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哪里独自升起关于叶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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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弥是一个不小心就忘掉现实与虚构边界的人.表现之一,是在现实的饭局上讲段子.讲得渐入佳境后,叶弥就慢慢搂不住她虚构的才华,当然,有时也露出虚构的马脚来.比如关于“舅舅”的恋爱故事,从虚虚实实拓展到无边无际,讲述的节奏是慢条斯理的,又讲得妙趣横生.只是在一个年龄的细节上,似乎出了点错.从现实的逻辑出发,大概推衍不出她所讲的情节；可是作为听众的我们并不表示出怀疑来.因为根据之前的阅读经验,叶弥的故事总是扎实、可靠的,跟真实一样真.即便之前没有发生过,说不定哪一天,或者肯定有一天,这故事是要发生的.不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就发生在叶弥虚构的文本里.
虚构的热情
从1994年在《苏州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名厨》到现在,叶弥已经写了二十几年小说.关于爱和成长,以及其他,叶弥写了很多.我试图将这些年来读过的叶弥小说作个分类：一类是“郎情妾意”的,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可说不可说的故事,都被叶弥说尽了.像《司马的绳子》《明月寺》《霓裳》《猛虎》《郎情妾意》《桃花渡》《香炉山》《亲人》等篇目,按照时间先后,从困惑、纠结、恐惧、绝望到求索、超脱、释然,色调是慢慢明亮、开朗起来的.另一类是关涉成长与命运的,现实的成长与玄之又玄的命运,叶弥对于它们的关联和疏离作了一次次的打开和探索,又总是言而未尽.成名作《成长如蜕》里的弟弟,《父亲和骗子》里的父亲,《天鹅绒》里的李东方,《美哉少年》里的李不安,《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只鹰》里的蒋百年,《向一棵桃树致敬》里的海五,《独自升起》里的阿当,《逃票》里的孔觉民……这些人身上有着确凿的答案,也有着不可说的玄妙与神秘,细究下去,他们都通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叫自然,叫宿命,叫未来,都对,也都不确切.
这样的分类有些徒劳,把小说装进了口袋,将他们拾掇得简单、规整,变得一目了然.而作者将它们释放出来时,是希望它们每一个都四面八方,无处不达的.很多年前,李敬泽在《钱币的正反两面·序》里说,叶弥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活跃、变动不居,这些是她的“才分”,但对于一个作家风格的确立,“可能也是一病”——后面一句显得语重心长.
大约是在十年前,叶弥搬到了靠近太湖的浦庄去住.经历了一段写作低潮之后,由城而入乡的叶弥又开始专注地写小说了.她形容自己过的是一个普通农妇的日子：种菜种树种花,整理园子,养鸡鸭鹅,收容猫猫狗狗……她其实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清闲.充实的村居生活给她带来了良好的睡眠和精神,让她散漫而又专注的写作一直保持和延续到了今天.如果没有换一种活法,叶弥的小说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十多年来,叶弥逐步缔造了她笔下的吴郭城、白菊湾、花码头镇,以及由蓝湖、桃花渡、香炉山等等一系列专有名词连缀成的文学景观.她的小说有时天马行空,有孩子般的天真、童心和想象力；有时又犀利和尖锐,对人心的深穴洞若观火.单纯和复杂,现实和神秘,明媚与阴暗……叶弥总是变换着光线和调子.既不让绝望和委屈无处伸张,也不让读者处于太平无事的幻境.她的笔头因为有能量而显得任性,呈现出来的世界飘忽不定,或是无中生有,有时火花四射,偶尔又呆若木鸡,平淡得近乎无味.叶弥的小说读来少有行云流水之感,总是抑扬顿挫的,看似平常的铺陈,只是在默默蓄势,总留有后招,预备让人吃一惊,或者吓一跳.
这也许跟叶弥一直以来对于小说趣味的执着追求有关.她在文章《忆文夫先生》中说,“他（陆文夫）与周瘦鹃对于文学应该‘有趣’还是‘有用’,有过不同看法,他认为文学首先应该‘有用’.我心中便失望,我认为文学首先应该有趣.当然后来我年龄渐长,觉得文学要有趣,如果有用则更好.”2015年,在一次关于小说的对话中,她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其实小说并不总是表达某种思想,与思想相比,表达趣味更重要,因为趣味更接近小说美学.”[叶弥,齐红：《〈风流图卷〉：“用时代来讲述一种叛逆”》,《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4页.]叶弥始终保持着对于小说趣味一以贯之的热情.在她看来,经世致用不是小说的主业,小说也不单纯是思想的容器,知识的载体,好的小说首要的是审美趣味,而一个好的作家,更要通过“趣味”来区别自己与他人.关于趣味,叶弥没有用一句或几句话给出明确的界定.趣味本身更接近一种场域,是弥散而非集中的,只能靠感官去感知,用心去体悟.因此,除了她的小说文本自身,没有什么能够更好地对她所说的“有趣”来加以阐释了.
让徒劳发生
叶弥曾说,写小说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这话只有女作家才能说,如果出自一个男作家之口,就不像话.这并不是说,男作家的写作不为自己,只是相对而言,女性的写作者,为自己的时刻更多,目的更纯粹.
多年来对于探索“如何活着”的真诚执念,就是叶弥总也不灭的心火——那火有时灼灼其华,有时又烽火连城.她一直是个有力量、甚至于有点野蛮的女作家.厌倦都市,就弃绝都市；想写小说,就一门心思写小说；普通女子的怯懦和放心不下,通常不会在她那里发生.她的大胆和任意妄为直接溢出文本层面,让她在小说之外,活成了一种现象、一种风格.叶弥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实现了“归田园居”的人生革命.之后,她写出了《桃花渡》和《香炉山》.
“我”在小说《桃花渡》里发出感叹,“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但是,“我”紧接着无奈地承认,“但城市并没有消除我的孤独.”于是,“我”只能舍弃自己熟悉的城市与文明,去离群索居,用大自然赐予的风、花、雪、月来供养自己孤独的心灵与肉身.物质与精神,表象与内心之间的巨大鸿沟,是能够弥合,还是终究不可逾越？没有人能提供正确答案,“我”把自己砸进了一片远离城市与喧嚣的地方,试图用自我拯救的方式来消弭个体内心的孤独和不安.“……白菊湾,桃花渡.菊花是死亡或不朽,桃花是短暂和忧伤……”叶弥的文学地图上这些寓意明显的称谓,处处透露了她对于人类精神归属和个体生命要义的独特体悟和暗自悲观.《桃花渡》里的男女,他们的爱情在大自然里生发,又有着宿命的瓜葛,最终也只能在现实世界里“宣告一个小小的苦心得不到圆满的结果”.
叶弥又是执拗而强硬的,对于现实种种的不满,让她渴望在写作中能呼风唤雨,你可以从她的小说中感受到那股子劲儿.活不下去了,所以要逃离原来平庸而陈旧的生存方式：与其委屈求全,不如尝试着,胼手砥足去打个天下.于是她在寻常人的世界之外,建立了一个神秘而自足的乌托邦.白菊湾花码头镇,几乎是她说了算的地方.虽然外界有的波澜和诡谲,花码头镇也有,但叶弥会适时地纠偏,她有着控制的决心,也有着杀伐决断的勇气.这是作家自己可以恣意、跋扈的一方天地,她用笔创出另一番人间.《香炉山》就是这样的作品：为紧张、警惕的神经松绑,为被世故揉搓的心抹平褶皱.“苏”带给“我”的一夜之爱,不论是友爱或是情爱,都真诚而纯洁.这样的友好与爱将“我”的怯懦与恐惧一扫而空,因为无所畏惧而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无论是《你的世界之外》里的萤神,狐仙,还是《香炉山》里的上弦月和神灯,或是关于蓝湖,水神的那些离奇演绎……叶弥用对人类的疏离,和对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亲近,建构了一个仿桃源般的,有点神秘,又一往情深的独立王国,以此来表明对于当下文明的某种程度的拒斥和否定.她避开喧嚣的都市和人群,亲近蓝天、云彩和泥土；救助伤病小动物,热爱和信任自然界的事物,更胜于对自己的同类.植物,动物对于她来说,是诉说真实、善良、美好的载体和对象,也是她试图劝喻和改造现实世界的策略与方法.而努力种种,无非是要弄懂一件根本的事.那就是如何活下去,活得像个人.
叶弥的笔下有好山好水,好花好天.不似人间,但又最终落入人间.带有乌托邦理想色彩的设定总会被严峻的现实击穿.“我已知道,这里不是桃花源”（《拈花桥》）,作家洞悉了这一切,也诚实地交代给读者.有着蓝湖、萤火虫、绝美月色和神奇传说的花码头镇,也会有不公、偷窃、谎言和凶杀,更有甚者,也正面临着被人类文明吞噬的命运……现实种种,个体总是显得脆弱而彷徨,偶尔放手一搏,也往往是无功而返.《你的世界之外》里的看门人老邬,自小被人叫呆瓜,却是心灵高贵的人,为了挽救菊花湾的萤火虫而献出生命.这样的结局不再有光明的尾巴,自然与诗意似乎终会抵挡不过工业文明的侵蚀.叶弥在小说世界里左冲右突,黯淡与悲观让她滋生出另外一种力量,像是绝处逢生：是终于无法苟且于无奈而又荒诞的现实中时,于绝望处冲撞、胶着、突围而出的火花与光亮——也许短促,却也耀眼,令人心生战栗和敬意——即便是一场徒劳吧,“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叶弥乌托邦式的叙事便不虚妄.对于她来说,小说是一种化解不满与戾气的介质和容器,这里放进了她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充满了抵触.作家通过对于人物、故事的拿捏和掌握,尝试调节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社会的认知平衡,试图找到处理自身与这个世界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对于现实里种种的无奈、无序和惊慌失措,她有着自己对应的立场和见解.一个个荒蛮的故事,有如孤悬之舟,貌似疏离,实则关切；在愤懑的面容之下,仍可隐约窥见一副哀其不幸的表情.
贡献自我的迷途
一直以来,叶弥对于现实不满.“周围的人,都翻天覆地,惟有我过着小日子,与时代脱节的样子.我没有目标,我对现实生活不满,却不知为何不满.这样到了三十岁,我对现实生活愈发不满,又增加了对无情岁月的惊恐.无奈之下开始写小说.”（《风流图卷·后记》）通过有温度的故事和人物,叶弥来区分心灵的白天和黑夜,呈现自我的困惑和顿悟,并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梳理、缓解.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对未知之途的探索,前方可能是答案,也可能是漫长的迷途.正如作家史铁生在《宿命的写作》中提出的,“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
叶弥又说,“我是没有现实生活的人,一切全在幻想中生存.”（《风流图卷·后记》）这说法十分机智.究竟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作家并不想打破砂锅寻到底,唯一正确的答案也许不存在.重要的不是现实生活,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现实往往与失意和不幸联姻：对于日常生活的迷茫、无力,对于扭曲家庭和亲情关系的失望,对于爱也不爱、恨又不恨的关系的无措……这些具体而普遍的人生困惑与难题,如附骨之疽,生存之痛,从无稍停.而叶弥将实入虚,把现实悬置、观看的意外和大胆,倒是提供了一个极为睿智的角度.对于痛苦,无论是消极回避,还是正面强攻,都不如将其在观念里彻底颠覆来得奏效.如此,小说的意义之一得以体现,它通过改变人的眼睛、脑子和心灵,进而改变了外部世界.
以《亲人》为例,叶弥讲述了一个关于“恨”的故事,兜兜转转,到头来还是归结于爱.何湘在对母亲几十年的恨和疏离中度过,却因为母亲的去世,有了跟“小二”邂逅的契机.正是在这一段虚实参半的交往之中,何湘打开了多年来的心结.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爱与恨的交替是那样简单,只在主体的一念之间.换一种角度,打破惯常的思维定势,一切就不同了.通过“小二”和“女人”的嘴巴,叶弥给予女主人公种种点拨,何湘在结尾处感悟到：“原来小二的思维与这女人是一样的,世上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思维不断地得到,一种思维不停地失去.”[叶弥：《亲人》,《亲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何湘生下带来的孩子,重复了母亲以前的老路.这样的决定会不会再制造出一段扭曲的母女关系,演绎出新的爱恨剧情？谁知道呢.叶弥结束了一个故事,也在酝酿着别的事端.小说只是说出生活的某种可能,但永无说穷尽的可能.比较着看,《亲人》虽然没有《桃花渡》和《香炉山》那样通体透明的纯度,却在对于人性的复杂和异化方面表现得更为细腻、深入.何湘怀孕后遍寻“小二”不着,心中又生恨意,要将母亲的骨灰送还到山后灵塔,及至车祸发生后魂灵出窍,又最终释怀……一波三折,也将这颗在尘世里揉搓过的心——其可怜、可鄙和可叹之处,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发表于2015年的《公民的兵法》有了更大的“变数”,还是花码头镇,还是独居的“艾老师”,这次没有了“桃花渡”里美妙的天光和影影绰绰的爱情.几天时间里,一出出明争暗斗的好戏发生在“我”和新邻居一家之间：声东击西、欲擒故纵、反客为主、指桑骂槐、攻其不备、以退为进、抛砖引玉……成人和孩童之间,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冷漠、势利、猜测、偏见、怀疑、冲动、愤怒……种种负面情绪的叠加造成了一系列的人情风波.人心的隔膜与阶层的冲突由来如此,“多少年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是原样,人,和物.”（《公民的兵法》）“我”对于这一系列的冲突没有预期,也毫无应对之策.单方面的善意,却换不来好的结果；遭遇伤害后,“我”愤怒、灰心之余,仍能反躬自省,压榨出自己身上的“小”来.虽然仿佛是杯中风波,却蕴含着作家对于这个社会、时代的一种敏感、无奈和思考,对于国民性的试探性的描摹与画像.
叶弥是个习惯于隐身在小说里的作家,基本不露声色；但偶尔也会暴露出苦口婆心的一面.一个作家要将思想或是情感的倾向性从作品里彻底地摘除,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始作俑者和创造者,作家不是构成作品的器官,而是提供一切能量的毛细血管.在理解和刻画人物的同时,难免没有设身处地的时刻,难免不会掺杂进自己的心路历程.善如此,恶亦如此.在对故事里的人物有了彻底的理解和感同身受之后,就会有共鸣,有慈悲,有怜悯.怜悯善,也怜悯恶,以及混沌不明的中间地带.这里的善与恶指代的都不是现实的结果,而是人性备受煎熬的过程——这个过程不独属于某个人与角色,而是属于所有人.
叶弥的小说动人之处,恰恰在于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谅解.事实是,在很多的作品里,叶弥用神秘和虚无的皮囊,伪装了自己一颗最入世的心.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她有着种种的失望与困惑.她不满足于建构一个自我麻醉的“太虚幻境”,而是执拗地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好起来.她戳破那层薄薄的纸,直指人性的弱点和死穴,抖落人生的非理想和不完美.她赞美一些,容忍一些,也拒斥一些.写作这条路上,她像一个特立独行的、悲壮的侠客——既奉献了自己的勇气,也奉献了自己的迷途.
独自升起
最后要说的,是叶弥小说里的历史和时代.
叶弥擅长给自己的故事找一个过去的背景,让它帮衬着,或是反衬着人物与故事.在她早期的一些小说里,历史背景只是个淡淡的影子.有没有,在哪里,都不是唯一和必须的.因为在这一切之上,叶弥赋予小说更明白、直接的主旨.比如《天鹅绒》,无论是因为二斤肉而疯癫的李杨氏,还是至死都不知天鹅绒为何物的李东方,或是侠者一般的杀人犯唐雨林.不管身份有多低贱卑微,物质生活有多匮乏,对于生之平等与尊严的捍卫都是坚定不移,甚至是荡气回肠的.这种鲜活的人物跃出了文本,也跳脱出历史,成为独立的人.叶弥是利用了历史,但并不依赖于历史.很多作家作品钟情于描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叶弥却不直面宏大历史,再现时代风云,而是独辟蹊径,写了她自己的“小人物”与“私时代”.
《独自升起》的主人公,是天然痴傻的阿当.沸反盈天的革命运动,在阿当的眼里看来,以为是请客吃饭,“忽然马路上来了一群人,唱着《国际歌》,手里拿着或者语录本.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阿当说,是不是上谁家吃晚饭的？”[叶弥《独自升起》,《叶弥六短篇》,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革命群众炸开弄堂口,火烧小教堂,阿当却从一张张扭曲的脸孔里洞悉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怎么光彩的“隐私”：和人吵架的,偷看女人的,在墙根小便的……阿当丝毫不了解革命的意义,融入不了革命队伍,他成了时代的局外人——也是幸存者.随着阿桃的惨死,革命的大火结束了阿当的时代,“被火烧走的除了蝴蝶和鸟儿,还有琴声、木鱼声、蝴蝶、笑容,还有阿当的记忆”.[叶弥《独自升起》,《叶弥六短篇》,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一切全变陌生了,他在地窖中藏身,就像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十年间,阿当以一颗懵懂、赤诚之心守护着碧桃扇子以及断头耶稣.那个狭窄的四方形空间,笼罩着慈悲与忍耐的光彩,有别于外面那个充满恐慌与危机的世界；就像另一个时空里始终闪耀的星辰,在暗夜独自升起.小说结尾,一个轰轰烈烈的风云时代结束,穿过一片狼藉的废墟,阿当的记忆重现,“他认出了所有的人——时隔十年,所有的人他还都认识.”[叶弥《独自升起》,《叶弥六短篇》,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其实,令人痛惜的不仅是阿当失去的生活和记忆,而是那段非常年月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摧毁,以及人性的溃败.多年来,叶弥将以轻击重的叙事策略和表现手法运用得自如娴熟,她依然沉迷于轻逸的南方叙事模式.历史和时代是舞台背景,主角总是说不尽的人物和命运.
就像201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文家的帽子》,写的是轻飘飘的帽子,其实是承受着重压的人物命运.一生好戴帽子的文老太爷,被日本兵用挑下了帽子,名誉和尊严扫地,对此,他文绉绉地、怯懦地说了一句：时间给予一切,时间拿走一切.他从此再也不戴帽子.孙子文觉目睹这一切发生,他不能忍受知识阶层的软弱和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他立志成为主宰世界的人,要跟上时代,做一个强者.不要成为悲剧,也不要成为喜剧,而是要成为正剧.但是时代顺流而下,他也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帽子,始终难逃沦为“小丑”和“笑话”的命运.从柳亚子送的呢帽,到的纸帽,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氛围中,“帽子”被赋予了多重的象征意义：名望、权力、羞辱、罪名……从文老太爷到文觉,他们受制于各式各样、花样翻新的帽子.帽子能让他们荣宠一时,也能让他们斯文扫地,历尽羞辱.——这不是日常意义上的饰物,而是时代的枷锁,历史的刑具.某一个特定时期,人们只有不戴帽子的自由；而到了另一个特定时期,人们只有选择戴哪顶帽子的自由,却没有不戴的自由.吊诡的是,每一顶帽子,几乎都是经由同类之手,扣到别人的头上去.时代的洪流里,多数人都戴着自己选的,或是别人给的帽子；也别有用心地,给别人戴上帽子.哪里又有无辜和无罪的人呢？——处处是历史的牢笼和受限的人生,以及,永无休止的人性之战.故事最后,文觉被戴上了“反革命吃屎派”的帽子,叶弥让他在最后的游街时刻反戈一击：将批斗台上的牛粪扔到了当权派老方的脸上.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之后呢？文觉能够逃脱他作为悲剧和笑话的命运吗？叶弥让小说停在了最具戏剧性的一刻.她无法让人物逃离历史的巨大吸力,她只是将人物在历史旋涡中的挣扎与徒劳展示给人看.
近作《雪花禅》,也是讲的乱世和战争中文化人、读书人的生死存亡.“我想活,何其难？”是整个故事的症结所在.主人公何文涧是这么一个人,“不喜欢死亡,不喜欢告别,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快乐,风花雪月.”可是战争一来,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土地、家当、心爱的女人没有了,甜美的生活倾覆了,就连选择生与死的自由,眼看也要被剥夺.兵荒马乱之际,何文涧选择要逃命,爱国学生和群众们却胁迫着他去做英雄.求生是人类本能,堪破生死,那是修为,何文涧既不是印光法师,也不是背月和尚,他是一个尊重自由,坚信生死应由自己做主的读书人,也是个不愿意放下七情六欲和风花雪月的寻常人.只是在战争前夕的吴郭城,想做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寻常人也不可能.不仅如此,哪怕是在梦境里,关于主人公未来命运的预测,也仍然是悲观的.偌大的吴郭,何文涧没有一个同类,最好的女人娜拉弃了他去逃命；最好的学生潘新北劝他做英雄不得,便恶言相向,梦境里仍然纠缠不休,“抡起大刀就砍”；家里的下人阿进虽然顺从听话,也承认自家老爷学问太高,自己不怎么明白；即便是情同父子的背月和尚,已是堪破生死的化外之人,跟何文涧显得格格不入.何文涧求生的信念愈强烈,就显得愈发地孤独.战争将所有人的贪嗔痴都无限放大了,乱世下,动辄就是生离死别,日常生活里的一地鸡毛,就是乱世里的一片血光.“城未沦陷,血已满地”.所以,在现实的战争之外,人性的大战更先一步拉开序幕.人与他人之战,人与自我之战,硝烟无时无刻不在弥漫.叶弥不是单纯从道德层面来观照人性的,对于至善大德的追求遥不可及,她只是借助一个非常时空,来调动和摆布人性,考察人性之间碰撞、摩擦继而变态的过程和结果,她像个冷酷的弓箭手,人性既是她手里拉满的弓,更是不可追的离弦之箭.
所以,叶弥有关历史的叙事中,总要留出一片“自己的土地”.这片地方可大可小,与历史或现实保持着距离.例如《独自升起》里阿当藏身的地窖,《文家的帽子》里祖业所在的花码头镇,《雪花禅》里的大穹山念念寺……说是自己的园地也好,精神的后花园也好.叶弥的浪漫气质就此表露无遗,“风花雪月”和“享乐主义”在她的小说里并不是贬义的提法.对于历史和人生,叶弥既不虚无,也不盲目,她能够认清和理解人的局限性,并将这种局限性放到具体的大环境中去阐释,而且有着感同身受之后的怜悯.有论者评价她的小说,“现实或历史,总与她的主人公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她的主人公都是一群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他们有现实的与欲求,但现实或历史却进入不了她的主人公的内心.外在的世界之于她的主人公的内心,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徐勇：《历史反思之后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救赎——以<风流图卷>为中心看叶弥小说写作的倾向》,《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第84页.]论者还说,“她在最没有个人的年代凸显个人,在最没有风流的空间上演风流.”[徐勇：《历史反思之后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救赎——以<风流图卷>为中心看叶弥小说写作的倾向》,《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第86页.]这里点出了叶弥小说独特又略显乖张的审美格调,以及作家叙事表达的“蛮力”.她有着自己的写作支撑,她信任一套自洽的叙事逻辑,故事的走向从来都不依据常规,而是顺从想象力.相对于历史或是现实,在叶弥看来,也许心灵才是更深的迷雾.
（朱红梅,苏州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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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资料：上文是关于经典在哪里专业范文可作为叶弥和升起和在哪里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在哪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