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扶贫工作的调研报告》
本文是扶贫方面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跟刘家镇和调研报告和扶贫工作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本文分为永生村扶贫调查和脱贫研究两个部分.结合作者扶贫工作经历,及与农业相关工作人员的交流心得,主要阐述了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3 个方面的调查情况,并重点研究4 个方面具体问题.
调查情况一：当前的贫困户致贫典型因素
农民的收入构成比较单一,即社保、直补、种植养殖收入或者是地租之和,如果达不到脱贫3200 元的标准,则基本可以确定为贫困.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收入减少非常直观,如果再失去儿女照料,生活就非常艰难.此外,大病伤残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饮食、饮水、住宿等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另外,心脑血管疾病、肺病、智力发育不良等问题,造成农民完全或部分失去劳动能力致贫；二是农业劳动本身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加之农民使用农用机械事故频繁,致伤致残最终致贫.其余一些特殊情况不具典型性不做列举.
从客观条件上看,主要因素集中在四点.一是土地资产的多寡.直补、种植或者地租两项最重要的收入多取决于土地的多寡,地多则富,反之则穷.例如松原一些村,人均耕地超过5 亩,永生村人均只有2.2 亩土地,个别农户甚至不到2 亩,贫富差距非常大；二是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离城市越近,经济发展机会越大、局限越小.“陈家店”发展成为全省典型,与其地处省会长春附近有很大关系；三是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包括种植业在内,农业产业多数收益微薄、风险较高.永生村1000 多户村民当中,留在村里发展的仅有10 户左右拥有百万资产富户,还有近20～30 户是拥有几十万元比较富裕的农户,就是说永生村946 公顷耕地无法让太多的村民富裕起来,3547 名村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要走出农村另谋出路致富；四是农村金融保障有限.流短缺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贷款需求大、风险大、缺口大的问题短期内不易解决.
调查情况二：永生村基层党建情况
永生村的干部基础较好,人心齐、干劲足.永生村的党支部书记王艳凤是一名先进典型.有关她的先进事迹报道比较多,各级评价也很高.从她以及个别村组干部较大的工作强度上看,他们基本没有时间种植自家土地及经营其他事业,全身心投入到村里各项事务之中.
第一书记指导帮扶作用明显.驻村第一书记是原市委机关党工委专职副书记李新功,开展党的工作经验丰富.他经常提起三个方面的经验：对村书记,以诚相待、树立其村内权威；对贫困户理解同情、加强宣传引导；对扶贫项目,尽力争取、严格遵守财务纪律.他工作积极,力求圆满.
两年来,他曾多次组织永生村小学生到长春市参观学习,组织医务人员到村义诊,永生村连续举办了两届农民艺术节,包保单位深度参与,共同筹办质量相对较高的文艺演出,宣扬农村发展好势头、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客观的说,永生村党建工作在“凝心聚力”,激发了全体村民脱贫致富信心和热情.由此可见,干部因素、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助力作用.
调查情况三：几种扶贫模式的探索情况
一年多以来,永生村摸索出很多种产业扶贫模式,起初的模式比较简单.例如,利用贫困户自身条件发展庭院经济.包保单位运用办公经费给贫困户购买鸡雏,由贫困户养成后再销售,获得经济收益.
由于该模式只能在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庭开展,不能实现全覆盖,此背景下,逐步摸索出另一种模式,即由政府扶贫资金作为入股资金,与企业合作,将种养殖任务从贫困户转移到具有丰富经验的农业企业,获得收益后,直接为贫困户分得红利.经各方努力,几乎是在同时期,负责包保农安县山后村的市畜牧局联系到了当地企业合伙养羊,包保的永生村与当地企业办起了农机合作社.农安县的企业家本身就是养殖大户,畜牧局投入扶贫资金并为企业提供优质的防疫服务,企业每年为贫困户支付两只羊身上产出的红利.榆树永生村的企业家本身具有大批农用机械,协调的扶贫政策资金作为村集体经济的入股资金,每年向合作社旱涝保收的收取10 万元.
政策资金可以入股,村民劳动力也可以套现.因此又摸索出了以农民提供劳动或者服务的产业项目.例如“草编”项目,培训农村妇女利用成本低廉的玉米叶编制手工艺品,获取报酬.
除了庭院经济、政策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第四个驱动力,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村集体资源,包括村集体掌握的耕地、林地、池塘、温室大棚等等,是最可期望的脱贫“本钱”.永生村经过这一年的改造,逐步把目光锁定在以往仅用来防洪泄洪的小二型水库上.这里是两条最主要入村道路的交叉区域,中间就是这个占地1.2 平方公里的邢家沟小二型水库,距离榆陶公路仅1 公里.在通往榆陶公路的辅路上还有近1 公里经过美化的堤坝.市民政局仅投资200 多万元就将原本没有太大价值的分散要素,改造成了集养老、旅游、大型活动于一身的“幸福大院”.如果进展顺利,不但村集体能向承包商经营商收取可观的租金,当地村民还能就近就业,村民生产的豆油、白酒、干豆腐销售也将随之受益.
发挥这四个驱动力的扶贫作用是在追求经济效益上的具体实践,此外,社会效益以及政治效益上的扶贫模式,永生村也有所尝试.
在发挥社会效益方面,主要是“幸福大院”项目以及周转房项目.即用社会兜底的方式把以“五保户”为主的特别困难群众彻底保障起来.用结余的90 万办公经费,帮助建设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9 户“周转房”,向“五保户”免费提供全套家庭生活设备,并实行集中管理,“幸福大院”项目是“周转房”项目的补充,类似于城市养老机构,缺少照料的老年人可以付费在这里受到照料.
在发挥政治效益上,永生村称得上城市反补农村的典型,水网、电网、路网、桥涵、D 级危房、路灯等基础设施的全面改造升级已经使永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三个方面情况,大体展示了永生村的基本情况及形成原因,下面是对四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研究问题一：种植结构调整的多种思路
玉米的不断走低,倒逼种植结构调整迫在眉睫.但是,解决调什么、怎么调非常困难.基层的乡镇干部说,如果我们建议农民种什么,农民种出来赔钱咋办？招商来的外地企业,种几年经济作物把土地地质破坏了,农民也不干.农民说,种玉米是不挣钱,但种了有人收,放着也不坏,种瓜果没人收,烂了连种子化肥钱都收不回来.
由此,市农委诸多调结构的对策中有一条针对性很强的办法———细化玉米品种,在优化品种上下功夫,食品玉米高零售价、饲料玉米高蛋白质、深加工玉米高产量.这个办法永生村2017 年上半年尝试推广,引进了口感口味更好的玉米品种供部分村民种植,保守估计,能比普通玉米收益高出3 成.
从长远来看,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改变种植主体,由农业企业集中连片种植更有经济效益的农产品；另一个是通过期货交易平台,与种植户预先交易种植品种,或者确定收储,让农户可以有目的的选择高收益品种种植.
前者,规模生产势必取代散户种植.十九大之后全国土地确权、流转经营、集中连片有加快推进的势头.在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前提下,建议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发力,保障农业企业将大型农用机械、科学化管理、稳定销售渠道等生产优势,及采购种子化肥农药等优势,真正转化为企业利润,从而实现支付农民的地租不低于农户自主种植的收入；在政府的倡导下,促使剩余劳动力解脱出来,把土地的种植任务集中在农业企业手里.
后者,由于玉米最低收储政策的调整,种植玉米失去了收入保证,农民迫切需要期货交易引导种植品种.在与多名村干部交谈中得知,长春市在金融服务农业方面的措施较少,提供的服务基本一致：由政府替农户向保险公司提供保费,保障农户在歉收或绝收时,能收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这种做法只保量、不保价.全市近十年来,大部地区连年丰收,但走低,主要矛盾并不是量,而是价.进一步分析,保障种植玉米农户的损失只是开端,随着农户对保险期货了解的加深和金融机构的广泛介入,引领农户估值什么贵就种什么,通过期货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可能比土地集中流转更早实现.
相比种植业,养殖业类似的期货尝试更灵活.从扶贫的角度看,政府可以利用自身信用促成某种这种合作关系,使“城里饭店”优先跟贫困户合作.或者,把“城里的饭店”的利润分一部分给贫困户,作为合作补偿,对“城里饭店”的保障,可以是将放心肉、绿色有机食品、“扶贫饭店”作为宣传,在同等品质货源的条件下,成本低于一般饭店.
研究问题二：在精准扶贫的要求下,精准到人比精准到户更具有合理性
相对精准到人,以户为单位帮扶容易出现政策漏洞.例如,一个家庭夫妻40 多岁,体弱多病,有两个20 多岁的儿子,打工挣钱就可以使全家脱贫,但如果两个儿子结婚并选择户口分离,成为“两家人”,体弱多病的老夫妻就陷入了“贫困”；或者两个儿子不选择户口分离,而是隐瞒打工收入,且该家庭被列入贫困户,两个儿子还能受到政策照顾.将精准政策从户提升到人,类似这种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扶贫资金能更有效的被利用在有需求的困难人口上,且更容易让村民信服.
在各界关注的“兜底保障”中,精准到人更为必要.一是精准识别.建议政府的兜底政策精准解决困难个人的实际问题,而不对其家人产生直接益处.为了避免“亲人不管、政府就管”,而导致更多的子女不照料父母,必须还要有其他配套措施；二是保障条件不能好于一般户.不论何种理由,受到兜底保障人口的食宿条件都不能好于本村辛苦劳动的一般户,否则有失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三是限定比例.一个1000 多户的村,需要兜底保障的及其困难人员基本是10 人左右.所以大致限定在1%～2%,或者由镇一级通盘考虑数量,由村一级筛选贫困人员.
研究问题三：如何从扶贫工作角度看待农村的子女养老问题
子女能否养老与老人脱贫联系十分密切.就此,是否应该将子女养老作为脱贫的一项重要措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应该的观点是,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义务,不能将子女的义务推向社会,政府也无力负担庞大的养老费用；认为不应该,或者不能一概而论的观点是,子女的赡养能力参差不齐,既然一部分子女由于无力承担赡养义务,必须由政府兜底,那么政府就无法用双重标准硬性要求其他子女履行义务,加之核实其赡养能力的本身就非常困难,即便要求也难以落实.事实上,领取社保基金这种普惠性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关于子女是否赡养的限制,只有年龄限制.
以上是从经济的角度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现实生活中,老人的脱贫除了要解决钱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关心照顾问题.因此,政府应当通过有弹性的政策来提倡子女赡养父母,以此解决老人的脱贫问题.
农民养老是扶贫工作的永恒话题,不论社会风气如何,养老问题都不能单凭子女的孝心作为保障.一个聚集数千人口的自然村,独立或联合几个村形成专门的养老机构,兜底保障困难老人,是应该提倡的.对此,永生村村民对“幸福大院”、“周转房”的看法值得研究.“周转房是好,但我们有儿有女,不符合条件,幸福大院要交费,我们交不起钱,更何况行动不便那时交不交钱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得看儿女.”在与农民交谈中,我们“研究”出一个解决办法,“能帮忙的免费去为幸福大院帮忙,将来行动不便了,免费去住幸福大院”.在流短缺、金融服务有限的环境,类似这种以物换物的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并不少见,在当前的农村也可以尝试———以劳动换取服务,甚至以无偿劳动带动全村发展.但切实可行的仍是做大做实村集体经济,让村集体富起来,有能力兜底保障更多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
研究问题四：脱贫攻坚的未来发展与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
政府在助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古人讲“量天下物力,额有定数.”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欠账较多的农村耗资巨大,其经济效益本身就低于城市建设,如没有通盘考虑,就很难保证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如何投入,如何定位扶贫、如何定位村、镇,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应该有更高层面的统筹.例如,在市农委补贴贫困村建立农机合作社的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贫困村被确定为补贴对象后,农委的负责处长到村里选址,但镇领导却将选址工作人员带到了贫困村的邻村,理由也很充分,邻村原本就有一个基础不错的农机合作社,强强联合,打造龙头企业,聚集产业效应.扶贫的作用没有削减反而提升,即便镇领导有为个人积累政绩的心思,也不影响这种决策的积极意义,且作为一个地区领导,如何摆布统筹全域发展本是分内之事,脱贫攻坚也当一并考虑.反之,如果上级机关坚持以脱贫为由,只将项目选在贫困村境内落位就显得政策执行过于僵化了.
就一个经济实力有限县域地区而言,如何选择“使钱”的“刀刃”,重点是打造“新农村”还是“城镇化”,还需要进一步论证,除了本文提到的经济因素外,还有几点社会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人口流动因素,永生村现在15 岁以下的同龄人仅10～15 人,比15～25 岁的人数少了近一半,从学生人数的变化就能看出人口的流动情况.而且这种流动趋势仍在继续,资金的投放是否应该随人口流动来调整,应该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规划；二是教育因素.虽然9 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已经免除,但城里的食宿费用对农村家庭来讲负担很重,孩子进城求学,过早的离开父母也不利于身心成长和学习进步.在广袤而又分散的农村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又显然不现实,应该如何提高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三是医疗因素.跟教育因素相近的是,优质医疗条件都是在人口更密集的大城市,村民就医比较困难.而比教育因素更显迫切是因为疾病更容易让村民陷入困境.具备报销条件的正规医院往往费用较高,先花钱、再报销,农民短缺,一般会在离家较近的私人诊所欠钱看病,等卖了粮食再还,即便需要偿还利息,农民也会如此选择.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医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永生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深藏在其中的经验仍可以继续挖掘.
扶贫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扶贫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刘家镇和调研报告和扶贫工作相关扶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