究之窠臼.而因为百年来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受制于西方中心论而生发出的本能应激反应,受中国学人群体中大面积流行后殖民意识、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这种汤莎平行比较研究,常常在意气之争中或隐或显地追求“一比高下”.世界主义者以科学和理性自居,坚决否认汤显祖的普世意义；民族主义者则秉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信条,力证汤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及至近年大力倡导文化“走出去”战略,这种汤莎高下比较更是趋于炽热与焦虑.
放眼汤莎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并世双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坚决矫正了文学比较研究惯常的“比个高下”的路径与方向.著作开头,李建军即开宗明义地以“兰有秀兮菊有芳”作譬,表达自己对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的态度：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并世双星”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对于汤莎二哲孰高孰低而耿耿于怀,尤其是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汤显祖自有其无可替代的特点与价值.所处时约着作家的写作,加之文学语言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其汲汲于如何‘走出去’,从文化上‘征服’别人,从而获得某种心理上虚假的补偿性满足和文化上无意义的象征性‘自信’,还不如从写作与时代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一下畸形的时代是如何压抑和窒碍了汤显祖的写作；或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一下汉语文学‘走出去’的可能性有多大.”①作者以这种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存异而并观的方式,以“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伯特兰·罗素）的胸襟与认识,悦纳异质文学的特性与价值,确立起比较文学乃至文化比较的健康姿态——这种平等的交流与深入的研究,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界迫切需要的做法,体现出真正的文化自信.2015年10月,国家主席访问英伦,在题为《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提出中英两国共同纪念汤莎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并世双星》正是以一种认同文学、文化丰富多样性并相互学习的态度,践行这种开放、包容的时代价值观.李建军并由此就汤莎比较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文化自信”的看法：“越是虚弱的文化,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同.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傲慢；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卑,一方面又表现出虚妄的‘文化自信’.文学上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其实反映的是文学之内以及文学之外的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镇定的反省和谦抑的自持,乃是应对和克服焦虑的积极心态和有效策略.欲借文学上的流于形式的‘走出去’,来获得象征意义上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来克服渗入到文化结构内部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自卑和焦虑,注定是难以济事的.”（第16页）从晚清开始的中西体用之争,再到今天的“河东河西”论,百年来,“走向世界”的中国一直面临着文化主体自我确认与他者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李建军对汤莎比较的态度与看法,清醒平和,体现出他在文学文化比较方面的理论洞见,在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当下,更具有平矜释躁的现实意义.
二、汤莎文学观念的发覆与当代文学价值的重建
以“各美其美”的态度观照“并世双星”,并不是无原则地搁置文学的价值评判,也不是仅仅出于应时应景而进行一次比较文学的出色演练.以汤莎为参照与标杆,在在可见李建军追求在纷纭浮华的当代重建文学价值观念的鲜明态度与高远立意.
熟悉当代文学批评的人都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对当代文学持续走低、精神品格下滑的病象,李建军一直痛加批判,疾呼“伟大的文学”出现.他诸多言辞犀利以至于被冠以“直谏”“酷评”的当代作家作品批评,反映出其明显的古典保守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价值立场与气质.对于现代文学、先锋文学等过分倚重工具性技艺、语言形式而忽略人文内涵的倾向,李建军从不讳言其批判的态度,力主应注重文学的社会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甚至于纯理论的小说修辞研究,他也认为不应像现代修辞那样只着眼于语言形式层面,“与道德无涉”,而应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关注修辞主体的道德品质状况对修辞本身的影响；在效果上也应追求修辞对读者道德升华、人格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事实上,隐含在技巧背后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意图,还有作者包含着政治、宗教、性别等立场的伦理态度和写作意向.按照布斯的说法,技巧的问题,说到底,无非是一个‘技巧的伦理观’问题.”②在文学的人文内涵层面,由于对19世纪,尤其是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认同,李建军的文学观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责任伦理意识.他特别注重道德、态度、德行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与文学的社会、政治、伦理功能.他褒扬被很多人苛责为“陈腐”的路遥的作品中的人民性,表彰陈忠实宁静的文学诗性,批评《尘埃落定》对下人、女性赏玩态度中人道情怀的缺失,等等.这种基于道德热情与伦理精神的文学价值观念,也贯穿于他的汤莎比较分析中.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分析、比对汤莎两位文学巨匠的著作,在全书的主体部分,在以“人文互证”与“知人论世”的方法,论述汤莎其人其文时,李建军认为莎翁所服膺的,是古典文学所传承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伟大经验.莎翁将政治体验和道德体验当作戏剧写作的重要主题与内容,把文学看作一种追求美的艺术现象,也把它看作求真的认知现象和求善的伦理现象.谈论爱与教人爱,表达政治伦理与立场,守护人类生活正义原则,是莎剧的重要主题.莎翁从不刻意追求“去政治化”以显示“文学”的“独立与价值”,但这恰恰才是真正的健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作家.“最理想的文学,是真、善与美融为一体的文学——哲学之思和伦理之意应该具有诗性之美,诗意之美应该包含着求真和求善的热忱.文学的创造活动,应该是统一和完整的,而不应该是分裂和残缺的.”（第167页）而“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主张文学的纯化,即追求‘纯诗’‘纯文学’和‘纯艺术’,反对诗歌和艺术在伦理方面的介入,将‘善’与‘真’当作文学实现其纯化价值的累赘和障碍,认为要求文学和艺术承担‘教育’的责任是‘反诗’和‘反艺术’的.这种貌似清高脱俗的文学主张,究其实,不过是一种短视而偏颇的文学理念.所谓‘纯艺术’和‘纯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和庸俗的个人主义文学观”（第164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掀起“向内转”、追求“文学自觉”“回到文学本身”的潮流.这种以追求文学自主性为出发点的冲动,最终却使得文学始料未及地消解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伦理情怀与感时忧国传统,丧失了可贵的公共性品格,退化与异变为孱弱封闭、堕落颓废的文字游戏与形式主义,疏离社会,最终招致边缘化乃至被弃置的命运.一向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李建军,曾经把当代文学的堕落概括为“消极写作”并阐释其特征是：“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他认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积极的写作与力量的文学：它把文学当作一种与人类生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事业,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它任何时候都信持写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怀着温柔的善念,向人类和世界表达祝福的情感”③.“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理念、人道原则当做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④李建军对莎士比亚文学与生活保持自然关联、成熟的人文主义精神等文学观念的发覆与彰显,对于今天因为趋新赶潮而丧魂落魄的中国文坛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
与很多汤莎研究著作稍异的是,《并世双星》专门设立“崇仰与焦虑：阐释莎士比亚的态度”一章,从文学传播、接受与阐释史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英法德俄美中六国对莎翁经典的不同接受态度.比如法国,从伏尔泰、斯达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和雨果,对莎士比亚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和贬低,到认同和大加赞美的历程.李建军认为,这种扭转,既是莎翁对古典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的胜利,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对古典主义文学原则的胜利.旧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既是一种道路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分野：“时代性、人民性和介入性,乃是新的文学原则的重要特征.它是自由的和创造的,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而古典主义则是奴役性和依附性的.它脱离现实,服从教条主义规范的制约.”（第308页）从中可以看出李建军所大力揄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再如中国古典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之间,本来存在着潜在的共通性——它们都推崇和谐美,都强调文学的道德意味和正义精神.但是,由于文化偏见和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等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对莎翁的认识和接受乏善可陈,只有继承和宣扬英美保守主义文学传统的梁实秋,在这方面超迈时流,戛戛独造,强调理性与道德、和谐与中庸,标举普遍人性.而“理性意识与人性意识的匮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最为严重的问题.理性意识的匮乏,使人丧失客观的认知能力和公正的评价能力,使人的思想和行为皆趋于褊狭和极端,导致极端主观主义叙事和极端虚浮的抒情化写作的泛滥.人性意识的匮乏,则使人的心灵变得粗糙和冷硬,造成了对人性的无知和写作上的反人性化倾向”⑤.在李建军看来,蔑视理性与人性,流于可怕的非理性与狭隘的“阶级论”等,正是中国拒斥莎士比亚、也是造成20中国文学荒原化的重要原因.对这一问题加以百年反省,正是试图从另一方向上重建以理性与人性为基点的健全的文学价值观念.
再如就对文学传统的态度与写作资源获取方式来看,李建军注意到,汤莎都对传统表示出高度的敬意：“他们很少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也很少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纯粹原创性的创作,而是更多地利用固有的神话传说、历史叙事和文学文本进行再度创作.”（第446页）“他们根本不怕别人责备自己投机取巧,不老老实实‘深入生活’；也不怕人家说他们缺乏原创能力,不怕人家责备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寄生’性质的现象或‘偷窃’性质的抄袭.”（第411页）李建军认为他们的“再度创作”,至少在时代性、升华性与集体性共创三个方面,为当代作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资源.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与变革等之间复杂关系的处理.李建军自己亦曾撰有专文《大文学与中国格调》,探索如何将这些复杂关系改造、重组、融会为积极稳健的价值资源,以创建“中国格调”的“大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派”文学各领而旋即昙花一现,中国文学一直受虐于“创新”这条“疯狂的狗”的驱赶——实际上大多以“创新”的名义游戏文字,很快就被销蚀与沦陷于市场与商业无边的泡液之中,而雅正健全的文学观念荡然无存.李建军认为,汤莎这样的文学大家,根本不会如今天作家们那样狭隘、声嘶力竭地祈求“独创性”.“对他们来讲,无论是固有的素材,还是前人的经验,只要是有用的,就可以通通拿来.在他们看来,放弃固有的资源和经验,而去向壁虚构,或到压根没有叙事价值的‘生活中’去寻找题材内容,简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他们完全颠覆了现代以来‘生活决定论’的僵硬教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根本没有‘深入生活’这样的意识,因为,他们自己就在生活之中.……对文学来讲,很多时候,‘独创性’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概念.文学上的完全的‘独创’或‘创新’,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经验产生于旧的经验；只有在旧经验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亦新亦旧’的经验.在文学上,完全与旧经验没有关系的‘新经验’,是不存在的.”（第459页）近年李建军潜心“重估俄苏文学”,其实也是试图从理论源头上对“独创性”“深入生活观”“生活决定论”等苏联反映论文学理论误区加以反思与清理——众所周知,凭借着当代“一边倒”的政治势能,这些僵化的文学观念,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个性发展、精神自由与创造力,造成了严重的压抑与伤害.以汤莎为参照,祛除险绝、浮躁与功利,亲和传统而不有意反叛传统,复归于平正与和雅的文学大道,《并世双星》带给我们的,正是亟须重建文学价值观念这样一种警醒.
三、在批判与表彰中体认人类普世文明价值
李建军曾尖锐地批评当代的“私有形态的写作”.这种异化形态的写作关注的只是一己之天地,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与共同体验.而“伟大的写作追求的则是对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广泛的人类经验的深刻展示”⑥.汤莎之所以成为永远照亮人类精神的“双子星座”,正因为他们这种“伟大的写作”所表现出的对公平、正义、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显示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性与美好光芒.除了通过汤莎比较,借以表达作者的文学观与社会人生观,《并世双星》的深刻还在于,它表达了自己健全的文明观,态度鲜明地引领读者体认人类普世文明价值.
对于与人类普世文明价值悖逆而行的社会历史现象,李建军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在分疏汤莎之异时,作者知人论世,将着眼点投向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的生态环境.李建军认为,就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写作条件来看,莎士比亚要较汤显祖幸运得多.汤之所以选择象征化的“梦境叙事”,是因为身处以颟顸低能的万历统治下的晚明.从法治、等文明程度来讲,这是一种不自由的“前现代语境”.而莎身处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都铎王朝,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这一时代的文化生活,显示出一种乐观、理性而强健的精神风貌.汤莎虽然身处同一个时代,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对于文字狱盛行、戾气深重的明朝,包括李洁非、费振钟等多位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内的学者,都有论著加以抨击.李建军在书中亦痛快淋漓地直指明朝“缺乏最起码的文明教养,是一个尚未脱离野蛮状态的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狭隘,傲慢,凶暴,冷酷,一切坏时代的坏毛病,它几乎全都有.它对黎民百姓缺乏哀矜之心,对知识分子充满疑忌和敌意,拿自己的官吏当奴隶”（第103页）.“这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前现代社会.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野蛮和.自由和尊严在这里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理性被奴性的绳子紧紧缚住.用理性的眼睛看世界,用理性的头脑思考生活,用理性的尺度分析和评价生活,都是不允许的.”（第135页）对荆天棘地的明代不稍宽假的批判态度,显而易见.著作用一章篇幅,剖析汤显祖身上尚奇、唯情与亢直等人格力量、心意状态对主体写作风格、深度的影响,事实上意在从另一方面大力揄扬这种人格力量在陈腐、暴戾时代里所彰显的对封建专制主义巨大的批判性、解放性意义.对与时代保持健康关系的莎士比亚,作者也时时揭橥其创作金钱拜物主义尖锐的批判等文明批判与反思方面的意义.比如其戏剧突出的政治主题,李建军认为他几乎所有的政治叙事,“都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指向,那就是通过直接或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对、阴谋、专制和腐败的谴责,对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和反抗精神的肯定”（第209页）.除了审视历史,对当下的文明异化现象,李建军也借阐释汤莎之时引发议论,加以直指当下的批判.试举一例即可见.英国批评家哈兹里特的莎学研究充满了对权力的批判,李建军在加以介绍后,旋即将锋芒转到我们今天文学和影视中泛滥的“权力叙事”：“在《英雄》《大秦帝国》和《雍正王朝》等作品中,毒蛇变成了鸽子,荨麻变成了玫瑰,的帝王们,如嬴政啦,爱新觉罗·胤禛啦,俱皆威仪赫赫,道德高尚,人格完美,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给人民带来恩泽,像无边的春风一样给人民带来温暖,唔,简直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而芸芸众生的唯一权利,就是对他们感激涕零地表示忠诚和感谢.于是,在信奉‘拜权教’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叙事里,那些恣睢而残忍的暴君,因为我们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怂恿和纵容,变得更加恣睢和凶暴,更加浅薄和贪婪,竟然以高亢的声音,唱出了这样的心声——‘我还想再活五百年,五百年’！”（第278页）作为一种“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并世双星》既是鞭辟入微的文本批评,也是深邃睿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批评,还是发人深省的文化文明批评；既是术有专攻的诗学性质的,也是现实感、介入性极强的政治学性质的；既是学者理性的学术研究,也是知识分子忧愤悲悯的价值拷问.
另一方面,对仁爱情怀、理性原则、道德尺度、伦理精神、理想信念等汤莎其人其作中蕴含的普世性的人文价值,李建军毫不吝啬其赞扬之词.他精当地归纳说,作为同时代人,汤莎“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戏剧家和抒情诗人,都有不朽的作品流传下来.他们都是懂得爱的真谛的人,都写过充满诗意和悲感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格和强烈的正义感,总是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他们的人生哲学都具有低调而朴素的性质,都对人性的傲慢、贪婪和恣睢抱有警惕的态度,都对人类在追求权力和金钱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疯狂行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评.他们都反对战争和暴力征服,致力于培养人们认识和创造和谐生活的能力”（第10页）.不同的人生与创作,却有着“伟大的共同性”.联翩而来的排比句,有着一种引人升华、纯洁的力量.在深入论述时,作者对这些闪光之处时有精彩论述.比如书中剖析汤显祖以戏曲积极传播和实践“唯情论”时,作者认为：“无论有多少佛教的出世之想,亦无论有多少道家的无为之念,汤显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挚爱在人间的唯情主义者.”（第93页）文章经由诗歌文本,分析了汤显祖遭受儿女之殇折后的人生伤感,更分析了他推及物类的仁慈悲悯之心.作者认为汤显祖人生哲学的闪光之处在于节制人欲及必要的虚无感,而莎士比亚则有着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守护人道主义思想,呼唤自由,欣赏美,渴望爱；反抗专制、战争与暴力,崇尚和平与宁静,健全人格……这些人类普世文明基本的价值观念,成为作者对“并世双星”高度礼赞时的高频词语.李建军曾经说过,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态度性、选择性和评价性的精神现象⑦.作为文学比较著作,《并世双星》是对汤莎诗学典范的崇高致敬；而在这份致敬的背后,则是作者对汤莎两位大师作品中所创造、守护的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高度认同.
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时时遭遇的“特色”与“普世”之争,固然是一种学术认知,更是一种价值分野,令人欲说还休.李建军会通古今中西的汤莎比较研究,体现出丰富的历史意识,流露出“纸背心情”和“人间情怀”⑧的现实关怀,还反映出作者对超越时空地域的普世文明价值立场鲜明的体认.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它虽然无法代替读者作出价值判断与抉择,但至少,它标示着一种价值引领.■
【注释】
①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7页,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此书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②李建军：《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③李建军：《消极的写作与力量的文学》,载《长江文艺》2003年第11期.
④李建军：《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见《必要的反对》,14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⑤李建军：《理性与人性：论梁实秋莎学研究的路向与意义》,载《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⑥李建军：《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见《必要的反对》,99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⑦李建军：《论文学的态度（代序）》,见《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⑧皆为陈平原语.见其《学院的“内”与“外”——答〈读书时报〉记者熊彦清问》,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3期.
（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莎士比亚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总结,本文论述了适合不知如何写《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和论题和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莎士比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