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传播》
本文是汉乐府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汉乐府和汉乐府古辞和传播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摘 要：
汉乐府古辞是汉代无名氏乐府诗.它们产生于汉代,数量巨大,但历经丧乱,至唐初已所剩不多,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等一些著作里.以这些古籍文献为载体,汉乐府古辞在唐代得到广泛传播.其传播的途径主要为教育、借阅、传抄、收购、研究、拟写和外交等.通过传播,汉乐府古辞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其在诗歌史上的经典位置也更加巩固.同时,汉乐府古辞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乐府诗的创作在唐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汉乐府古辞； 乐府诗；唐代；传播载体；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I207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109-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汉关中豪族文化研究”（13BZW048）；陕西省社科基金课题“唐宋时期汉乐府接受史研究”（12J062）.
作者简介：
唐会霞（1967-）,女,陕西周至人,文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高春民（1983-）,男,河南周口人,西北大学文艺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唐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唐旧题乐府诗的兴盛和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是其显著标志.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即有赖于汉乐府诗在唐代的广泛传播.当然,唐代乐府诗的繁荣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汉乐府诗的传播.
汉代乐府诗种类繁多,用途广泛,作者身份复杂.因而历史上的研究者对其分类也各不相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宋前乐府分为十二类,而汉代乐府诗基本上都被收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这七类里,其中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三类中最多.这些汉代乐府诗,即为“古辞”.“古辞”这一概念是沈约在《宋书》中首次提出的,仅用来指汉代相和歌.沈约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也.”[1]549而郭茂倩使用这一概念时把它扩大了,并不限于相和歌,而是将汉鼓吹铙歌、班固的“灵芝歌”、南朝民歌“西洲曲”等皆称为“古辞”.本文在此也沿用“古辞”这一概念,以沈约、郭茂倩之说为基础,参照明梅鼎祚《古乐府》、今人陆侃如的《乐府古辞考》等确定的范围,并有所取舍,特指鼓吹铙歌18曲、汉相和歌辞38首、汉舞曲歌辞3首、杂曲歌辞20余首以及一批未被乐府机关采集入乐的汉代民间歌谣.因为这些汉古辞的广泛传播,唐人的积极接受,才使乐府诗的创作在唐代达到了巅峰.那么,唐人所见的收录汉乐府古辞的文献有哪些,即唐代汉乐府古辞的传播载体是什么？这些文献的传播途径是什么？汉乐府古辞传播的效果又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做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传播载体
汉乐府古辞为汉代乐曲的歌辞,它们的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口头的和书面的传播.口头传播即为演唱.但从汉至唐,历经800年左右的王朝更替,这些汉代乐曲绝大部分已不能演唱,至唐代时其传播主要依赖书面文献.这些书面文献即成为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传播载体.那么,在唐以前,有哪些文献收录了这些古辞,使它们得以传播直到唐代仍绵延不绝呢？这里,本文具体来梳理以下收录汉乐府古辞的文献及收录情况.
（一）史书类
史书作为最早记载汉乐府歌诗创作情况与歌辞的文献,是汉乐府最早的书面传播载体.这些史书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等.
1《史记》.《史记》是与汉乐府古辞同时代产生的历史著作,是汉乐府传播史上最早的书面载体.它共记载了西汉帝王、后妃、大臣所作的9首歌辞和4首里巷歌谣.[2]
2前后《汉书》.较之《史记》,班固《汉书》详细而全面地记载了汉乐府机关活动情况和汉乐府郊庙歌辞的创作情况,并收录了这两组歌辞,即《安世房中歌》7章、《郊祀歌》18章,此外还有帝王、后妃、大臣等创作的歌词16首,比《史记》多出7首.收录的里巷歌谣为16首,较之《史记》多出12首.
范晔《后汉书》对汉代乐府机关的活动情况未有记载,也未收录乐府机关采集的入乐歌诗.但它收录了30余首东汉民间歌谣,较《史记》和《汉书》为多,大大地补充了汉代歌谣的数量.
3《宋书》.《宋书》是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沈约所撰.此书《乐志》之三、之四,即第二十一卷和第二十二卷里收录了一部分汉代乐府古辞,分别为：
第二十一卷《乐志三》,共16首,全部为相和歌辞.它们是相和歌《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清调《董桃行》；瑟调《善哉行》；大曲《东门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折杨柳行》《艳歌何尝》（一曰《飞鹄行》）《艳歌何尝行》（“何尝快,独无忧”《乐府诗集》作“魏文帝”）《满歌行》《雁门太守行》《白头吟》.
第二十二卷《乐志四》,共20首,它们是：铎舞歌诗《圣人制礼乐篇》和巾舞歌诗《公莫巾舞》各1篇,《鼓吹铙歌》18曲.汉《鼓吹铙歌》本有二十二曲,其中《务成》《玄云》《黄爵》《钓竿》4曲歌辞已佚,沈约《宋书》所收歌辞18首,所以自沈约起,后世皆称《鼓吹铙歌十八曲》.这20首汉代古辞中,《圣人制礼乐篇》和《公莫巾舞》皆为声辞杂写,后人难知其意.《鼓吹铙歌》18曲中,有少数几曲基本可解,大部分则声、辞、艳相杂,半可解.而最后一首《石留曲》则全不可解.
总体来说,《宋书》收录的汉代乐府歌诗共54首,这些皆为《汉书》弃而不取者.沈约的这一收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沈约对于这54首汉乐府古辞的收录属于正史的首次收录,表明这些被班固等前代史学家舍弃的“街陌谣讴”,经过近800年的流传,终于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进入了正史.这一点充分表明了随着时代的变化,汉乐府歌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其二,沈约的首次收录,为后世文学史、诗歌史特别是乐府文学史、音乐史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其三,正是由于沈约的收录,这54首汉乐府古辞才最终得以流传下来,在后世广泛传播,其中绝大部分成为后世人学习、模拟和研究汉代乐府诗的经典和宝贵的文献资料,使汉乐府古辞在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街陌谣讴”向经典诗歌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音乐通史”,[3] “是中国音乐史志、音乐史学即将破腹而出、独立于世的先声”,[4]更是“中国古代乐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5]
另外,《南齐书》中还记载了一首汉代散乐歌辞《俳歌辞》.[6]195
（二）诗文选集
在存世唐前文献中,收录汉乐府古辞的诗文集只有《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其中《昭明文选》收录6首.它们是：相和歌辞《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玉台新咏》和《艺文类聚》将其作者俱作魏明帝）《长歌行》《君子行》,杂曲歌辞《冉冉孤生竹》《驱车上东门》（此据五臣本《文选》,李善注《文选》无《君子行》）.在目前存世古典文献中,这6首古辞均首见于《文选》.
《玉台新咏》比《文选》收录的汉乐府古辞较多,共有10首,它们是相和歌《日出东南隅行》（《宋书》中题为《艳歌罗敷行》）《相逢狭路间行》《陇西行》《艳歌行》《皑如山上雪》（一作《白头吟》）《双白鹄》（一作《艳歌何尝行》）《饮马长城窟行》（题为蔡邕作,本文依《昭明文选》作古辞）和杂曲歌辞《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芜》（此篇《玉台新咏》作古诗,本文依《太平御览》作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中,被清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为“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也”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就是因为徐陵的收录而流传了下来.[7]980而相和歌《相逢狭路间行》《陇西行》《艳歌行》和杂曲歌辞《上山采蘼芜》也是第一次被收入诗集.可以说,《玉台新咏》对汉乐府古辞的保存和传播之功仅次于《宋书》.
此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时尚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古歌录钞》二卷.三著不见于新旧《唐书》,大概在唐代流传过一段时间后就亡佚了.但从书名可以看出,这些典籍极大可能也收录了汉乐府古辞,也是汉乐府古辞在唐代重要的传播载体.
（三）杂书和音乐著作
唐前研究和收录汉乐府的著作尚有笔记体的杂书—晋崔豹的《古今注》和一些音乐著作流传于唐代.
《古今注》是古代研究汉乐府的最早著作.其中卷“音乐”一门对乐府20条乐府古题的本事、缘起或者古辞大意,进行了解释.其中产生于汉代的古题共16条.然收录的汉古辞仅有2首.它们是两首汉代挽歌《薤露》和《蒿里》.这部书虽然内容简略,但仍然很为后世人看重.唐代吴兢在撰写《乐府古题要解》、郭茂倩在编辑《乐府诗集》时都引用了其中的材料.
专门的音乐著作方面,流传于唐代的主要有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十三卷.这部著作被郭茂倩《乐府诗集》大量引用达201条,成为其重要的资料来源,可惜于宋以后渐渐亡佚,今天我们已无法睹其全貌.但从郭茂倩所引内容看,其书对汉乐府的研究非常全面细致,既有对汉乐府的题解,又有歌辞的收录,在唐人眼中非常重要.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李贤注《后汉书》、李善注《文选》、白居易《白氏六贴》皆有对《古今乐录》的征引.由此可知汉乐府古辞借此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二、汉乐府古辞的传播途径
如上所述,汉乐府古辞借助了史书、诗文选集、杂书、音乐著作等载体在唐代进行传播.经过广泛地传播,汉乐府古辞进一步被广大的文人学者所熟知,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那么,这些收录了汉乐府古辞的唐前文献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途经.
（一）教育
唐代教育兴旺发达,无论从教师与学生的数量、官学与私学的规模、学习内容的丰富等指标考察,都远远超过前代.唐代官办学校皆隶属于国子监,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崇文馆,即“六学二馆”.开元时期又增设了广文馆、崇玄馆,在这各类官学里,读书之人数也远远超过以前诸代,“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8]4941听讲的学生除了来自国内,还有吐蕃、日本、高丽、百济、新罗、林邑等外国学生.而在唐代地方学校和私学里,学生的数量,据《新唐书·选举志》载,约计有83,000余人,可谓规模空前.
如此空前的学子数量,很大程度上由当时的科举制度催生.当时科举的科目中,“三史科”和“一史科”所考内容为《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因而可知,《史记》和《汉书》《后汉书》中的汉乐府古辞必然被士子们所熟读.
除了必须通经明史外,唐代科考还设立了“诗赋”科.这一科目的设立空前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进一步带动了天下学子学习各类诗歌、辞赋、文章的热情.于是,在唐前即已传播广泛的《昭明文选》,入唐后更成为科考的必读教材,又继而成为一门学科,名曰“文选学”. 所有的士子除了学习经史,同时必须精读《文选》.唐代以教授《文选》而知名的大儒有曹宪、许淹、公孙罗、李善、魏模及其子景倩,而其它各级学校中教授《文选》的儒生更是不计其数.这种盛况唐诗中亦有反映.杜甫的诗中就有“续儿诵《文选》”“熟读《文选》理”这样的诗句,李益也有诗句“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当时即有谚语云“文选烂,秀才半”.[9]154由此可见,《文选》在唐时传播之广泛且地位已与经史并列.
除《文选》外,“诗赋”科还带动了各种诗文选集的广泛传播,如《玉台新咏》,得到唐人的空前喜爱,不但有李康成等文人编辑《玉台后集》,还出现了仿效《玉台新咏》诗风的“玉台体”,如权德舆《玉台体》十二首、罗隐《效玉台体》诗、皇甫冉《见诸姬学玉台体》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汉乐府古辞自然而然随着收录它们的这些文献而传遍天下.
（二）借阅、收购和传抄
古代经籍的保存除了政府设置的机构外,地方各级政府、民间收藏家以及佛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存书.这些存书除了以保存为目的外,还出借给需要研究和学习的人借阅.唐代史书《文选》等士子必读书和《玉台新咏》等广泛流行的书经常被借阅是确定无疑的.如诗人汪遵“家贫,借书,以夜继日”,终于“拔身卑污,夺誉文苑”.[10]467元稹也“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 就陆姊夫师授, 栖栖勤勤其始也”.[11]365 五代时期蜀相毋昭裔出生于晚唐,年轻时也有借书的故事：“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12] 302可见民间借阅书籍是常有的事.
此外,由政府出面收购或官借、抄写经籍也是古代文献传播的另一途径.由于隋末战火,经籍亡佚惨重.唐政府曾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抄写书籍活动中.第一次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13]643这一次写书活动持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至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即位之初, “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常用的图书基本上备齐,唐代的官府藏书开始成形.第二次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9).主持者先后是魏征、虞世南和颜师古等.从贞观三年(629)开始,一直到高宗显庆年间(656-661)才结束,长达30年.第三次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开元七年(719),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721年）,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 [8]1962第四次始于文宗开成元年(836).九月,唐文宗下诏曰：“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13]1330可以说,没有政府出面的购募、租借、抄写和保存,古代典籍恐怕有很多都已亡佚了.
除了上述四次大规模的图书抄写活动外,平时的抄书活动也不曾停止过.政府的众多部门,如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司经局等,都有大量的楷书手专门从事经籍、文件、佛经的缮写工作.私人抄书更是常事.有史料记载的唐代许多藏书家所藏之书都是自己抄写,如陆龟蒙、杜牧、李商隐等.杜牧曾有诗云：“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可见杜牧所藏万卷书,多是50年前在抚州时所抄写的.杜荀鹤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在诗中形容抄书的辛苦：“鬓白抵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
在现今敦煌遗书中,大多数写本都是唐本,这其中就有《文选》《玉台新咏》、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正史的残存抄本.可见,收购、借阅和传抄是古典文献在唐时流传的重要方式,当然也是汉乐府古辞在此时流传的重要方式.
（三）收录、研究和模拟
唐人自己的学术活动和创作活动也积极地推动着汉乐府古辞的广泛传播.
唐代类书大兴,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白氏六帖》都或多或少地收录了先秦至汉以来古诗辞.其中《艺文类聚》收录最多,达66首,其中汉乐府古辞达40余首.而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类书又是唐代士子十分喜欢的参考书,所以它们的流传就有力地推动了汉乐府古辞的传播.
其次,唐人在乐府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据宋郑樵《通志》记载,唐代有多部研究古乐府的著作,它们是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刘餗《乐府古题解》、沈健《乐府诗目》一卷,无名氏《乐府解题》一卷,吴兢《古乐府词》十卷.另外,杜佑《通典·乐典》在论述汉乐府的时候也因袭了《宋书·乐志》的观点.
除以上所述唐人的研究著作外,唐代诗人大量的乐府旧题拟作和新题乐府都是汉乐府古辞传播的途径.唐代最先模仿汉乐府诗进行创作的诗人是唐太宗、虞世南、袁朗、陈叔达、褚亮和武后时期的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这些诗人都身居高位,或者是皇帝,或者为史官,或者为学士,是唐代第一批接受汉乐府古辞的人群.在他们成为传播者后又进一步推动了收录汉乐府古辞的上述文献的传播,并用他们的拟作辅助了汉乐府古辞向全国传播.以后,一批又一批文人充满热情地模拟汉乐府,或者继承乐府精神创作新题乐府.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等著收录,唐代乐府诗流传至今有作品5000余首,占全唐诗数量近十分之一.这种现象积极推动了汉乐府古辞的广泛传播.
（四）外交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吸引着七十多个国家的无数旅游家、商贾、僧侣、遣唐使、留学生等人员前来观光、经商、取经、学习等.其中刻意学习中国文化的邻近国家,如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林邑等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汉乐府古辞的传播浸染.如《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8]5320《汉书》《文选》传播到高丽,自然使汉乐府的有关情况和汉代的贵族乐府以及《文选》中的汉诗包括六首乐府古辞也传播到了高丽.《旧唐书·百济传》记载到：“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8]5329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收录汉乐府古辞的几部文献,但也不能完全把它们从“子、史”中排除出去.
而新罗和日本较之高丽和百济,与唐朝的来往就更为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更全面和深入.除学习外,还大量购买中国文籍带回国内.据《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景文王》的记录,收集、购买中国文籍是留学生们学习之余的又一使命.新罗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14]303从一“仍”字可以看出,由政府赐金购买书籍乃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僧侣等也大量收购中国文籍,即使是唐朝政府的赏赐,日本学生和使者也会“尽市文籍,泛海而还”.编撰于九世纪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录书1500余部,17000余卷,其中,隋代传入的是当时中国藏书的50％,唐代传入的是当时中国藏书的512%.（《唐代时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摄取》朱影,《专业史苑》2003年5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重要典籍基本上都流入到了日本.所以,收录有汉乐府古辞的中国文献在新罗、日本等广泛传播,是自然而然的事.《文选》的唐本就是8世纪初传入日本的.因此,外交是汉乐府古辞传播至异国的一种有效途径.
此外,赐赠、移民、和亲、宗教、商业活动等都是唐代文献传播的途径,《宋书》《文选》《玉台新咏》等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传播.如《旧唐书·吐蕃传》有如下记载：“吐蕃使臣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8]5232随着和亲公主远嫁他方,中原文明也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那么至少《文选》中的五、六首汉乐府古辞也传播到了吐蕃.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传播非常广泛,传播者和接受者为数众多,有皇帝、大臣,也有普通的文人士子,有当时大唐帝国的子民,有少数民族,也有外国人.传播的地域也极为广泛,除整个唐朝管辖的国土外,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邻近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唐代乐府创作实属必然.
三、汉乐府古辞的传播效果
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广泛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无论从文献的保存和影响的扩大、乐府研究的促进,还是乐府诗的写作方面,成就都超过了前代.
从文献的保存方面看,汉乐府古辞在唐代的广泛传播使之得到了更有效的保存.同时,唐人也在前人编著的基础上编辑了一些收录汉乐府诗的歌词集.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歌录集》八卷,《汉魏晋吴鼓吹曲》四卷,《乐府歌诗》十卷,《乐府歌辞》十卷,《三调相和歌词》三卷等,进一步加强了汉乐府古辞的传播力度.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类书对汉乐府古辞的收录既是古辞广泛传播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古辞的传播.
同时,汉乐府古辞的广泛传播还激发了唐人研究乐府的兴趣,前文论及唐代出现的多部题解类乐府研究著作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当然,汉乐府古辞广泛传播最显著的效果便是唐代乐府诗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前文论及,唐代乐府诗近5000余首,其中古题乐府诗约占一半之多.这一数量超过了魏晋南北朝乐府诗的总和.其次,在乐府诗的质量方面,唐乐府的成就也丝毫不逊于汉魏时期.初唐四杰的七言歌行壮浪纵恣,盛唐李白拟写古题推陈出新,杜甫的“即事命题、无复依傍”,王昌龄乐府的含蓄深沉,豪迈旷达都一扫南北朝、隋和唐初诗坛古题乐府的“共体千篇”“殊名一意”的现象,表现出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的新气象.而中唐文坛掀起的“新乐府”运动正是对汉乐府“缘事而发”精神的直接接受.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和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聂夷中的新题乐府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揭露,对百姓疾苦的真实反映,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而,可以说,对汉乐府古辞和乐府精神的接受,使在南北朝时期陈陈相因、浮艳绮靡的古题乐府诗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总之,汉乐府古辞作为汉代民间无名氏作品,被乐府机关采集入乐,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的传播后,至唐时几乎已经不能演唱,仅靠书面方式传播.因为汉乐府古辞没有专门的诗集,只能赖于其它典籍的收录才得以流传.因而在其传播的各环节中,史书、诗文集、杂书、音乐著作等成为其主要传播载体,教育、借阅、传抄、收录、研究、拟写、外交等手段成为其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条件下,汉乐府古辞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这种广泛传播使唐代成为我国乐府创作史上的最高峰,产生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乐府诗歌,并进一步巩固了汉乐府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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