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袁世凯追思会上的讲话》
本文是关于讲话方面论文范文与袁世凯和追思和讲话有关论文范文。
朱零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对袁世凯的生平有着广泛兴趣的海内外同行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会议的主办方——袁世凯研究兴趣小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目前袁世凯研究兴趣小组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暂时由我负责.今天,有着共同兴趣和研究方向的朋友们终于能聚集在一起,研讨并共同分享因为袁世凯的各类话题而带来的碰撞和快感.众所周知,前些年袁世凯的研究工作一度停滞不前,这跟广大的民众对这位话题人物的误解误读有着极大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们的媒体对于袁世凯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为主,动不动就冠以“窃国大盗”“卖国贼”之类的高大上帽子,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袁世凯的一生,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评价,这三天里,我们将有机会一起聆听各位的高见.
今天的这个追思会,首先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兴趣小组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我个人对于袁世凯的一些研究心得,下午以及明后两天,来宾们将有充裕的时间对袁世凯的生平进行追思、畅谈,并就一些涉及历史事件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研讨,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和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
袁世凯研究兴趣小组成立到今天,正好一年时间.兴趣小组成立之初,我们几个对于晚清和民国的人物颇感兴趣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言谈间渐渐发现尽管大家各自都有几个重点的目标人物,但每次的话题总会交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话题怎么也说不尽,我就建议,不如大家成立一个袁世凯的研究会吧,有资料共享,有研究心得也一起分享,于是就有人建议说,学学王小波的粉丝,把我们的这个小团队叫作“袁世凯门下走狗”吧,我想了想觉得有点不妥,王小波是作家,只要喜欢他的作品,就能做他的粉丝,袁世凯是政治家,目前社会上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基本上还是贬,要是现在就自称是他门下走狗,这个团体成立之初,就注定了曲折、失败的命运.后来我琢磨了一个中性的名字,就是现在的“袁世凯研究兴趣小组”,得到了一致通过.一年来,我们不但建立了自己的“袁世凯研究网站”,还出版了两期会刊,开通了袁世凯研究兴趣小组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向身边的朋友大力推介我们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袁世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是为我们的未来负责.当我们打开历史的画卷,我希望我们的眼睛是没有被蒙蔽的,是雪亮的,甚至,当我们看见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我们的眼睛,是湿润的,我们的内心,是有波澜的,有温度的.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1859年9月16日,出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了一封信到家里,信中描述了自己已经击溃了捻军,并攻下了捻军的重要根据地临淮,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读信后大喜,并由此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袁世凯的得名与战争连在了一起,这也昭示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戎马倥偬的一生.
朋友们,以前我们谈论袁世凯,往往只谈他的小站练兵、创办北洋系、当大总统、当皇帝,却忽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童年、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的境遇,其实这些,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讨的话题.谈袁世凯,我们一定要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刚敢于我谈到了袁世凯出生时,恰逢他的叔祖袁甲三来信对捻军的战争取得了大捷,那么,我就从袁甲三开始,梳理一下袁世凯的家族是如何对他的成长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并促使他从一位懵懂的少年,成长为在中国近代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
袁家是大家族,他的祖父辈有四兄弟,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和袁重三,袁世凯的祖父就是老大袁树三.四兄弟当中,又数老二甲三的成就最大,袁世凯的这位二叔祖,是这个时期整个袁氏家族的顶梁柱,他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举人,1835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后来直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在京城为官时,与曾国藩是哥儿们.1852年,即咸丰二年,曾国藩外放为江西主考,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便给时在京城的儿子曾纪泽写信交代家事,要儿子处置家产,举家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那年曾纪泽还不满13岁,曾国藩在信中告诉儿子,要他找几位“平时皆有肝胆、待我甚厚”的长辈帮忙并筹措旅费,所列的名单中就有袁甲三.袁甲三与曾国藩同时于1834年中的举人,所以两个人还有同年之谊.袁甲三与李鸿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经做过袁甲三的幕僚,帮助袁甲三镇压过捻军的起义,李鸿章本人又与袁甲三为同僚.我这么一梳理,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为什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于1895年决定编练新军,督办军务处的那些大臣们一致奏保袁世凯为练兵大臣,说他为“世家弟子”的原因了.
袁世凯的父辈,有几位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树三育有两子,老大保中,老二保庆,保中有六个儿子,即袁世凯兄弟,世凯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是庶出.老二保庆生了五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后来就把袁世凯过继为嗣子.甲三也有两个有出息、并给袁世凯的一生以重大影响的儿子,分别是老大袁保恒和老二袁保龄.这几位父辈给袁世凯的影响,我将详细地向各位汇报.
袁世凯八岁的时候,他的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于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入私塾读书,后来保庆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一起,来到了扬州和南京.保庆在江南期间工作兢兢业业,除了察看河工、督办盐务,他还负责指挥江防水陆各军.而这期间的袁世凯已显露出不爱读书的本性,他更喜欢的是骑马、拳击、下棋、,甚至冶游青楼、打架斗殴.但是这么爽的日子并不长,在他15岁的时候,保庆操劳过度,染上霍乱,死在了南京的任上,时年49岁.这时的袁世凯尚未懂事,当他日后回忆起他的这位嗣父,真是感慨万千,保庆去世前给袁世凯留下了一本语录体的书,叫《自乂锁言》,书里有许多的为官之道,让他成年后受益匪浅：
官不负民,民断不负官.为官者,不责己而责民,却动曰百姓不好,是醉语耳！
“来清去明”四个字,做官之要诀也.人能“来清去明”则出处不苟,进退之间可以脱然爽洁,此身心无所污亦无所累.
“清”“勤”“慎”三字为做官要诀,缺一不可.
这些为官之道即使放在今天也能成为官场的准则,如果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周荣、徐才厚们,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干爹们,能提前看到这本《自乂锁言》的话,也许就不会出事了,还是建议把这本小册子找来,把内容翻成白话文,多印一些,发给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读一读,看看袁世凯他爸是如何处理官民关系的.袁保庆的去世对少年袁世凯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唯一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听闻袁保庆死讯后,他的生前故交、淮军将领吴长庆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见到了故人之子,很是投缘,便把袁世凯认作了义子.这一认,对袁世凯的命运,冥冥中已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后话.丧事办完以后,袁世凯随牛氏一起,扶父柩返回老家项城安葬.
这一年年末,长期跟随左宗棠出兵西北的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回家探亲,袁家家族虽大,但兄弟以及堂兄弟间的感情却从无间断过.保恒看到袁世凯等几个子侄终日在家无所事事,怕他们荒废了学业,便决定让世凯、世廉两兄弟去北京的家学读书,保恒这么做,一是为了拉扯、栽培子侄,二来也为安慰自己堂兄保庆的在天之灵.当时保恒自己在西北,北京的家学主要由他的弟弟保龄督课.袁世凯在北京家学的四年苦读,以及叔父保龄的严格管束,是他人生历程的真正起步.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袁世凯跟他叔父保恒的情况像极了我的侄子朱可平和我的情况.十一年前我也是回到了我的老家浙江临海,看到我的侄子可平整日里不读书,在一个小工厂里做些杂活,脸上沾满了油腻,我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如果就这么一直打工下去,这辈子就算废了.我跟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二哥一沟通,说一是没钱读书,二是儿子也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就由着他去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从小跟二哥一起长大,感情自是不错,就问他愿不愿意让他的儿子跟我去北京读书,他说就怕儿子不想去,我就跟可平说,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想通了就跟我走,不愿去我也就没办法了.第二天一早可平就跟我来到了机场,小伙子很争气,来了北京以后,我安排他在北师大读自考,一个初中没读完的人,五年下来,居然拿到了北师大的自考文凭,现在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做事,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还是属于挺靠谱的小伙子.袁世凯20岁之前的经历都跟可平非常相似,但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时势造英雄,54岁做了大总统,57岁的时候做了皇帝.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来我的侄子在60岁前后有当皇帝的苗头,如果当上了我当然也挺高兴的,我就是皇帝的叔父了,但愿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如果没有那个能耐,我也不遗憾,只是希望他平安度过一生,在我老了走不动的时候,办点事还有人能够使唤得动.
在北京读书期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去世了,为了让他认真学习备考,他的叔父保龄以他已经过继给保庆为借口,不允许他回家奔丧,只让世廉一个人回去.年轻的袁世凯只好把悲痛埋在心里,每当夜深人静时,因为怀念父亲,天天哀恸泣血,并由此导致了咽喉溃烂.可见少年袁世凯的天性是多么的纯孝和本真.
那时候的苦读,就是为了科举及第.想那袁家,原就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四兄弟,一个进士、三个举人,他的父辈也不差,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中举人,保中取副贡.所以说,这时候袁世凯的叔父们,对他唯一考虑的出路还是参加科考,以期通过中举来获得一官半职.嗣父与生父接连去世,对一个少年的打击之大肯定是难以估量的,但为了获取功名,他的叔父肯定权衡了奔丧与科考的权重,才做出了这么残忍的决定.
1876年秋天,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丙子科乡试,结果名落孙山.考完之后也没闲着,得空把人生中的第一次婚给结了,娶妻于氏,也就是后来袁克定的母亲.婚后袁世凯也没有在家乡多作停留,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按照袁世凯的性格,读书对他来说确实是很头疼的事儿.当年他随嗣父保庆在南京上私塾时,就曾写过一幅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让他的私塾老师大吃一惊.有一天他的老师一边跟客人下围棋,一边让他作一篇八股文,袁世凯灵机一动,以老师下棋为题,挥笔疾书：“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保庆看后不无担忧地说：“此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还有一次,袁世凯的另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在文章中留下了这么一段广为传播的文字：“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此外,他还写过两首诗也值得一提.一首叫《感事诗》：“眼前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还有一首叫《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东流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诗作本身的水平很是一般,但流露出的情绪,已隐隐让人感到了一股豪气与霸气.这不是书生写的诗,这样的气概与抱负,与曹操、项羽、刘邦、黄巢这样的乱世枭雄写的诗如出一辙.要知道,写这几首诗时,袁世凯才不过14岁.他回到北京后,曾经跟两位叔父提过不想读书了,他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书本,况且自己已经成家,而功名不就,又没有收入来源来养活一家人,以此为由向叔父提出要回河南官场谋一个饭碗,但被叔父们拒绝了,那个年代,要想取得功名,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1877年,光绪三年,离袁世凯第一次落榜后刚过了一年,华北及中原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劫难——大旱灾年.其中尤以河南最为严重.这一年的五月至八月,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请假回籍安葬他的祖母郭夫人,这一路上看到的不是赤地千里,就是哀鸿遍野,这一幅幅惨绝人寰的人间景象,每时每刻都刺痛着袁保恒的心.回到北京后,袁保恒再也坐不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促使他向朝廷,他要回老家赈灾,要回去拯救那千千万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同胞.十一月下旬,清廷终于下诏将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东河总督李鹤年署理河南巡抚,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帮办赈务,由京回籍主持赈灾事宜.
朋友们,我最敬重袁保恒的一点,并不是他主动要求回籍赈灾,而是他在赈灾时居然带上了袁世凯.大家想想,袁世凯的生父去世,他都没有同意袁世凯回家奔丧,同样,几个月前自己回老家安葬祖母郭老太太时,也以袁世凯已经是曾孙了,不用回去为由,让他留在京城继续苦读,这在以孝名闻天下的袁家,是显得多么的决绝和可贵.现在却在自己回家赈灾的时候,却带上了袁世凯.难道赈灾比科考还重要吗？难道赈灾比回家给父亲奔丧还要重要吗？我个人觉得,袁保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这一举动,将让袁世凯对整个社会、对人心、对苦难的认识,从书本直接转到了现实社会,彻底改变了他的视野,袁世凯的社会责任感,在赈灾结束以后,开始建立起来了.袁保恒在他内心埋下的,是忧国忧民的大境界,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追求.并且,以自身的行动和生命,给年仅19岁的袁世凯,做出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榜样.科考和奔丧,都属于个人的,是小我,而赈灾和帮扶天下百姓,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大我.袁保恒的这一举动,改变的不仅仅是袁世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也让几十年后的袁世凯,改变了整个晚清以及中国的命运和走向.
河南的这一场灾难到底有多严重呢？在座的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们也许亲身经历了、或者听说过1942年的河南大灾难,河南籍的作家刘震云曾经在他的作品《一九四二》中描述过这场灾难,后来还拍成了电影,1942年的这场灾难距离1877年的大灾才不到70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天灾人祸的反复中艰难地活了下来.袁世凯在给他的二姐的一封家信里是这么描述他的所见所闻的：“顷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已而足”.这等弱肉强食,骨肉相残,遍地都是人吃人的灭绝人性之事,让袁世凯认识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卑劣和残暴.自古以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第二年,即1878年,河南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死于这场瘟疫的人不计其数,尸横遍野.天灾加上人祸,让袁保恒也感到无力回天,他唯有在赈灾过程中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在河南期间,他个人以及所带的随从、仆人等等的生活费和差旅费,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根本“不忍轻动赈款一钱”.看到满地的尸骨,袁保恒不仅立下了“蹈白刃所不敢避,岂以艰危阻耶”的决心,并向神明发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酬,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惩之.若随员及绅士等弗念民戚,畏避劳怨,神降之罚”.他对上天说,如果这场灾难是天神降罪,躲不过去的话,我袁保恒愿以自己的卑贱之躯代替整个河南百姓受罚.
看到叔父保恒赈灾如此尽心尽力,袁世凯的心中,真正开始有了“家国”“百姓”的概念,在写给他二姐的同一封信里,袁世凯除了告诉她叔父保恒赈灾的艰辛和不易之外,还跟他的二姐同样表下了决心：“弟必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而已”.大家看见了吧,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从此立下了捐躯报国的伟大志向.
老天不长眼,袁保恒个人的力量一直都无法跟天灾人祸抗衡,赈灾期间,他每天都处于“为焦虑所迫,眠食具废”的状态,终于在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4月,因为劳累和疲惫,不幸染上了瘟疫,在河南省城开封的赈灾公所里,因公殉职,享年52岁,保恒死时,距他离京回籍赈灾,仅仅过去了五个月.
朋友们,所谓袁家的世代忠良,并不是一句空话.袁保恒殉职时,他的弟弟、袁世凯的另一位叔父袁保龄刚刚晋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当他得知哥哥殉职后,马上请假回老家料理哥哥的后事,同时直接向朝廷辞去了一切公职,并以一个乡绅的个人名义,留在了瘟疫流行的老家,以完成兄长未竟的赈灾事业,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把公务员和级别全辞了,什么都不要了,抱定了继承兄长遗志、为国捐躯的决心.袁保龄的举动获得了朝廷和社会的广泛赞誉,通过他的努力,他的赈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后来他官至道员,加三品衔.之后在李鸿章的手下,负责督修旅顺的海防设施,表现得十分果敢和忠诚.
朋友们,袁世凯能在这样两位忠孝两全的叔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真是幸事.这期间,也正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如果没有袁保恒从西北军营回老家探亲,并把他带回京城读书,晚清的历史,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吧.
从袁家的整个大家族来说,自袁保恒去世后,整个家族的主心骨就没有了,此后家道逐渐中落,保龄虽然也顾家,但毕竟没有保恒的实力大.此时的袁世凯只好待在老家,过起了一边读书,一边苦等考试来临的无聊日子.
可袁世凯毕竟是个闲不住的人.无聊之时,他居然找了几个人前后成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文社里聚集了附近一些关心时事的读书人,平时聚会的吃喝等花费全部由他负责筹集,这样他就成了这拨人的召集人.不知袁世凯当时是怎么想的,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成立文社干嘛？这段时间并没见他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和社论,倒是利用组织文社的机会,交了一个日后跟他肝胆相照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伴随了他自小站练兵以后的整个政治生涯,并成为他最忠实的革命战友.
徐世昌祖籍天津,少年时代随父亲宦游河南,当年正沦落在怀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袁世凯成立了文社以后,就专程前来拜访,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及其投缘,许多话题都能聊到一块.能想象当时的场景,两人肯定是又搂脖子又搭肩,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一样,不管你走到哪儿,只要一提诗歌,只要谈得投缘,立马就能成为兄弟,如果有五花马千金裘,即刻呼儿将出换美酒.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盘缠不足,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凑了一百两银子给他,两人的世纪友谊从此拉开了序幕.
1879年秋天,袁世凯第二次进考场,结果仍然落了榜.落榜后他显得有点绝望,他倒不会想到自残自杀等糊涂行径,他只是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三天,想明白以后,一把火把以前写过的所有诗词文章全给烧了,并对着火堆自我安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两次不第,让袁世凯对这科举制度恨之入骨,他把这仇恨深埋在内心,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1906年当他有发言权的时候,直接与张之洞一起上书朝廷,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给废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都在受益的考试科目和制度.如果没有袁世凯,说不定我们现在每年的6月7号上午八点半,还在考场上摇头晃脑地做着八股文呢.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刚敢于所说的,都是袁世凯二十岁之前所经历的事情,袁世凯58岁去世,那么我刚敢于说的他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应该是活得最真的二十年,也是他人性中,最善的二十年.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在朝鲜的十二年,以及甲午战争的缘起和这场战争与他的具体关系.
第二次落第以后,如何谋生的问题摆在了袁世凯的面前.作为家里唯一的一位男子汉,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头.袁世凯从小过继给叔叔保庆,保庆家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外加上嗣母及保庆后来纳的小妾,袁世凯其实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这成长环境应该跟贾宝玉差不多.这时候袁世凯刚当上了父亲,于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定.
袁世凯想出去挣钱养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正好在这时候,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庆军统领,也就是他的干爹吴长庆给他来了一封信,“招其往学军旅”.看来吴长庆的心里一直惦念着故人之子.朋友们,吴长庆这样的哥儿们可交啊,这是可以托孤的好兄弟.
袁世凯恨不得插上翅膀离开家乡,在家里面对着一群妇孺,每一天都是煎熬.此前他曾经去过一趟上海谋生活,也没有什么发展,要说收获,倒是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他在上海一个人无聊之时,免不了又去逛窑子,认识了来自苏州的沈氏,两人情投意合,话说这沈氏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眼力,她不但资助袁世凯银两,朋友们,这可是倒贴啊.还鼓励他早日离开妓院去谋求功名.送袁世凯离开上海之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两人山盟海誓,沈氏说,你走后我立刻自己出钱赎身,离开妓院,一心等你,只是希望你有了功名以后,记得还有一个我在这里等你,不要相负.袁世凯指天发誓：他日发达,定当回来接你共享荣华富贵.两人泪洒而别.袁世凯说到做到,后来他到朝鲜后,派人把沈氏接到了朝鲜,一直当大夫人对待,这样言而有信的男人,想没有出息都难.不知现在的夜总会里,还有没有沈氏这般有识见的？也许是去夜总会的男人也大不如前了吧？看看民国以后,有几位皇帝是泡过夜店的？现在,在夜店里消费的,不是暴发户,就是小瘪三,还有就是几个小白脸和门口狐假虎威的保安了.
袁世凯从家里出发,前往山东投奔吴长庆的路上,也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袁世凯先到了天津,因为他的叔父袁保龄此时正在天津协助李鸿章办海防,先去叔父处,报告自己的行程.旅途中无意间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阮忠枢,一路上两个人同行同宿,很是投机,袁世凯将自己的家世及目前的打算告诉了阮忠枢,阮忠枢也告诉袁世凯,自己是进京赴考,到了天津地界,两人互留地址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分别之时阮忠枢又拿出一些散碎银两给袁世凯,把年轻的袁世凯感动得不行,从此在心里就把阮忠枢给记住了.
到了叔父家,保龄见到他后,看见小伙子确实长大了,懂事了,很是欣慰,也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家里,拿出四十两银子,给袁世凯做川资.这四十两银子,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对于袁世凯来说,那可谓是雪中送炭,袁世凯心中那个温暖啊,血浓于水,人间的亲情,毕竟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八年之后,当袁保龄死于旅顺任上时,袁世凯在致二姐的信中,还提到了这件事：“此一事终身不敢忘,所谓在情不在财也.”
袁世凯离开天津投奔吴长庆,是光绪六年,即1880年,这一年袁世凯就算是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了.《清史稿》说吴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儒将吴长庆在袁世凯刚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袁世凯培养成将军的打算,还是想让他多读书,将来通过考试来博取功名.所以就让他跟自己的儿子一起,跟随当时的大秀才张謇学做文章.袁世凯本想着去军营当兵,驰骋疆场,马踏飞燕,岂不知吴长庆还是要他通过读书来求功名,让他在最初的日子里过得很是郁闷.他与老师张謇之间,相处得也不是太和谐,一个使劲教,一个不爱学,我们都能想象得到两人之间的别扭.后来袁世凯实在不愿读书了,找机会跟张謇交了心：“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瓜分.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之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居矣”.言语中有了打退堂鼓之意.又一日有机会与吴长庆长谈,袁世凯就把埋在心中的想法彻底地告诉了自己的义父：“我不喜欢读书,我喜欢军事.并不是我敢于违背您老人家的命令,而是因为如今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当中,必须要学习可以战胜万人的计谋不可,难道仅靠读书就能建立功名吗？比如大人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又哪里是读书的功劳呢？如果您不嫌弃我,我甘愿为您做个马前卒.”
朋友们,这个袁世凯,年仅20岁出头,就不仅有了识见,口才也非常了得,一席话说得吴长庆频频点头.于是吴长庆找机会给他安了个帮办营务委员的职务,让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
转眼就到了1882年,也就是壬午年.这一年我们的邻居朝鲜发生了一次兵变,史称“壬午兵变”.这里我简单交代几句朝鲜的事儿.以前中国号称天朝,属国众多,到了明清以后,主要的朝贡国只剩下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以及朝鲜了,当时安南已经被法国盯上,杜拉斯的小说《情人》改编的电影想必大家都看过,说的就是法国女人在越南和她的中国情人之间的故事.而朝鲜也一直被日本、俄国、荷兰、美国等国家虎视眈眈.要说朝鲜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最早要追溯到战国时代,齐国的宰相管仲略施小计,给点小恩小惠,周边的小国就纷纷前来朝贡,其中就有朝鲜.1388年（洪武21年）,高丽与明朝边境起了纷争,高丽王想造反,高丽国大将李成桂发生兵变,自立为王,派人前来跟朱元璋请命,说是要子子孙孙臣服于中国,给中国上贡,并备选了两个国号,请朱元璋赐国名,朱元璋选了“朝鲜”,并对这个国名做了简要说明：“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李成桂奉明朝为上国,自称“事大”,之后,凡是亲中国的朝鲜派系,称为“事大派”,后来到了清朝,以金玉均、朴永孝等为首的亲日本的派系,称为“开化派”或“亲日派”.
朝鲜壬午事变的根源,其实就是事大派和开化派的斗争,说到底,是大清朝和日本两国政府间的争端.清朝一直以朝鲜的宗主国自居,凡事不分大小都要插一手,朝鲜基本上没有自主权,一举一动都要向李鸿章汇报.日本在明治之后,国力日趋强盛,目光渐渐瞄向了朝鲜,慢慢地就要求朝鲜改革开放,缔结条约,进而要吞并朝鲜.从地缘政治上说,朝鲜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相当的重要,任何一方掌控了朝鲜半岛,对另一方的安全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从历史上来讲,朝鲜的国际地位要么是由中国的国力决定的,要么就是由中日间的竞争决定的.所以中日双方都有着“若失朝鲜,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的思想.看来“唇亡齿寒”这个成语,在中日政府之间,有着高度的共识.
日本一直在行动,一直在渗透,一直在努力地推开朝鲜的大门.而朝鲜,也有人在大门里接应.1875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第一条就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并享有与日本国平等的权利.朝鲜开化派依托王妃闵氏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并聘用日本人教练新军.朝鲜大王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罡应是事大派,一直想要清除开化派的实力.1882年7月,正好碰上朝鲜的军队合并,闵妃集团答应给驻守汉城的朝鲜旧军发放拖欠一年的饷米,实际上不但只发了一个月的,粮食里还掺了不少石子和糠粕,士兵们被激怒了,23日,兵变骤起,大院君趁机利用这次兵变,把闵妃集团聘请的日籍教练给杀了,日本的使馆也遭到围攻与焚烧,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差点被杀.同时闵氏集团的不少亲信也都被清除掉了,消息传到李鸿章那里时,李鸿章正在老家为母亲守孝,但他马上授权张树生发出了如下军令：“政府着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带军舰三艘、驻扎登州帮办山东防务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带淮军六营,前往朝鲜平乱”.
袁世凯的历史就此翻开,自1882年跟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回国,袁世凯在朝鲜前后12年.这12年,正是中日关系最为复杂,也是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两国都把朝鲜作为博弈的战场,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极力维护着大清朝宗主国的面子和利益,对于日本对朝鲜的不断吞噬和侵占,事事针锋相对,尽心尽力.后来有些学者和历史研究者形容当时的形势是“袁世凯一人敌日本一国”,我们现在再去看那段历史,可不就是这样的么.
袁世凯有当兵的天赋,在壬午兵变的平乱中,首次表现出了英勇善战的领袖气质,叛乱平息后,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诸将士,并对袁世凯进行了特别的礼遇.朝廷方面也发来了嘉奖,袁世凯因“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晋官通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后来朝鲜国王专门派使者向清廷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这事便落到袁世凯头上了.于是袁世凯便“草创章制,编选壮丁”,选1000人,分左右营,进行操法训练,武器装备由清朝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非常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又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人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朋友们,袁世凯这次在朝鲜训练韩军的重要性虽然比不上他日后的小站练兵,但朝鲜给了他一个证明自己有带兵练兵能力的机会,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清廷在朝鲜的实力,相比于日本是有着明显的压倒性优势的.
袁世凯在朝鲜的12年,怎么来用几句简略的话可以说明白呢？这么着吧,我这里打个比方,一个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其中村东头有几家挨着,他们分别是中国、朝鲜、日本和俄国,中国是大户,因为家底比较厚,特别受尊重,慢慢地就有了当村长的作风,虽然没经过选举,但过着过着,邻居们也就默认了.其中中国和朝鲜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祖上的关系一直很好,有时偶尔有一些小别扭,但不影响双方的根本关系.早前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相当于养子与继母的关系,孩子有好吃的好玩的先想着给隔壁的继母送点过去,继母反过来也会表示友好,给点小恩小惠,如果碰上隔壁邻居调皮捣蛋,欺负朝鲜了,继母就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撑个腰、吓唬吓唬隔壁小孩什么的.因为村子一直没有搬迁,所以邻居还是那些邻居,邻里关系基本就一直这么维持着,所以,朝鲜从战国时代起,一直到晚清的慈禧光绪,就这么以比中国晚一辈的身份在村子里存在着.日本呢,以前也给中国上贡,据史书记载,汉朝时日本给刘秀的贡品是“生口”,也就是大活人,奴隶.到了唐朝,日本人都以到邻居家学习为荣,经常派人来串门,见了有好东西,就默默地往心里记,回家后没日没夜地模仿,并创新,也是到了慈禧光绪年间,日本人渐渐地对中国不服气了,觉得隔壁这邻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心里便滋生出老子也要当村长的念头来.因为老看见朝鲜把好东西往中国这边送送,日本越想越不服气,想那中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再一看那朝鲜,气就不打一处来,有好东西,为什么不给我？便一直在找机会去朝鲜家占便宜.
在农村,要想打架欺负人,家里必须有几个壮劳力不可,在十九世纪末,中国能够为家里出头露面的,是李鸿章,日本他们家,是伊藤博文,朝鲜基本没有,因为都习惯依靠中国了,但凡家里有点大情小事,就往继母家里跑.1882年壬午事变后,李鸿章就没让袁世凯回来,直接住在朝鲜了,这相当于朝鲜本来自己家,有些矛盾家长就能够解决,这下不行了,什么事都要通过袁世凯,时间长了,不但家长有些不愿意,就是家庭成员,也开始反感了,你们想想,家里突然住进一个陌生人,说是不走了,而且还不断地指手画脚,连家里买个牙膏牙刷、油盐酱醋的,他都要管,还必须服管,不服不行,不服管就吓唬你,经常在饭桌上举起筷子要敲你脑袋.袁世凯这飞扬跋扈的样子,一家老少全都得看他脸色,这谁受得了啊.不管是家长,还是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袁世凯有时候的表现,确实是太过分了.于是家里就有几个小孩偷偷往日本人家里跑,去诉苦,喊冤,说自己要被姓袁的逼疯了.多聪明啊,就撺掇这几个小孩,不行就到我们家来吧,我们帮你,俄国人也发现了朝鲜人不愿意袁世凯住他们家,也悄悄地勾引朝鲜人,说不行我们帮助你们把姓袁的赶走吧？于是几家人七嘴八舌地就把朝鲜当家的给说晕了,今天觉得日本人不错,明儿觉得俄国人不错.这时候还有捣乱的,村子西头还住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一些邻居,虽然它们距离东边有点远,但他们有坚船利炮,这几家人属于是哪儿有便宜就往哪儿去,一家人占了便宜,其他家也必须一起占,所谓利益均沾.东边的几家人磕磕碰碰好多年,相互间都在搞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各种挑拨离间,各种釜底抽薪,虽然日本和俄国表面上是在帮朝鲜把袁世凯赶走,暗地里,都想着自己接替袁世凯住进朝鲜他们家里.当时朝鲜的家长是李熙,妻管严,家里都是他媳妇闵氏说了算,一家人还分成好几个派别,这闵氏一拨是开化派,亲日本,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罡应和闵氏的侄子他们几个人属事大派,亲中国,家里矛盾也挺大.再加上袁世凯以太上皇自居,一味地打压朝鲜一家老少,日本人的机会眼看着就来了.
1884年是甲申年,10月,朝鲜在京城的邮政总局大厦落成,当局准备庆祝一下.亲日派的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谋趁机发动政变,并私下与日本的竹添公使密谋.当天宴会开始后,金玉均、朴永孝等党羽聚众起义,杀死了事大派的首领,六大臣也同时被杀,朝鲜京城一片混乱.亲日派挟持了朝鲜国王,并迫使他召请日本军队进宫保卫.袁世凯得知事态以后,当机立断,亲自带兵攻入皇宫,首先击毙了几十名朝鲜守军,然后又与日军交战,一举击溃日军,竹添公使仓皇逃跑.当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时,这样描述：“甲申之变,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在宫内,乃致书我公使,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兵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后来竹添逃出王宫,到了仁川.
这一次甲申政变清军从出兵的决定,到军事的部署与攻击,以及到事变结束后残局的收拾,全是袁世凯一个人做的决定,这也是中日第一次在朝鲜战场正面交火.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谋略,不但受到了朝鲜王室的尊重,也受到了朝鲜百姓的拥戴.事件过后,日本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
这一年袁世凯25岁.这一仗打得不仅令他在日本名声大震,而且也获得了李鸿章的大力赏识,此后,袁世凯的平步青云,跟他这一次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机会来临的时候,就看你抓不抓得住,袁世凯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抓住了.我们现在25岁的年轻人,有的刚踏上工作的岗位不久,还在给领导端茶倒水,有的还在学校读书,等待就业机会,有的在家啃老,有的在工厂里打工,还有很多人在送快递.而袁世凯已经“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御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了.
甲申政变发生之前,清廷和李鸿章对朝鲜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让列强互相牵制,并不想与日本发生正面碰撞.但日本一直想夺取朝鲜,进而吞并中国的野心从没有改变,他们也在等待时机.甲申政变之后,虽然有袁世凯的迅捷反应和英勇果敢,但李鸿章并不想把事态扩大,于是在天津与日本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朝鲜实际上变成了中日共同的保护国,中日两国共同撤出在朝鲜的部队,今后有一方要在朝鲜部署部队,必须要通知另一方.这一条其实为几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患.
朋友们,我刚敢于谈到的,是袁世凯到朝鲜后遇到的两起政变,以及他处理政变的能力和魄力.接下来我简单交代一下中日甲午战争的缘起.
自甲申政变之后,袁世凯在朝鲜变得骄傲起来,他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待人处事也就越发的傲慢和专横.毕竟才25岁的年轻人,但他的这些态度引起了各国驻朝大使以及朝鲜本国官员的不满,他们在这一时期对袁世凯的评价多是“自大妄为”“盛气凌人”等等.但我个人认为,袁世凯在朝鲜骄蛮的态度,其实是在竭力维护清朝在朝鲜“上国”的地位.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日本对朝鲜虎视眈眈,就是俄国,也在暗中与朝鲜酝酿“俄韩密约”,还有英国等也在窥视朝鲜,列强们都不愿看到中国在朝鲜独大,纷纷提出了“共同保护朝鲜”的主张.这时候,袁世凯必须保持强势的态度,以展示大清是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好在李鸿章是懂袁世凯的,对各国提出的各种都含糊待之,让袁世凯在朝鲜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有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和场所.甲申政变之后,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顶头上司,李鸿章曾多次在慈禧和光绪帝面前夸奖过袁世凯,说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对袁世凯真是呵护有加,待如亲生儿子.可以这么说,李鸿章是袁世凯生命中除吴长庆之外的第二个贵人.
几年下来,袁世凯操纵朝鲜政坛的结果,确实让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得到了强化,俄国虽然有侵占朝鲜的野心,但经袁世凯的一通搅和,“俄朝密约”最终宣告失败,英国也因为在与俄国的抗衡中,退出了朝鲜,法国和德国,虽然也与朝鲜签订了几份相关的条约,但都是在袁世凯的掌控下进行的,是可控的.袁世凯还对韩王李熙进行了洗脑,向他提出了“朝鲜大局论”,分析了朝鲜的实际情况,重点论证了朝鲜依附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弃中国的四大害处.严正地告诫朝鲜国王：“朝鲜本属中国,今欲去而之他,是唯孺子自离其父母,而求他人之顾复也”.袁世凯对李熙使用边恐吓边安抚政策,遂“使朝鲜逐渐终止了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外交往来,局势渐趋稳定”.
但最让人操心的还是日本,甲申政变之后,日本觉得大清还有一点点军力,不愿正面跟大清发生纠纷,表面上是让中国在朝鲜占了便宜,暗地里,日本却在拼命发展国力,扩充军备,以谋有朝一日,与大清决一死战,夺取朝鲜,进而霸占中国.
其实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陆军中佐就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在这份文件里,他列举了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全岛等六个战略要冲,并准备通过战争把这些要冲“划归日本版图”,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但大清自己还蒙在鼓里,还在朝鲜以宗主国自居.自从袁世凯驻扎朝鲜以后,确实也全力以赴,他对朝鲜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举凡“电政、邮船、造币、借款等权利,思一网打尽”.其他如渔业、矿山、海关、外交等等一切政治经济贸易活动,袁世凯都尽量掌控在自己手里.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越来越弱,日本一直都想在朝鲜取得电报电话线的架设工程,被袁世凯给否了,最后由中国的邮电局承办,日本想在朝鲜取得采矿权,也受到了袁世凯的干预,在渔业生产方面,袁世凯也竭力反对日本的海上作业,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期间,日本人的许多要求都没有实现,还有些是打了折扣,所以说,日本人把袁世凯恨之入骨.日本人对袁世凯的不满和仇恨,实质上是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宗主权地位的不满,他们把中国视为对外扩张的绊脚石,朝鲜仅仅是一颗棋子,朝鲜的根本问题,就是中日关系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年少气盛的袁世凯除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盛气凌人,就是把李熙君臣,逼得也有点过分.人都是要面子的,袁世凯一点面子都不给,究其原因,还是太年轻气盛了.他甚至准备要给朝鲜另立国王,让大院君摄政,还想过直接吞并朝鲜,让朝鲜作为大清的一个行省,以上这些都让李熙对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怨恨和恐惧,好在李鸿章没有同意他的计划,李鸿章不想在朝鲜惹更多的麻烦,但有时候,不是你不想惹麻烦,麻烦就不来,该来的,终究会来的.
甲申政变后,朝鲜的亲日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逃亡日本,继续从事亲日活动.袁世凯和朝鲜当局一直都在谋划着把这几个人引渡回朝鲜处理,但日本当局不同意.权东寿、洪钟宇、金泰元等几位朝鲜人就打着“处理甲申漏网逆贼”的旗号,一直想办法金玉均和朴永孝.1894年2月,几个人兵分两路,洪钟宇等人把金玉均诱骗到了上海,并在美租界的日本旅馆刺杀了他,袁世凯得知消息以后,就给李鸿章发去电报,要李鸿章设法保护洪钟宇.洪钟宇出了美租界以后,清朝就把金玉均的尸体和洪钟宇一起交给了朝鲜,让他们自己处理,朝鲜的处理方式是把金玉均的尸体给车裂了,并给洪钟宇升了官.另一路权东寿等人在日本对朴永孝进行,不但没有成功,还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反响和愤怒.这两件事把日本民众的情绪引向了一个极端,日本的舆论也对中国大加指责,再加上军国主义者及一些好战分子的火上浇油,他们在组织了游行和集会,要求政府对清宣战,占领朝鲜,这个时候,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临界点.日本通过几年的卧薪尝胆,国力大为昌盛,袁世凯在朝鲜的十来年,对日本的势力进行了极大的打击和压制,日本人心中一直处于不满的状态,一直在寻找机会恢复往日的优越地位,部队也已做好了战争前的一切准备,就等政府下令开战了.
日本人在等时机.很快,这样的机会就来了.
1894年5月1日,朝鲜的东学党发生起义,他们到处捕杀贪官污吏,开仓救济灾民,打出了“灭尽权贵”“济世安民”的旗号,起义队伍很快就发展成了几万人,并遍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朝鲜政府自己无力平定起义,而且事态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就请求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电报,让大清发兵来朝鲜帮助镇压平定.袁世凯对于朝鲜政府主动要求援助,当然非常高兴,马上给李鸿章发电报称：“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朋友们,前面我交代过了,甲申政变以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了一个《天津条约》,有一条就是如果一方要派兵进驻朝鲜,必须要通知另一方.李鸿章当时是犹豫的,怕的就是日本趁机也出兵朝鲜,这样,局势就太混乱了.但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显然误判了形势,在朝鲜待的时间长了,内心里,估计是瞧不起日本的,根本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他跟李鸿章说：“老大,出兵吧,日本必无他意”.而日本人也在袁世凯面前玩起了两面派,一边派人跟袁世凯打包票,说朝鲜这么乱,你们赶快派兵进来吧,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即使去人,也只是派几个当兵的到朝鲜保护一下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并无意参与朝鲜的任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日本就等着中国出兵,自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就一直关注着朝鲜的局势,他们认为这次内乱是日本在朝鲜恢复势力的最好时机.日本人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李鸿章本来还在犹豫,出不出兵,尚在两可之间,但在袁世凯的极力怂恿之下,清政府终于在6月4日派直隶总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志成率领淮、练军1500名,另由丁汝昌选调“济远”“扬威”两舰,驶赴仁川掩护.6月6号,按照早前的《天津条约》约定,中方通知日方自己已出兵朝鲜.日方等的就是这一句话,说了声知道了,既然你们已出兵,我们也要出兵.其实早在6月2号日本就已经准备好了部队,日本第一批部队约800人第一时间奔赴朝鲜,直奔首都而去,而且后续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在仁川登陆,向首都汉城挺近,几天时间人数就达到了8000余人.这时的日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清军,占据了绝对优势.袁世凯一看傻眼了,当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接二连三地给李鸿章发电报,要求增援,而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做好跟日本决战的准备,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于是他不停地通过俄、英、美、德等国进行外交斡旋,但大家都不给力,也不想掺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军事战争,日本人一看这事儿没人管,更加的放肆了,后来日本的大鸟公使拒绝了各国的调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了“朝鲜内政改革案”,露出了侵占朝鲜的本来面目,这个“朝鲜内政改革案”囊括了政治、教民、立法、理财、劝农、奖商等各个方面.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宣告破灭以后,袁世凯在朝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朝鲜不可能扭转局面,而且自身的安全,也日益受到威胁,于是在6月29日,给李鸿章连发三封电报,要求回国,李不同意,叫他“略忍耐”“勿怯退”.7月14日,袁世凯急火攻心,彻底病倒,日本人的大炮已经对准袁世凯的公署,手下的幕僚全吓跑了,连柴米油盐都已断绝,16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的电报已经是声泪俱下了：“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说自己已经生病,且再留在朝鲜,也无意义了,并且物色好了一个接班人,叫唐绍仪.18日晚,李鸿章考虑到中日决裂在即,终于回电同意袁世凯撤回并由唐绍仪代理朝鲜事务.不巧的是,这封电报被日本人截获了,他们就派人准备在半路上袁世凯.唐绍仪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跑到英国驻朝使馆找到朱尔典公使求助.当天半夜,袁世凯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逃,唐绍仪持双刀双,乘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好的英国军舰,军舰刚离开十多分钟,日本人就赶到了码头,最终只好望船兴叹,从此后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友谊也更加牢固,唐绍仪一直追随袁世凯,最后官至民国大总统,这是后话.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朝鲜事务,并声明中国已不是日本对手,建议撤兵至鸭绿江,放弃朝鲜.23日,日本军队冲进朝鲜王宫,扣押闵妃,扶植大院君摄政,并由大院君“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击沉,950名中国官兵阵亡,8月1日,中国政府对日宣战,中日战争爆发,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甲午战争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想说说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也许正是这些家长里短,才更显袁世凯的性情,俗话说,历史都是隐藏在细节里的,那么,要全面认识袁世凯,我们便不得不从他的一些琐碎的言行、巧妙且得当的处事方式上,来细细考察他隐秘的内心世界.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给家里写了不少家信,收信人大多是他的二姐.我先来说说他的这位二姐.前面提过了,袁世凯的叔叔保庆家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袁世凯从小就过继给了保庆家,所以我今天提到的家庭关系基本上都是袁世凯与嗣父保庆家的关系,如果涉及亲生父母,我会特别说明.
袁世凯的这五个姐妹命都不太好.大姐嫁人后,因为丈夫整日里吃喝嫖赌,不干正事,自己气愤不过,没两年就郁郁而亡.这位二姐,芳名袁让,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自幼订的娃娃亲,男方没等成年,就生病死了,二姐性情刚烈,非要去男方毛家过门守节,在过去这就叫烈妇,朝廷要给嘉奖的,但这烈妇当的实在有点灭绝人性,她要先去男方家里抱着死去的丈夫的牌位举行婚礼,再在棺材前换上孝服作为孝妇进行哭祭,然后就开始了一辈子的守活寡,好在她还可以回娘家长住.袁世凯自从赴京苦读,到后来的驻扎朝鲜,基本上常年在外,这时候家里就剩下了母亲牛氏、保庆后来纳的两位姨太太、三个妹妹,还有袁世凯第一次科举不第后娶回来的妻子于氏,以及两年后出生的大儿子袁克定,二姐就长年在家里辅佐母亲牛氏掌理这个由七八位女性和一个幼儿组成的家庭,全力支持在外求学、从军、闯天下的弟弟袁世凯,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对于这样的支持,袁世凯是从内心里感激的,二姐就是袁世凯背后默默奉献的那个女人.对于二姐的尊重,更有来自她的忠孝的行动.有一年母亲牛氏生病,病得很重,吃了许多药都不见好转.这时二姐想起了祖辈传下来的“割肉疗疾”这个办法可以治病,便毫不犹豫地跺下一截手指,和在中药里煲汤,然后给母亲服下,巧的是,牛氏服下这罐汤药后,病居然就好了,袁让因此得了“孝女”之名.袁世凯后来对于二姐的评价很高,称赞她是“芳名彰于天家,懿范垂于后世”.
朋友们,据我查的资料得知,“割肉疗疾”这一孝行,在袁氏家族,是有传统的,他们家几代人都有过为自己的亲人割肉疗疾的举动.比如他的叔祖袁登三,曾为母亲割股疗疾,他的祖父树三兄弟四人,在母亲生病时,曾“相率沥血于灶神,共捐寿以益母”,他的生父袁保中生病时,其生母刘氏为保中割股疗疾,他的四堂叔保龄生病时,侧室刘氏曾给保龄割股疗疾,十堂叔袁保颐生病时,他的妻子白氏也曾为他割股疗疾,就是袁世凯自己,在他称帝失败后病危时,他的三儿媳也曾为他割过肉煲汤,朋友们,我想说的是,如此忠孝之家,是出不了民族败类的.中国历来讲究的是以孝治天下,袁家之孝,虽说不上感天动地,但就维护中国传统的孝道来说,最起码给普通家庭,做出了表率.
1882年5月6日,已经在部队两年的袁世凯得知他的四妹也已经亡故时,不仅“五内俱裂,肝胆俱碎”,他在给二姐的信中说自己“四妹亦有灵也,梦寐中亦见其形状”“本拟为奠,奈在军中诸多不便,故含哀而止”,最后问他的二姐：“四妹身后穿何衣？用何棺？葬何处？”并让自己的家童王成迅即回家,赴四妹冢前烧纸.如此的兄妹之情,确实让人感动.
袁世凯写给二姐的信的开头,基本上都是这么几句：“二姐大人尊前敬禀者：近者,母亲大人精神饮食如何？夜眠如何？腰腿犯疼否？刻下仍服何药？念甚.吾姐大人前日欠安,不知已痊愈否？仍服药否？”以及“正在盼信,如大旱望雨,忽得来信,忻感交集,千里相隔,犹谆谆教训,敢不稟尊乎？母亲大人去冬尚未犯旧症,可幸之至.入春入夏交节之际,犹宜十分谨慎,衣服不可脱,免致受凉.三、五妹前患瘟疫,计亦风寒所致.此后,三、四、五妹衣服亦宜检点”.全是嘘寒问暖,可见这一家人的感情,所以说,袁世凯在私人以及家庭的感情问题上,跟常人无异,要说有所不同,只是他显得更加细心,办事,也更加周全和顾及他人的感受.
朋友们,刚敢于我说过了袁世凯面对自己四妹病亡后所流露出来的那份令人感动的骨肉亲情,接下来我再说两件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处理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两个人的死后的葬礼葬仪的态度和举措.大家都知道,吴长庆是袁世凯成长路上的第一个恩人,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父子,还有师生、战友、上下级以及男人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很复杂,但也很纯洁,说白一点就是吴长庆无私的关爱和提拔,袁世凯积极地回应和上进,两个人的付出和回报都是成正比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读1884年8月15日袁世凯给他的二姐写的家信里,有这么一段：“前几日吴大叔因病即逝,悲痛数日,百事不能理.此一知己,而今已矣.想二姐闻之,亦应太息矣.此间已议建祠,朝鲜王派百官设位致祭.日内派副营帮带郭副将赴金州送吴大叔灵柩返里,务期将其身后事照料妥叶,方为心安.父亲大人去世时,吴大叔情谊甚厚,不可忘也.亦将以千金送奠.此时不报,更在何时.无论如何着急,此千金不可不用也”.
这里再简单交代一下1882年朝鲜的壬午事变平定以后,吴长庆工作上的一个变动.那段时间中国的另一个朝贡国安南也已经处于法国的觊觎之中,眼看着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就想着把吴长庆的部队调回国内金州驻防,但朝鲜也需要人手,无奈中只好把吴长庆的部队一分为二,吴长庆带着三个营的队伍回国驻防,留下三个营在朝鲜,表面上是由庆军的老人吴兆友主持,实际上,在朝鲜的部队都由袁世凯在实际掌控,那时候袁世凯才25岁,初生牛犊掌兵,免不了的心高气傲,牛逼哄哄,期间引发了与部队老革命之间的矛盾与过节,张謇还代表这些庆军老革命给袁世凯写过一封洋洋三千言的长信,很是著名,信中把袁世凯骂得一无是处,狗血淋头,为此两人绝交了二十年,在辛亥革命前夕张謇的主动示意才得以重归于好.
朋友们,历史都是由一些偶发事件构成的.正因为有了庆军的一分为二,袁世凯才有机会掌兵独当一面,才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对于吴长庆来说,则是一个悲剧,据说李鸿章看不上吴长庆,不知是因为政见不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但有一条,在部队里,如果有谁跟首长有矛盾,那就意味着升迁无望、郁郁寡欢,严重的甚至危及身家性命.吴长庆回国驻防肯定是不愿意的,但不执行军令是要被砍头的,无奈之中吴长庆带着一半部队回国,两个月后,即郁郁而终.
袁世凯从光绪六年,即1880年自投奔吴长庆,到吴长庆在金州病亡,期间吴氏对于袁世凯的呵护、关心、厚待与督责,尽显故人情怀,长者仁心.对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袁世凯亦是涌泉相报.因为身在军营,不能擅自离职,所以袁世凯专门派了本营副将及军士护送吴长庆的灵柩回籍安葬,并送上了一千两的奠仪.这一千两银子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年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在天津帮办海防,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路上叔叔给了他四十两银子,袁世凯后来回想起来都是感激不尽的.他叔叔当时的月薪是一百两银子,这一百两包括了府上所有闲杂人员的工资和各项公务支出都在内.那么袁世凯送给吴长庆家里的一千两奠仪,基本相当于一个县处级干部的全年工资了.朋友们,这里我们先不谈钱的多少,因为再多的钱,也换不来吴长庆的恩遇,我只想说,“知恩图报”这种人类最朴素的情感,袁世凯心中是有的.
袁世凯在1893年5月6日写给他堂弟袁世承的一封家信中,还提到了他的另一位老师辈人物——续昌的去世,并嘱咐交代家里如何送去奠金：“续下月安葬,孤子寡妇,殊为伤心.已寄双柏,可饬梁妥兑交安五送.如该银号能将原信寄京,可毋需交安五送,恐续宅又破费赏钱……”袁世凯与续昌的师生之谊并不复杂,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朝鲜甲申事变之后,续昌作为吴大澂的副手,赴朝鲜查办此次事变,与袁世凯有过短暂接触,第二次是1890年朝鲜赵太妃去世,清政府派续昌赴朝吊唁,全程都是袁世凯陪同接待,过程中两人对对方都很满意,感情日深,那时续昌的职务为户部左侍郎兼总署大臣,直接管着袁世凯的使朝事务,双方都需要在对方圈子里有一个朋友,而续昌是皇帝身边来的领导,袁世凯就把领导认了师傅.这才有了续昌去世后袁世凯要家里人去送奠仪的这段话.我们看袁世凯在处理这种事务时的细心程度,他跟弟弟袁世承说,如果能从银号里直接汇钱到续昌家,相当于现在的直接从银行汇款,就尽量不要派家里仆人上门了,免得续昌家孤儿寡母的还要破费给仆人发赏钱.袁世凯对办事细节的掌控与把握,确非一般人可比.
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有三位朝鲜籍的夫人,这里我们也不妨一起来看看他的这几位夫人的情况.1890年5月21日他在写给二姐的一封信里,说明了自己在朝鲜纳妾的缘由：“弟有用婢,未告纳.去年十月有妊,后因漏胎两次,疑不为妊,近行迹已大露,据医生及老妈云,的是有妊,在其左,或卜男,计六七月可解生.十三年来,未立继丁,老亲时为盼,今果生男,可又慰慈怀.乞代禀.唯未告纳,将以生子,殊为罪惭,海外生子,殊多不便,又添些费,自笑自苦.至该婢解生在即,不便不纳,已暗纳,未告人知,乞禀告慈听.今年喜事甚多,老亲将以喜除病,卜寿期颐,至为叩祝”.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他的正房夫人于氏,只去过两次,而且每次待的时间都不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伺候婆婆,长期在朝鲜陪同袁世凯的,则是他的大夫人沈氏,这个沈氏就是他在上海期间逛窑子时的相好,后来不但资助袁世凯银子创业,还自己出钱赎身,等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以后,就把她接过去,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负在上海期间两人的山盟海誓.
按照当时的制度,政府官员是不允许嫖娼的,如果被检举告发,是要受重罚的.不像现在,我们的一些夜总会门口,可以明目张胆地停着许多公车.但是当时不禁止纳妾,并且数量上也没有限制,甚至数量越多,被认为越有本事和能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袁世凯本意并不是想纳妾,想那出身的沈氏夜夜在枕旁,容不得袁世凯有其他想法.他的本意是找一个婢女.我查了一下朝鲜方面当年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到袁世凯在1886年6月间有一封写给他的朝鲜朋友、时任朝鲜外督办的金允植的信中,最后一段这么说：“再恳者：天渐暖和,房屋添多,一老妪不能分力奉伺,须即买一丑婢为驱策之用,乃饬人寻觅物色,而久无能得.或曰：须朝鲜两班吩咐,甚易求购.再三思维,唯有恳阁下始终其事,或饬下人代买丑婢.年稍大者方能备差,如有十五六岁者尤合用”.接下来金允植出面,一下子为他买了三位婢女,这就是袁世凯后来的三位朝鲜籍夫人.那么,婢女是如何变成夫人的呢？
在当时的家庭里,男主人和婢女发生性关系,是公开的秘密.对于婢女来说,和男主人发生关系,得到男主人的宠爱,是提高地位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如果还能为男主人生个儿子,那她在家里的地位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男主人在家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婢女不仅仅是奴隶,也是发泄性欲的工具,但是一旦把女人的肚子搞大了,婢女怀孕了,他也将承担责任——纳她为妾,给她一个名分.不然,这个男人就将被视为“丧检”,他这种丧失检点和道德的行为,也会面临社会的谴责.
袁世凯在给二姐的家书里提到的那位将要临产的婢女姓金,另两位分别姓白和姓季.金氏怀孕后,袁世凯才不得不将她“暗纳”了,免得外界说三道四.袁世凯这辈子宠幸婢女的事儿没少干,就是他后来当了大总统以后,在总统府里,跟扬州籍的几位丫环都有过风流事传出,但这都无关道德,在当年,这都是社会允许的.
这位金夫人所生的儿子就是后来号称“民国四公子”之首的袁克文.我个人很喜欢袁克文,今天,世上已无袁克文,那是真名士.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境遇并不好.朝廷上下一致认为他是甲午战争的“肇事者”,没给处分,就算对他不错了.再加上战后清廷让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国人都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他的恩师李鸿章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战后有段时间,袁世凯的神经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既要躲避战后的问责,又想寻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和发展,所以经常奔走于王公贵族间,几个月下来,钱花了不少,事情却没有起到多少改观,让他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也开始了自我反省,尤其光绪帝,那也是个热血青年,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对他来说也是奇耻大辱,他发誓要通过改革来让国家重新富强起来.打败仗是因为军队不行,当时的军队之腐朽,营务之荒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甲午战争之时,将领卫汝贵在领到饷银24万两后,当即扣下8万两汇往自己家中,士兵们的多为泥蜡做的假冒伪劣产品,许多士兵连瞄准射击都没练过.将领丰升阿的军队更是以“不经磕碰”出名,老百姓称之为“鸭蛋兵”.卫汝贵的老婆有一封写给他老公的战前动员信,在前线被日本人截获后,视为至宝,被当成反面教材直接放进了课本里.信是这么写的：“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擅自为计,勿当前敌”.意思就是说亲爱的老公,你官当得也差不多了,钱也捞够了,该享清福了.况且年纪也不小了,打仗就别往前冲了,该跑的时候赶快跑回家,我在家等你.这卫汝贵很听老婆的话,平壤之战一开打,他与另一位提督叶志超转头狂奔三百里,一度跑得不知去向.这个叶志超,刚进平壤,还没看见敌人的部队,就准备挂白旗投降.这就是当时大清军队在战场上的真实状况.
要整肃军队,这就涉及具体人员了,让谁出面主抓呢？袁世凯在北京奔走的这段时间,也并不是瞎走,而是有具体目标的.比如找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位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这两人都是主战派,力主改革.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袁世凯在获得练兵职务前,曾三次主动登门拜访,这让翁同龢对他的印象一次比一次好,从最初的“开展而欠诚实”,到后来的“不滑,可任也”,想袁世凯真的花了不少的心思.翁同龢深得光绪信任,光绪帝的许多改革措施,多出于翁的思路.他给李鸿藻写信,自称小门生,李鸿藻跟袁世凯的父辈关系非同一般,尤其是袁保恒和袁保龄,跟李鸿藻的往来十分密切.中法战争之后,袁保龄还写信给李鸿藻,请其对自己的子侄辈勤加“训迪”,多予关照.后来李鸿藻力挺袁世凯练兵,在给朝廷的奏折上称袁“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此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了荣禄、刘坤一和王文韶的赏识和保荐,后来光绪专门召他进行了面试,面试结束后还让他回去提供一份书面答卷,袁世凯善于抓住各种机会,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交上答卷以后,剩下的,就是忐忑而漫长的等待了.
但有些机会是靠人创造的,等是等不来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前面说过,1880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路上,交了一个朋友,叫阮忠枢,当年旅途中阮忠枢还资助过袁世凯银两,两人遂成莫逆之交.袁世凯回国后就联系上了阮忠枢,这个阮忠枢跟李莲英的弟弟关系不错,并且就住在李莲英弟弟家里做家庭教师.当时李莲英弟弟的家也就是李莲英在宫外的家,袁世凯通过阮忠枢认识了李莲英的弟弟,进而攀上了李莲英,取得了李莲英的信任和支持.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回忆袁世凯之所以能去小站练兵,跟通过宫里人走了内线有着很大的关系,指的就是李莲英在太后面前替袁世凯说了好话.自从结识了李莲英之后,宫廷中的动静,一些大臣的奏折,李莲英都随时密报给了袁世凯.几个月后,两宫下定决心筹集军饷训练新兵,袁世凯通过里里外外的活动和关系,终于得到了“小站练兵”这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和转机.
这一年,袁世凯36岁.
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对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过程,我也就不细说了,这一段历史大家也很熟悉了,我这里重点提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重要帮手,也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自从跟袁世凯交往以后,直到袁世凯去世,都没有背叛过友谊.人的一生,不管官做到多大,有几个知心朋友,才算是完美的.
我首先说说阮忠枢.其实这个人我刚提过,袁世凯能入主“小站练兵”,跟他与李莲英两兄弟的交好有很大的关系.袁世凯到了天津练兵以后,就邀请阮忠枢过来一起创业,一些核心的文案工作就交给他,他的职位相当于秘书长,毕竟是自家兄弟,许多事儿交给自己人才能放心.两个人由于是老朋友,可以无话不说.有一天阮忠枢对袁世凯说,他在天津的一家妓院里看上了一个叫作小玉的,两人感情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想把她纳为小妾,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听完后把脸一沉,说现在正是创业初期,你就去妓院泡妞,还要纳为小妾,这是有碍部队声誉的事儿,千万不能干.阮忠枢听后,觉得有理,虽然心里痒痒,但也只好作罢.没过多久,袁世凯说要去天津有公事,让阮忠枢一同前往,到了天津后,见天色已晚,袁世凯便邀阮忠枢说,一起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只见屋子里布置得喜气洋洋,堂上红烛高照,正厅里还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两人一起到了里屋,里面一个丫头高声叫道：“新姑爷到了”,便从屋子里牵出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子来.这阮忠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定睛一看,这新娘子不就是自己喜欢的小玉吗？
原来袁世凯听阮忠枢跟自己商量要纳小玉为妾的时候,当时说不同意,是故意逗他玩的.想那袁世凯,骨子里也是有幽默感的人,他自己的大夫人沈氏就是在上海鬼混时,从妓院里纳的妾,哪有自己可以从妓院里纳妾,哥儿们就不行的道理？州官可以点灯,百姓也能放火,这才是和谐社会.更何况,后来袁世凯的众多小妾中,六姨太太和八姨太太也是出身的.我就纳了闷了,怎么旧时的那些英雄好汉们都爱找做小老婆呢？后来想明白了,旧时的女人大多是不读书也不识字的,只有进到妓院以后,才开始学习琴棋书画、诗书礼节,说得好听点,古时的妓院除了它的接客功能以外,更像是专为女人设的书画院,那时一个妓院里的头牌,其影响力相当于我们现在歌星、影星以及电视台里那些妖娆的主持人,难怪许多男人趋之若鹜,就是今天,北京的“天上人间”、郑州的“皇宫一号”,还有遍布东莞各个乡镇的夜总会、洗浴中心,不也是男人的天堂吗？袁世凯悄悄地派人花了三千大洋为小玉赎了身,等到把所有事情都办妥帖以后,才找个借口,叫上阮忠枢一起来天津,做他的新郎官.大家都能想到阮忠枢当时的心情吧？自此以后,阮忠枢对袁世凯更是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凯称帝,还是始终如一地跟着他.
后来袁世凯跟康有为的结识和订交,也是阮忠枢牵的线.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公车上书时,阮忠枢也是其中一员,并且还加入了康的保皇会,这样就跟康有为走得近了.当时康有为和袁世凯相互间都有耳闻,并且都很钦慕对方,双方通过阮忠枢的关系,从结识,到后来发生的戊戌政变,中间经历了一些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有些传闻后来证明是被歪曲了的,但还是深入人心,让袁世凯背上了卖友求荣的黑锅.今天的有些书上,还在继续演绎和扩散,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真相正在一点点还原.
我要提的袁世凯的第二个朋友叫徐世昌,这是袁世凯少年时期的知交,称两人为发小也不为过.这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交情最深的朋友,两人在光绪五年,也就是1878年在袁世凯组织的文社中相识、相知,并结为异姓兄弟,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想当年两个年轻人怎么会料到三十年以后,弟兄俩相继成为中华民国的两任大总统这样的惊世之梦想呢？“苟富贵,勿相忘”的友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每一天都在上演,朋友们,年轻时交几个志趣相投的哥儿们,对人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想当年徐世昌进京赴考,还是袁世凯慷慨解囊,资助了一百两银子才成行.徐世昌考试成绩还行,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入主小站练兵以后,马上把他这位兄长请来,掌管参谋营务处,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按现在的职务,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主任.徐世昌到任以后马不停蹄,立刻组织了一个文武写作班子,为袁世凯编定了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这两本兵书为袁世凯在部队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日后北洋新式陆军的编练,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后来徐世昌倾全力帮助袁世凯训练北洋六镇新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同袁世凯一样,也是北洋军阀的鼻祖.
这哥儿俩一起创业,基本上没红过脸,两人唯一的一次意见相左,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1914年已是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废除了《临时约法》,重新为自己量身制定了袁氏《约法》,集大权于总统一身,并把国务总理改为国务卿,请来了徐世昌做自己的国务卿.想当年,在同一届政府里,弟弟是总统,哥哥是总理,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结果更圆满、更让人欣慰了.1915年7月,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酝酿成熟,并在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徐世昌劝说袁世凯不成,只好宣布辞职,袁世凯说不行,以前我们有难同当,现在可以享福了,我们一定要有福同享,袁世凯不让他辞,徐世昌只好请假不去上班.这一年的年末,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称帝后,徐世昌再一次提出辞职,这一次他找了个充分的理由,不由得袁世凯不准.他说,咱俩是亲兄弟,你做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一定要留有余地,如果把自家人全都卷进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来帮你处理解围呢？总得有人在替你跑腿说话吧？我现在的辞职,还真不是为我个人考虑,我为的,都是兄弟你啊.袁世凯听着觉得有道理,批准了徐世昌的辞职.第二年三月,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六月病危时,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徐世昌叫来家里,托付后事和家事.这老哥儿俩挥泪相见,那场面想来让人唏嘘不已.袁世凯后悔自己没有听兄长的忠告,才落得今天这么个下场,这是咎由自取,他怕自己死后儿子们家事处理不当,就在病床上郑重恳请兄长为他主持家事以及他死后的丧务善后事宜.徐世昌含泪答应,并请袁世凯放心自己一定不负重托.这一场生死之别,乃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亦是这一场千古友谊的最后注释.生死见交情,所谓生死之交,就是如此的吧.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主持为他的众多子女分了家产,并亲自来到了彰德,主持了袁世凯的葬仪.现在安阳袁林的碑亭里,有一块上写“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的石碑,就是当时徐世昌题的,两个人四十多年的友谊,像这块石碑一样,沉重、忧郁,虽经风摧日晒,却仍历久弥坚,侧耳细听时,碑身里隐隐有着高山流水之音.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还结交了一位朋友,叫严修.这严修,本是徐世昌的朋友,他和徐世昌同为天津人,他甚至和袁世凯在同一年成名,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882年袁世凯随庆军赴朝鲜平定壬午政变时,严修则在这一年高中壬午科举人,此后十五年间,袁世凯一路坎坷,直到入主小站练兵.而严修则由翰林院编修外放贵州,成为贵州学政,他在文化经济都非常落后的贵州,认真兴办教育,考察士子,深得当地的尊敬和拥护,被誉为贵州二百年未有之“文宗”.在他任职期间,贵州出了有清一代唯一一个状元夏同龢,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办学效果和影响力.1898年严修从贵州学政期满回到了天津,此时他的朋友徐世昌正在小站辅佐袁世凯练兵,严修到小站探访老友,并由徐世昌介绍认识了袁世凯,两人惺惺相惜,从此订交,直到袁世凯去世,严修与袁世凯之间,始终保持着君子坦荡荡之交.
袁世凯与严修之间的交往,大多是在教育领域.朋友们,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严修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经历都花在了兴办近代学校上.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位老师就是天津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是你的母校,这两所学校的创始人就是严修.1898年严修从贵州回到天津后,就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新式学校,学生多是家里的子侄辈,授课内容除了传统的经书外,格外增加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当年在他家教书的先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张伯苓.学生多了以后,他又在自家土地上扩大了校舍,合并了几家私塾后,规模就相当可观了,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南开中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严修家的女子学堂也成了南开女中的前身,此外,他还开办了幼儿师资讲习所、幼儿园等等.再后来天津富商王竹林等人受他这种一心为教育的大公无私精神的影响,带头捐款,严修又集资创办了南开大学.严修是一位有信仰的中国近代兴学的开拓者,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他认准了兴学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事业,他为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毕生的心血和全部家产,筚路蓝缕,严修是我国兴办私立近代化学校的先导者和奠基人.
1904年,袁世凯已经从山东巡抚迁任直隶总督三年了,严修也在天津兴学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这一年的四月末,袁世凯给严修去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来直隶就任学校司总理,专门主持创办新式学校.严修推脱不了,于是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全权放手严修的兴学举措,后来严修升任学部侍郎,他举荐了自己的另一位哥儿们卢靖继任直隶学务处,继续自己未完成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严修接任直隶学务处的前后几年间,通过几任创业者的共同努力,到1906年,他们新办的学校计有：北洋大学1所,高等学堂、高等医学、工业、农业学堂各一所,初级工业、农业、工艺学堂21所,优级及初级师范90所,中学27所,高小182所,初小4162所,武备、巡警学堂几十所,在校总人数在十万人左右,朋友们,这是一百多年前的直隶,这样的学习队伍和风气,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想而知,严修他们需要花费多么大的心血,才能开民智,兴学风.
1908年是袁世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坎.这一年摄政王载沣罢了他的官,差点要了他的命,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才命他开缺回老家,说他腿脚不好,回家治病去.满朝文武只求自保,竟无人敢出面为他求情.只有严修以学部侍郎的名义提出抗疏：“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革”,他的奏折载沣当然没有理会,严修一气之下辞职了,在袁世凯收拾完行李上车之际,来车站送行的寥寥几个人中,就有严修的身影.这时候的送行是需要勇气的,这就明摆着告诉载沣,我是跟袁世凯一伙的,你开了我的朋友,老子也不干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受命建立责任内阁,他恳请严修出任财政大臣,严修没答应,后来南北议和,袁又敦请严修出任谈判代表,赴上海谈判,严修也没答应.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恳请严修督导他的几个儿子学习,并请严修率领他的几个年纪稍大的儿子们赴欧洲求学,严修为了报答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就同意了,并表示督促袁世凯的儿子们读书,自己责无旁贷.其实早在袁世凯回彰德老家养病期间,他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天津,在严修的南开中学插班读书了.
民国二年,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他恳请时在德国的严修回国就任教育总长,严修拒绝了.民国三年,严修回国,并以袁世凯几个孩子老师的身份,住在北海,同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他婉拒了袁世凯要他担任的一切职务,他只想做个自由人,他不想掺和袁世凯的政务,他只愿意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出现在袁世凯面前.这样,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其他利害关系,两个人只是简简单单的君子之交,多好.
然后就是袁世凯称帝.严修闻讯后觉得大事不好,出于朋友间的情义,也出于公义,他要去袁家劝阻.去之前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担心,生怕他遭遇不测.严修显得非常坦然,他说：“为大局弥乱源,为故人尽忠告”.各位朋友,我觉得,人的一生,要交,就要交严修这样的诤友,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愤而劝告.他的这次与袁世凯的会谈在他的日记里有记载：“谈约一小时,余论筹安会,总统意不谓然”.他的《自订年谱》里也提到这件事：“筹安会起,入都争之,不得,遂绝迹于北海”.说了不听,那好吧,各人好自为之,咱就此绝交.
朋友们,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骨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义薄云天,也可以道不同不相与谋.后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严修又来到北海,与袁世凯恢复了往来.什么叫朋友？就是你当皇帝了,我离你远远的,我不想占你一点儿便宜,你了,别人都反对你的时候,我来到你身边,默默地支持你.
不久袁世凯病逝,在全国人民拍手称快的时候,严修第一时间赶到居仁堂,扶尸痛哭,看着眼前因生病而臃肿的昔日老友的面孔,严修以中国文人最传统的哀悼方式,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那一通哭,真是让男人听了荡气回肠,女人听了肝肠寸断.在袁世凯安葬彰德时,他又亲自前往吊祭,并与徐世昌一起主持了袁家的善后事宜.1919年,袁世凯的妻子于氏去世,袁克定延请严修为他的母亲襄题木主,严修为他的老友尽了最后的人事.朋友们,人的一生中,得友如严修者,夫复何求？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发生了戊戌变法,政变失败后,六君子在菜市口掉了脑袋,慈禧太后重新执掌政权.慈禧最信任的两个人就是荣禄和李莲英,而这两个人私下里恰好都是与袁世凯有着非常不错的交情.李莲英与袁世凯的事儿前面说过了,现在我再简单说一下袁世凯与荣禄的交往.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一直在朝鲜,与荣禄并无交往的机会.荣禄对袁世凯有初步的认识应该是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以后,让袁世凯暂时去军务处上班,那时荣禄是兵部尚书,正好参与督办军务处,两人在此时相识,后来袁世凯去小站练兵,刚过半年,就遭遇了一次御史胡景桂的弹劾,事情搞得很大,胡景桂说袁世凯“嗜杀擅权,性情谬妄,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任人唯亲,扰害地方”,光绪帝就派荣禄来小站核查事实并上报,大事情当然没有,小事情不可能没有,就看作为钦差大人的荣禄怎么往上报了.荣禄经查证后反而觉得袁世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兵营里气象一新,“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洁净,莫不楚楚可观”“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则万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一点都不见以往军营的腐朽和颓败,就把事情给压下来了,往上报的时候就说以上各项查无实据,兵营的形势反而一片大好,让袁世凯躲过一劫,如果照实报的话,袁世凯起码要被革职查办,就没有后来了.
后来因为袁世凯练兵有方,升为了直隶按察史,而荣禄恰好是当了直隶总督,两人又成了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再接下来就是他和荣禄间的所谓的戊戌政变告密一事了,事情是有,但跟政变毫无因果关系,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向荣禄透露康有为的“围园劫后”计划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在北京发动政变了,有些书上往往诟病袁世凯是戊戌政变的刽子手,手上沾满了六君子的鲜血,这事儿后来已经被证明是假消息了,袁世凯一直背着这口黑锅,以至于从不写日记的他为了给自己辩白,留下了一篇记叙他自1898年7月29日奉召进京到8月10日荣禄奉召入都,前后共12天的戊戌政变期间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及个人的感受.日记里记录的基本上都是实情,并无虚构美化自己.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慈禧太后重新听政以后,内事依靠李莲英,外事依靠荣禄,受益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荣禄一直在慈禧身边受宠直到1903年去世,期间一直都对袁世凯照顾有加,袁世凯也逐渐通过自己过人的识见和谋略,成为荣禄生命中最后的政治伙伴和密友.
1899年山东义和拳,山东巡抚毓贤被御史弹劾,清廷在考虑派谁接替毓贤去山东时,荣禄马上保荐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说他办事符合机宜,可堪大用.于是清廷就下了圣旨：“毓贤著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即行来京请训.钦此”.袁世凯于是进京面见太后和荣禄,当太后问他你去山东后,小站的兵营由谁来接替训练时,袁世凯说,目前还真没有人可以接替我训练这支队伍的,如果我一走,这多年的心血白费倒在其次,关键是国家投入的数百万两银子,实在是可惜了,如果朝廷能让我把这支队伍一起带去山东,既可以剿灭土匪,又可以随时训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经荣禄在太后面前一番鼓吹,太后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建议,允许他带着军队前往山东赴任.这样,袁世凯既一跃而成了封疆大吏,还手握当时最先进的军队的兵权,完成了他此生最重要的一次蝶变.之前袁世凯的势力毕竟只限于小站一隅,巡抚山东以后,天地更加广阔,而且就工作而言,从以前的单纯的军事活动,进而囊括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为他以后在推行晚清的新政上,做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和铺垫.
他的三女儿袁静雪后来回忆说,自己的父亲在山东巡抚任上,做了两件自己最得意的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所谓的“拳匪”,袁世凯对付义和拳很有意思,刚到任的时候,还没有跟义和拳撕破脸皮,双方都在互相试探阶段,有一天袁世凯请客,邀请了不少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义和拳中高层领导,袁世凯不断地劝酒,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什么兄弟刚到任,请各位多多关照之类的,义和拳的同志们喝到兴头上,那个牛逼,就吹上了天,就给袁世凯灌输那一套什么刀不入啦之类的连他们自己都相信了的法术,袁世凯假装一副好奇又好学的样子,说自己之前只有耳闻,从没亲眼见识过你们的法术,各位今天能否赏脸给我露一手,让我也开开眼界？这几位刚敢于牛逼已经吹出去了,而且还都在酒兴上,总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吧？只好硬着头皮说,没问题,来吧.袁世凯就叫来早就安排好了的神,几位义和拳的领导同志就到墙边上脱光了上衣,排成一排,嘴里念念有词,袁世凯问可以开始了吗？墙边传来几声稀稀拉拉的回答,可以啦,开吧,今天让巡抚老爷见识见识我们刀不入的神功.袁世凯大手一挥,早就上堂的一排面对光着上身的一排腱子肉,同时扣响了扳机,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光清理墙上的血迹,就花了好几天时间.山东巡抚袁世凯大人事后大怒,传话出来说有一伙混蛋假装义和拳来我这里骗吃骗喝,结果连都抵挡不了,被我令人将他们的尸体拉出去埋了,要知道真正的义和拳,是刀不入的.光这一招,就把义和拳的同志们不但给噎死了,也给玩死了,从此山东境内拳匪逐渐不见了踪影,跑哪儿去了？全往保定北京跑了,这事儿后来还得袁世凯去收拾,是后话了.二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保境安民”让山东境内的老百姓免受侵扰.这两件事在座的都耳熟能详了,我也就不多说了.我个人倒是对他的另外两件事有点感兴趣.这第一件事儿跟现在的巡视组派人赴地方巡查有点类似,但是比现在更加的科学和实用.朋友们,我倒不是说现在的巡视组的方法不科学,就凭十八大后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之后的效果来看,这是近几届政府里力度最大的,已经深得民心.还是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一百多年前袁世凯的查案的方法吧.
袁世凯一旦要派人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又派另一个人去,两个人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查的是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直接对他负责,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查着同一件事情.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不一样,他还会像以前一样,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予奖励,对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这个方法他后来一直在用,所以下属都不敢对他瞒报.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作为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得当.如果受下面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朋友们,这么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不知我们现在的执政执法部门,有几个人会用心去做？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呢？
我对袁世凯在山东巡抚期间做的另一件感兴趣的事儿,是他创办了国立山东大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山东哥儿们太多,山东大学毕业的就有六七个,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一位领导还兼着山东大学的博导呢,还有更更重要的是我曾经在山东大学的好几个食堂里被不同的几拨哥儿们灌醉过,想起来就激动啊.虽然我没上过山东大学,但好歹,我年轻时在山东大学的校园里喝过酒,尿过尿,泡过妞,骑过自行车,当时我可不知道,这个学校居然是袁世凯创办的.
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清廷根据袁世凯等督抚的奏请,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命令各省设立大学堂,这是清廷大肆开办大学堂的开始,袁世凯最积极,对办学的热情也最高,他在九月二十四日就上奏朝廷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办学的要旨及迫切性.十一月初,光绪帝正式批准将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堂也就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在教育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特别是他修订的《山东大学堂章程》,在中国近代大学堂创办和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指导作用.当时各省的办学,既不知道怎么办,办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大学堂章程》给各省提供了一个如何办学的具体而又可以操作的模式,使得各省的书院改大学堂运动有了切实可行的依据和办法,可以这么说,山东大学堂之后的各省教改模式,基本上都是照搬照套《山东大学堂章程》.就是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和章程的设立,不仅在中国的大学肇始之初和办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下推动依法治校过程,建立并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很多现实的启发意义.据我所知,教育部最近刚合并了一所大学,运行过程中似乎并不是很顺利,在座的也有教育部的专家,我建议你们不妨重新读一下袁世凯在一百多年前修订的《山东大学堂章程》,应该能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最起码可以开拓思路.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有些行为方式和思路,并不比一百年前的人强多少,相反许多地方都退步了,回过头去向先人、贤人学习,是必要的,也是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反省的一个重要举措.前两年许多省份也都在搞教育改革,把教育产业化,把大学往大了扩,扩招,合并,这种一窝蜂现象,概括起来就一个字：“贪”,贪大,贪财,最后贪污,把一个个好好的大学,搞得乌烟瘴气.教育能产业化吗？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办学思路,注定是失败的,我们的一些官员习惯于用屁股思考,创办大学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一百年多年前袁世凯已经在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了,我希望从今以后,每一位新来的管教育口的领导都要重读一遍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时给清廷上的奏折内容及《山东大学堂章程》,因为按照中国目前的官僚制度,来教育口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懂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来的目的,是解决级别问题,而不是解决和提升中国的教育问题.
袁世凯在山东也就短短的两年时间.这两年,对于大清朝廷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义和拳在袁世凯的镇压之下,不得不向直隶转移,并渐渐控制了保定、天津、通州,直至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太后和皇帝仓皇逃跑,李鸿章临危受命,负责料理残局.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列强在达成的《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接下来是漫长的各项条款的谈判过程,这时慈禧太后坐不住了,因为西逃的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与在北京的皇宫里比起来,西逃的日子,还不如乞丐过的生活.她想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好回北京继续喝茶听戏,于是在1901年的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这一天,发表了举世震惊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著名卖国言论.现在每年的2月14号这一天,我们都有自己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这个讲话发表多少周年.诸如如家酒店和汉庭酒店这类快捷酒店就是专为这个讲话应运而生的,这一天所有的房间都爆满,整栋楼都在摇晃,国人们以此来纪念并回应慈禧太后的荒淫及无耻.后来李鸿章也谈得身心疲惫,希望早点结束谈判,尽快把赔款金额定下来,这才有了又一份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里订的是赔款4.5亿两白银,因为当时中国有4.5亿人口,“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当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作为大清的全权大臣与列强在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作为民族罪人,被后世钉在耻辱柱上,李鸿章以当场咳血的方式,来回报他效忠了一辈子的大清帝国.两个月后,1901年11月,在李鸿章即将油尽灯枯之际,俄国人还去他的病床前,强逼他另签一份中俄密约,以求更大的利益.“闻梦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同俄国的条约,成了他的催命符,11月7日,李鸿章于千万个不甘心中,在北京含恨而亡.
李鸿章的死对于大清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是对于袁世凯,却是万载难逢的好机会.世上流传的那句李鸿章去世前举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位置的名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就当时而言,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是个不二的人选.事实也是如此,李鸿章去世的当天,两宫在回京的路上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发布谕旨,令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带着家眷、属员和他的武卫右军,从济南启程北上,来到了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保定,开启了属于他的晚清十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继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以后,晚清最重要的大臣刘坤一死于1902年,荣禄死于1903年,张之洞死于1909年,随着晚清重臣的一个个凋零,袁世凯逐渐成为权高位重、也是自李鸿章之后慈禧太后最为倚仗的大臣.
从1901年一直到1907年的六年间,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认认真真地办了几件大事、实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找几件有代表性的事情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袁世凯在这几年为后世留下的业绩.
首先他成立了吏治调查处,这个部门就是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前身,这个调查处的职权相当大,负责“凡有关官民相讦及一切明察暗访事宜”.袁世凯明白“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利字”.官吏代表着整个国家政权的形象,官吏腐朽了,国家的政权就腐朽了.当时袁世凯深感官风不正的危害,贪污腐败已经深入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不管是普通的工作日,还是年节时令,下级官员天天琢磨的,就是向上级送礼,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和官位.袁世凯经过深入调查以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凡违反者,一律从严处罚.他还明确对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及奖励：即按各官向来所得多少,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一千两,少者一百两或五十两,不得私相授受,否则严加治罪,以养官之廉,止官之贪.并对新官上任、离职审计、出差的住宿、车马的标准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他在山东发明的那一套同时派两路人马调查取证的做法,这时候对直隶的官场又起到了震慑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并没有说现在中纪委的王岐山书记在借鉴袁世凯当年的做法,只是两个相隔一百多年的政府监管调查部门,调查的方法和力度都是如此的相似,让人非常期待.另外,他针对政府臃肿的机构和低效的办事效率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尤其是对淘汰官二代、吃空饷、人浮于事等等顽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官员管理不严问题,健全了官员退出机制,切实解决了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的问题.朋友们,袁世凯百年前的改革,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今天,我们还在针对那些老问题进行不断反复的推出条例,讨论改革措施,这充分证明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消除这些顽疾,要通过改革取得一点点进步,是多么的艰难.
俗话说人无完人,袁世凯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的失误,每个人在相应的时代里,都有他的局限性,我们评价一个人,必须客观和公正,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后世提到袁世凯,往往是只有骂名.这跟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有关系,今天,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从原始的史料中寻找答案呢？史家袁伟时有一句名言：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我深有同感,下面让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的这六年,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多少具有制度建设上的开创性事业.
今天,“有困难,找”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就连三岁小孩都能脱口而出.但是朋友们,在袁世凯去保定就任直隶总督之前,中国人根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晚清之前,中国的治安问题,主要是通过保甲制度来推行和管理.保甲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以“户”为单位,而制度是1829年由英国人创立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个制度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袁世凯直督保定以后,深感“中国自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与巡警”.袁世凯善于接收新鲜事物,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决定弃用保甲制度,转向巡警制度.而且国外的制度已经经过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值得效仿.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组织了一支500人的巡警队,成立了巡警局,拟定了警务章程,创办了巡警学堂,聘请英国籍的华人王昆士等外国教官帮助他训练学员.而后又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就这样,袁世凯创办了中国的制度,“保甲”两个字,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袁世凯就任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两个单位不在一起办公,直隶总督府在保定,北洋大臣的衙门在天津.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这可难坏了袁世凯,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不能在天津驻扎,北京不是门户大开,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口之中了吗？这时袁世凯的智慧体现出来了,他让自己的3000士兵去巡警学堂参加短期的培训后,脱下军装,改换警服,于1902年的8月份,由地方官员带领,进入了天津,接管天津的治安.接下来他又在天津开设了警务学堂,后把保定巡警学堂并入天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他还特别成立了译书局,专门购买日本等国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作为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首创者,袁世凯对于整个制度的建设,都是亲力亲为,他不但亲自草拟了《警务学堂设立主旨》,还拟了《警务局章程》《警务学堂章程》《保定警务局站岗规矩》《直隶警务处试办章程》等等,从制度上,草创了现代的框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袁世凯还注重内部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他在直隶总督期间创办的《直隶杂志》可谓开了军营文化的先河,这本杂志是半月刊,每月的初一、十六各出一期,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杂志内文采取文言与白话两种兼有的方式出版,在我的印象里,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没想到在袁世凯督直期间,就已经出现在杂志里了.有人问他为什么杂志里还有一半要用白话文,袁世凯说,文言文部分是给做研究用的,白话文部分是给增长知识用的,目的就是能让不同文化水平的同志们都能看懂.袁世凯真是用心良苦啊,朋友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朋友.这些年我也跟不少接触过,也交了几个朋友,有一次在广东的一个会议上,话题中谁无意间提到了袁世凯,其中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按照语文课本上学来的知识,用拖着长长尾音的广东话大骂说：那是个大卖国贼啦,我们不要提他啦……我心想,要是没有袁世凯,你现在的名字应该叫“保长”,而不是“警长”.
公检法是一家,这个提法看从什么角度来理解.以前确实是公检法一家,在地方上全是县太爷一个人说了算,最朴素的审判规则也无非是大家都熟悉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案件越来越复杂,那些靠背八股文当上官僚的人越来越无法应对这个逐渐开放、多元的社会所发生的纷杂之事,如果还按照以前的办法,明显跟不上时代了.于是袁世凯继制度改革之后,又考虑司法改革了,司法独立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7年,袁世凯通过几年的试点和调整之后,设立了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县地方审判厅、府县合设检察局、天津城乡分设审判处四级审判机构,同时将衙门捕役改为司法,从制度构架上完成了司法体制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检察官制度,他提出了“似应据奏定法部官制,一律改用检察官”.在袁世凯手上,检察与审判分开了.检察官重在对法律的监督,以求法律程序的正当、审判的公正；法院重在审判,以求惩办犯罪分子,解决纠纷,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袁世凯在清末的司法改革,再加上制度的创立,为现代中国公检法三位一体的司法构架,奠定了基础.
朋友们,军队是国家的柱石,袁世凯就是从小站练兵起家的,我们简单地数一下他小站练兵期间的政治收获,就知道短短的几年时间,他练就的这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是怎样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当年跟随他的人,后来当到督军以上官职的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他们分别是袁世凯本人、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还有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在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期间,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曾跟随过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者在之后的“北洋六镇”中追随过袁世凯,他们分别是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和贾德耀.袁世凯在部队里的政治力量太可观了.他出任北洋大臣以后,又继续练兵.这第二次练兵就跟之前的小站练兵大不一样了,清朝之前的兵丁都属于雇佣制,没出息的人才去当兵,社会上看不起当兵的人.袁世凯学习西方的先进征兵制度,改成了征兵制,使士兵具有了义务兵性质.在政治上,给予较高的待遇,在声望上,使军人家属与官绅相等,凡加入军籍的,还可以享受种种特别权利,并免除他们的差役、课税等,也就是现在的拥军优属.袁世凯开创的这一全新的征兵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总体精神没变.
袁世凯爱办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每兴一个行业,必至少办一所学校.袁世凯在训练北洋六镇期间所办的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有保定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武备学堂、保定测绘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陆军军官学堂等,此外他还设立了军医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电讯学堂、宪兵学堂等一大批专科学堂和陆军小学堂、讲武堂、学兵营等基础学堂,形成了等级和门类都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他的这一系列举措,加速了军事人才的系统培养.此外他还完备了部队的军制,建立了更为科学的军营建制,经他完善的部队建制,通过一些微调和不断地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朋友们,前段时间有条新闻,说是中国目前正在规划到美国的高铁,建成以后,从中国坐火车到美国,只需要两天时间.乍一听有点像天方夜谭,可细想起来,这完全能实现.中国的高铁技术日臻成熟,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曾大力推广中国的高铁项目.中国铁路从无到有,再到世界领先,无不充满着国人的智慧和汗水.大家都知道,自1905年正式开工的京张铁路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总工程师是当年的“留美学童”之一詹天佑.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唤起了政府和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京张铁路成就了詹天佑,詹天佑被后世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詹天佑背后站着一个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京张铁路,也就没有后来詹天佑的这些成就.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以后,远在河南彰德老家赋闲养病的袁世凯接到了一个特快专递,这个特快专递是詹天佑从北京寄来的,里面是一整套京张铁路主要工程的照片,工程结束以后,詹天佑第一个想到要分享的人,就是已经被朝廷处分在家的袁世凯.袁世凯收到照片的日子是腊月十二月二十八日,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了.袁世凯手拿照片,抚今追昔,不仅老泪纵横,他流下的,是高兴的泪,自豪的泪.
京张铁路在直隶境内修建,当时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因而是当然的策划和主管.各国驻华大臣听说要修这么一条铁路,全都围过来抢工程,最后据袁世凯大胆决定并上报朝廷,这条铁路“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筹资、独立自主”,并任命当时名不见经传、并无独立工作经验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这么说吧,这条铁路是袁世凯立的项,铁路局是袁世凯设立的,资金是袁世凯负责筹措的,詹天佑是他任命的,建设所用的钢铁、枕木、机器、车辆等等材料的免纳厘税是袁世凯奏请的……詹天佑仅仅是执行者,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铁路部门不应该只给詹天佑树立铜像,他们应该尊重历史,应该还有一尊铜像要树,最起码每一位铁路人的心里,要明白,谁才是中国第一条自我修建的铁路的决策者和奠基人.稍微有点遗憾的是,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贯通的时候,袁世凯只能在洹上老家看一看照片聊以了.
也许这就是政治吧.
自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一直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与厚爱.时人梁鼎芬说：“清朝二百年来,满汉封疆大吏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宠”.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的多达近十个头衔,除了上面所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他还管着长芦盐政、督办关内外铁路、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督办芦汉铁路公司、督练八旗新兵、督修正阳门工程、督办电政大臣、会订商律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重要部门.当然他不可能全管,但是一个人占着那么多位置,你让别人怎么想？这不是堵了别人发财的路子了吗？这些职务,任何一个都是肥缺,这下好了,犯众怒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满招损”,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在袁世凯满怀信心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民生、科举、学校、军制、财政改革的时候,他触及到了统治者的核心利益了.自古以来最难的就是政治改革,没有哪个统治集团和统治者愿意把手中的权力让出来.就是当下我们看得见的习李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也是困难重重,因为这触及到了许多腐败者和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当袁世凯提出立宪主张的时候,遭到了来自载沣等人的强力反对,在一次会议上,载沣甚至气急败坏地拔出了一把,对着袁世凯要把他当场射杀了.可想而知袁世凯的改革遇到的压力有多大.好在慈禧和光绪还算开明,双方各退一步,既不马上立宪,也不反对立宪,而是立了一个缓冲期,叫预备立宪,并且确定了一个预备期.因为袁世凯的势头太强盛了,再加上他一直在地方,这么下去慈禧也担心到时控制不了他,于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1907年9月4日,慈禧把他调到了北京,让他离开自己的权力中心,他到北京的职务是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也就是当朝宰相.当然了,官职听起来很诱人,看似升官了,但是实际上,是削权了.
袁世凯在军机处时,两宫对他还算挺照顾的,他的任务就是筹划立宪的一些预备事项,转眼就到了1908年的7月,光绪帝的病情看起来非常严重,到10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患了痢疾,身体很是虚弱.眼看着光绪不行了,慈禧就召集大臣商讨继承人的问题,这事儿谁也不敢表态,大家都说,还是你老人家自己定吧,老太太很气愤,说怎么一说到正事儿,你们都不吭声里了？那我就自己定吧.这么着就下令拟旨,让载沣的儿子当了继承人.
继承人的问题确定的很是时候.10月22日,光绪驾崩,24日,慈禧也熬不住,追随他的儿子一起去了.回顾慈禧的一生——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频繁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了她生命的始终,如果她不坚强点,确实熬不过去,我觉得自己都有点同情她了.两宫相继升天,国中不可一日无君,11月16日,载沣的儿子溥仪登基,载沣为摄政王,定国号宣统.两宫升天以后,袁世凯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他所担心的事儿终于来了,12月11日,免职诏书到,说他“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没杀头就算对得住他了,袁世凯深知自己跟载沣的冤仇早已埋下.这个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一直认为是袁世凯出卖了自己,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场,所以一直怀恨在心,据说临死前还用朱笔写了一张“必杀袁世凯”的条子,放在砚台盒子里,后被裕隆皇后发现.另一方面自袁世凯提出立宪主张之后,载沣、铁良等满清皇族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所以两人在政治上也是冤家对头.国恨家仇,涌上了载沣的心头,但他居然没有下狠心杀袁世凯,留着袁世凯做大清帝国的掘墓人,这也是他没有料到的.那一天当袁世凯听着内阁值日官手捧诏书念完以后,连呼“天恩高厚”,于14日一大早,就带领家眷回老家河南彰德,鉴于当时官场上的白色恐怖气氛,去火车站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前面说过的严修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临死前大呼“杨度害我”的鼓动他称帝的杨度,以及满清贵族那桐的弟弟那晋.
说到载沣没杀袁世凯,我又想起一件事儿,几年以后,也就是1910年,当革命党人汪精卫携埋到银锭桥下要炸死他时,不料事情败露,汪精卫被捕,但是后来他并没有杀汪精卫,显出了他的气度.两个敌人他都没有下毒手,这说明他并不是狭隘之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交权给了袁世凯,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他回到家里,面对一家老少的惊恐哭泣时,神情淡然地告诉家里人：“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安心抱孩子了.”
日后的事实证明,载沣并非庸碌之辈,他对人性的剖析,也相当准确.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有人告诉他这件事儿时,他用了两个字来评价：“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天,载沣摆酒祭奠他的二哥光绪：“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1917年张勋复辟,很多人登门拜访,劝他复出重掌大权,他又是给了两个字评语：“胡闹”,果不其然,这场闹剧只维持了12天.
后来溥仪去东北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及日本人多次劝他去长春,妄图借他的威望加强日本统治东北的合法性,载沣不为所动,坚决反对日本人分裂中国的行径,不但表现出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之心,这也是民族节气和政治头脑的体现.放下权力和负担后的载沣后半生无病无痛,1951年,在北京魏家胡同29号无疾而终.
朋友们,袁世凯自1908年12月14日回彰德老家,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复出,一共在老家两年八个月,这段时间,他基本上像一个退思悔过的官员,养花钓鱼,读书写诗,下棋听戏,晚上跟小老婆们生孩子玩,他有一张著名的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垂钓的照片,就是这期间摆拍的.
袁世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无论是亲朋、故友、袍泽、部属,凡是往家里送钱的,不管是谁送的,也不管多少钱,一概拒绝不收,对于表示要送还没送到的,则是致函婉拒.因为袁世凯回家后,不但要盖房子,家里的婚丧嫁娶也要应酬,还有他的生日、年节等等,即使按老家规矩,亲朋好友也是要随礼的,但袁世凯知道这个口子一开,就会收不住,所以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亲友故交宣告不受任何礼物.看袁世凯那两年给送钱人退钱的回信,我们就知道,直隶提督姜桂题曾送他白银万两,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曾送他白银三千两,山东按察使胡建枢曾送他白银一千两,还有很多几千两、几百两的,袁世凯全部退还和拒收.他在给姜桂题的回信中,非常婉转地拒绝了姜的巨额馈赠：“惠赐万金,良切铭感.多年契好,不当固辞,唯弟现在家居极为俭约,年奉所余,尚敷用度.盛谊心领,来款谨特璧还.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谅恕,不予咎责也”.
年轻时不爱读书的袁世凯,这会儿终于有时间读点书了.这时期他读得最多、感悟最深的是全民普及读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还真得成年以后,经历点事儿、有点社会阅历再读,才会理解得更深、更透.他不但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当几年后他当了大总统,邀请章太炎来京讲学时,还专门装订成册,并亲自写了序：“谪居洹上,长日闲暇,钓鱼莳花之余,取旧时所读古文,日诵数篇,亲为批点”.送给章太炎批评指正,我想,袁世凯不是那种轻浮的人,敢在章太炎面前谈文章,应该是对于自己的见解,有所自信才是,不然,不成自取其辱了吗？
在彰德期间,袁世凯写了二十二首诗作,写诗对他并不难,他在十四岁前后,在南京读书时,就写过几首野心勃勃的诗.除了自己写,他年轻时建文社的老毛病又犯了,又召集了一拨志趣相投者一起玩,他还给他的“世叔”辈的文友、前直隶布政使王廉的文集写过序,还给日本的政要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写了一篇长序.袁世凯应该说是当年对日本了解最深的晚清人士之一,在日本有着极高的人气.想当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完协议以后闲聊,李鸿章感慨说我们大清朝缺人才啊.伊藤博文就问：“袁世凯现在在做什么？”当时袁世凯真没事干,一天到晚担心被问责呢.李鸿章就说：“他干点无关紧要的小差事.”伊藤博文听后摇头说：“以袁世凯的才能在你们那儿只能做个无足轻重的小差使,怪不得没人才了呢.”所以说,袁世凯在日本的政治家中有着很高的声誉.大隈重信的这本书找了袁世凯写序,其实看中的,也是袁世凯的这种声誉.
这段时间外人看见的袁世凯,一天到晚地没什么正经事,可事实上,他还真干了一件实事,他把北京的自来水公司给建成了.
1908年他还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也还健在,君臣两人有一次唠嗑,慈禧问他,咱们这北京城十分干燥,经常有火灾发生,用什么法子应对才好呢？袁世凯说,我们应该修建自来水管道来应对,这样,万一发生火灾什么的,就可以及时灭火、减少损失了.于是慈禧当时就把这事儿定了下来,交由袁世凯主办.袁世凯就组织班子,经研究讨论后,决定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民间集资,认购股票,工期三年.并任命周学熙为总理,主持成立自来水公司,袁世凯遂成为了北京自来水公司的实际法人,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这个周学熙,是袁世凯老友兼亲家周馥的第四子,早在袁世凯巡抚山东时,就以山东候补道员进入袁的手下,袁世凯督直后,随袁到了天津,主持北洋实业.1902年,袁世凯任命他为银元局总办,1903年又派他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局长,并创办了北洋工艺学堂,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工业大学,周学熙为首任校长.1905年周学熙出任天津道,办了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其中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都挣了不少钱,周学熙是袁世凯在直隶实行新政期间最为得力的助手,以周学熙为代表的华北财团,其实就是袁世凯打江山的经济基础,俗称钱袋子.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开始兴办实业,他有过一句名言：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这一年年底两宫升天,袁世凯回了老家,可这自来水公司的建设不能停工,这是民间集资的工程,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于是袁世凯遥控指挥,周学熙具体干活,工程进展顺利,除了建有水塔、水厂等基础设施以外,还铺设了管道370多里,用了420个水龙头,两年就完工了,而且质量还特别好,袁世凯主持的这项北京自来水公司工程,一直用到了1949年解放前.自来水管道的开通,是袁世凯兴办的近代民用企业中,最直接惠民的一项工程.北京的自来水管道建好前,市民的用水,都是买的挑担人的水,建好后,老百姓用水倒是方便了,那一批挑担卖水的可就失了业了,就去衙门闹,后来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看管四百多个水龙头,于是皆大欢喜.这批人后来成了北京自来水公司最老的一批员工.袁世凯的脑子,就是比一般人好用.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袁世凯被开缺的近三年里,也是清王朝日子最难过的三年.这期间,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政权糜烂,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治国的经验和魄力.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廷无法控制时局,无奈之下只好启用袁世凯.三年前载沣没杀袁世凯,那叫放虎归山,现在又启用袁世凯,这就是引狼入室了,大清朝在袁世凯手中寿终正寝,冥冥中就像有人在安排.
由于时间关系,辛亥革命的话题,我们就不多说了,在袁世凯的掌控下,1912年2月12日,裕隆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了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袁世凯的注视下,无奈地落下了帷幕.
难得的是,这一次的改朝换代没有流血,可见袁世凯的掌控能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没有完全依靠武力解决一个王朝的归宿.
朋友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袁世凯的成长过程和他的家庭所带给他的家国观念,他们家可以说是世代忠良,之前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大清王朝的稳固和延续在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努力.他为什么坚持君主立宪呢？因为他的内心里,是不敢造反、乱上的,他最高的理想,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而已,这时的他,怎么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当皇帝呢？这也就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不断诱惑他调转口,甚至许诺给他大总统的位置,而他还一直坚持君主立宪不同意共和的原因.他说：“将置余于何地！若欲使余欺负孤儿寡母,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他的内心里,是不允许自己成为大清朝的“逆臣”的,如果这么做,他就对不起自己的列祖列宗了.他要找一个两全之策,既能保证自己当上大总统,又要对得起大清王朝,他要让外人看见的事实是：他为大清朝奉献了毕生的努力,还是无法挽回败局,大清王朝最后是无回天之力,自己走向灭亡的,之后,他袁世凯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另一个朝代的大总统,而不是他灭了大清,然后改朝换代.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手握重兵,在眼看着就能把革命镇压下去的时候,让时局一步步地,走向他设计好的那条中间路线,“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李鸿章的这句话,其实是落到了这里.
朋友们,袁世凯自1912年当上大总统,到1915年底称帝,然后1916年6月6日驾崩,好歹当了几天皇帝,我其实挺尊重他的,对于他的死,就用一次“驾崩”吧.这几年期间的事儿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了.称帝失败后,群魔乱舞,军阀纷争,国内一片混乱,国力日趋衰退,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又差点灭了中国,再然后八年抗战,国内战争,1949年建国,然后各种运动,建国以后的各种运动,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再过几十年,当我们这些人去世以后,这些当代史就让我们的后人去写去吧,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适合写,如果要写,各位就写日记吧,好歹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亲历的史料,因为我们现在别说历史事实了,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同一件事儿,几个人的回忆,都是有出入的.
咱们说点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的家事吧,国家大事好多人都是通过课本得知的,袁世凯的家事,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书信、友人的日记、同时代人的口述、家人的回忆等等方式获得.袁世凯的一生,可谓妻妾成群,子女众多,他自己就是在一个大家庭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喜欢家里热闹些.他一共有一妻九妾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老大袁克定生于1878年12月,当时袁世凯才19岁,最小的第十七个儿子袁克友是遗腹子,生于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前后时间跨度近40年.老二袁克文是在朝鲜出生的,与袁克定正好相差一轮12岁,两人都属虎,所谓的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日后也成为了事实.袁世凯的生育高峰是在他巡抚山东、回彰德养病期间以及住进总统府以后,他的几个大点的孙子比后面几个儿子都要大.儿女众多,教育就成问题,前面说过了,他在任直隶总督及大总统期间,聘请了严修做他的家庭教师,他回彰德老家的那段时间,还在家里开设了男馆和女馆,分别聘请教师来教授自己的孩子及如夫人们.他还亲自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十一条,挂在教室里,实际上就是学生守则.早在巡抚山东期间,他除了把袁克定带在身边自己教导之外,还给在老家的只有十岁的袁克文写信,并给他开列了非常详细的“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还有其他读史、作文、、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等等,日后成为教育其他孩子的范本.我现在在自己的家里,给我的孩子朱发财和朱发现规定的立身课程,就是沿用袁世凯给袁克文列的这几条,我自己也列过几条,只是列好后一看,这几句话袁世凯都说过了,后来就照搬老袁家的学生守则了.只是我的孩子们老顶嘴,不爱受这些条条框框的拘束,后来想想也就罢了,小孩子随他去吧,以后有没有出息,靠她们自己的能耐了,我是成不了大总统的,所以她们也成不了官二代,只能靠自己奋斗了.
朋友们,我们纵观袁世凯教育孩子的理念和方法,还是非常传统的儒家观念,只是他更加开放,支持孩子们出国学习,开眼界,吸收新的事物.但他因为工作关系,没法亲自督学,只是在宏观上提点建议,所以几个孩子长大以后,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和世界观,甚至许多都是南辕北辙的,如果我们只拿老大袁克定和老二袁克文来考察袁世凯的一家,那么,这一家人像极了曹操一家,袁世凯和袁克定袁克文父子三人,跟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有得一比.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这句话放在袁世凯身上同样成立.稍有不同的是,曹操家是老大曹丕称帝,袁世凯家是袁世凯自己称帝,相同的是,曹操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好长时间都犹豫不决,最后因为曹植犯了错误,才下的决心立曹丕为太子,而袁世凯在立谁为皇子的问题上,也曾犹豫不决,只是后来袁克文无意并主动退出,才考虑袁克定.在曹操家,曹丕称帝以后,立马发配曹植去山东,最后曹植在东阿贫困交加而死,死时41岁.在袁世凯家,袁世凯称帝以后,袁克定就传出话来,要杀了袁克文以绝后患,因此袁克文东躲西藏,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天津,就是不敢在北京出现,最后在天津,也是贫困交加而死,死时也是41岁,死后家里只剩20元钱.曹植和袁克文,都极有才华,都成立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社,身边都有一群名士朋友,前半生过得都极其奢华,最后都落魄而死.曹植就不说了,就说这袁克文,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能写作,在报纸上开专栏写小说,能唱京剧和昆曲,是专业级的票友,与梅兰芳、孙菊仙、余叔岩、程砚秋等名家相从过密,有一次跟梅兰芳合演《洛神》,梅兰芳演洛神,袁克文演曹子建,看过这出戏的人都称,袁克文把曹植给演活了,简直就是曹子建再世.对古玩和书画极有研究,想当年在父亲身边,有人给袁世凯送古玩玉器什么的,袁世凯随手就扔给了他,袁世凯不好古玩,他有一句很牛逼的话：“古玩算什么,我今天用过的东西,以后全都是古玩”.袁克文花钱如流水,视金钱如粪土,身边女人不断,尤其让人叫绝的是,因为年轻时太懒,写字时都是躺在床上,仰面朝天,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毛笔,翘着二郎腿写字.久而久之,练就一手仰卧写小楷的无人能及的绝活,后来又入了青帮,当了大哥大,出殡时,由其青帮徒弟中的大弟子领头披麻戴孝,孝子多达200多人.当时在天津的北洋军政要员、富商巨贾、袁世凯的旧属都来吊唁,最引人瞩目的一支队伍,是京津青楼中的们,这些袁克文的生前相好,个个系着白头绳前来哭祭送行,梨花带雨,悲伤欲绝,把半个天津城哭得哀哀怨怨,愁云密布,此外还有天津各寺庙道观的僧、尼、道,以及专门从北平请来的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来念经,出殡那天光路上就有4000多人,绵延几公里.这出殡的阵势,明显要超过曹植当年许多倍.好在袁克定没当上皇帝,万一当时要是当上了,这袁克文,也就会摊上烦.按我估计,袁克定要是当上皇帝,这袁克文最好的下场,也是发配去海南文联,你不是喜欢吹拉弹唱、写东西吗？去孤岛上当一个文联的常务副主席吧,级别是正局级,但是名义上就给个常务,恶心恶心你,是的,这小子心眼小,肯定会这么干.
顺便提一句,这袁克文有一个很有出息的儿子,是老三,叫袁家骝,家骝的中学就在南开读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娶妻吴健雄,夫妻双双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73年,两口子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并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们.酒桌上,周恩来自以为幽默地说：“袁家骝博士,这个地方曾经是你爷爷和父亲生活过的,你可能不大熟悉吧？”这个周恩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袁家骝当然不可能熟悉,他爸袁克文因为他大爷袁克定不时惦着要“去之而后快”,所以连他爸都没在中南海待多长时间.不过周恩来还是代表组织,给他们家下了个结论,说：“你们家出了三个“家”,你爷爷是政治家,你爸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说袁克文是文学家也对,其实袁世凯家族后来真的出了一位诗人,现在仍然处在创作的高峰,这位诗人叫李立杨,1957年8月出生,他的母亲是袁家英,袁家英是袁世凯家老六袁克恒的长女,而袁克恒则是他与最宠爱和信任的五姨太的长子,在整个家庭的男丁中排行老六.这么算来李立杨是袁世凯的曾孙,目前在美国定居.到现在为止,李立杨已出版了四本诗集.1986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玫瑰》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德尔默·施瓦茨纪念奖,第二本诗集《在我爱上你的城市》于1990年获得了美国诗歌学院拉蒙特诗歌奖,2001年出版的诗集《夜之书》获卡洛斯·威廉斯诗歌奖与2003年美国诗会奖,2009年出版了第四本诗集《背后的眼睛》.李立杨在匹兹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这所大学也是我喜欢的我国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就学的地方,不知两个人读书时是否认识.1990年,李立杨曾经带着两个可爱的儿子回中国探亲,可惜的是当时的我还在遥远的西南边陲的一间出租房里埋头写诗,对外界的事物既不感兴趣,也所知无几.
老大袁克定其实在大家印象里就是四个字：“欺父误国”.因为自己想当皇帝,就鼓动自己的父亲先当上,然后再自己继位.袁克定为什么想当皇帝呢？原来自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他的一位塾师的儿子叫张宗长,就经常来他们家串门,这个张宗长满嘴跑火车,逢人就给人算命看相,为了拍老大袁克定的马屁,有一天神秘兮兮地对袁克定说：“你的面相里有二十年的太平天子之命.但是如果大总统是终身制的,你的父亲就一直做大总统,皇帝就轮不到你了.”袁克定就问有什么办法,这张宗长就说：“以某之计,立时鼓吹帝制,先推总统即位,以固国本,后讽总统逊政颐养,则公之帝位成矣.若有阻难者,公有模范团们可以力服也.”袁克定从此有了称帝的打算,这张宗长,可真是一言丧邦的主儿.
袁克定虽然一直跟在袁世凯身边耳濡目染,在宣统年间就已经官至农工商部右臣,但在政治上,比他爸相差的不是能用数字可以统计的,除了过分地追求功利,还目光短浅,狭隘无趣.最让人不齿的就是伪造《顺天时报》欺骗他爸,让他爸误判了形势和时局,最后决定逆历史潮流称帝,落得个晚节不保的骂名.不过袁克定的晚年倒是显得有点骨气,他居然活到了八十岁才去世.自从他爸去世后,他也逐渐远离了官场,一直以读书自娱,也许觉得自己的过错实在是有辱先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人鼓动他把当年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因为他后来一直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但他力排众议,宁可饿死,也不出卖祖居.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长官土肥原贤二等都是他爸的老相识,他们都想劝他到日本人的伪政权任职,以扩大其影响,但袁克定坚决不去当汉奸,他说,我不吃日本人的嗟来之食,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民族节气.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他一直寄居在亲戚张伯驹家里,靠一些老友的接济过日子.据说他即使潦倒到窝头沾大酱,吃饭时都要围上餐巾,摆好刀叉,如吃西餐状.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提到袁世凯,他都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也不自我轻贱,始终保持着皇太子的矜持和架子,直至去世,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吧.但因为他的“欺父误国”,他的后半辈子基本没人提起,任他自生自灭了.
朋友们,袁世凯的一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有三件事,分别是戊戌政变的卖友求荣,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还有就是称帝了.这第一件戊戌政变前面已经说过了,跟他真没什么关系,第三条称帝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他最大的污点,怎么洗都洗不掉了,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日本人提出的.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日间的强弱关系彻底被扭转了,日本一天天强盛起来,中国一天天衰落下去.1900年包括日本军队参与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订立《辛丑条约》,日本军队得以合法地驻扎在中国领土之上,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日本战胜俄国,东北成为其势力范围.日本这个国家,自1894年以后,就是中国的苦主,每时每刻都怀有吞并中国之心,包括现在.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人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悄悄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意欲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还不许向其他国家声张.如果这二十一条全答应的话,那袁世凯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了.问题是袁世凯自22岁登陆朝鲜以后,一直在跟日本人打交道,双方可谓知己知彼.我想袁世凯拿到“二十一条”以后,心里肯定咯噔一下,心想,这不是抄袭我吗？想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时,对朝鲜政府提出的条款,也无非就是这几条,朝鲜答应了,所以成了大清的藩属国,袁世凯当然不能答应,他知道后果,一旦真的签了这份文件,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会成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的翻版,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宗主国.这一套把戏袁世凯25岁时,就已在朝鲜玩得纯熟,也深知其中的厉害.当年袁世凯在朝鲜国王面前盛气凌人、牛逼哄哄的一幕,想必随时刺激着日本政府,所以当日本人一旦得到机会,就毫不犹豫地照搬袁世凯那一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现在,我们也让你尝尝当年朝鲜国王受你胯下之辱的滋味.
这二十一条最厉害的是第五条：“中国政府聘请日人充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中国.限额购买日本军械,中日合办军械厂,聘用日人工程技术员,购买日本材料.日本有修筑湖北、江西、广东、浙江之间的主要铁路权,在福建省筑铁路、开矿、投资、港口开发的优先权.日人在中国有传教权……”等等.袁世凯一边倒吸冷气一边想着对策,他知道,既不能不签,又不能全签,真正考验一个政治家的时候到了.这之前他曾征求过他的内阁成员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中国无实力对抗日本,一致主张屈辱接受,会议上据说只有段祺瑞一个人主张对日开战,袁世凯问他,一旦中日开战,我们估计能坚持多久？段祺瑞说,一天吧.一天以后就得你亲自出面处理善后事宜了.
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签约的最后通牒时间是5月9号.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逼近,袁世凯其实心里早有底线,他对负责谈判的外交部长陆徵祥说：“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不让步.第五条明确不谈,其他各条慢慢拖,慢慢磨,以尽量减少损失为前提”.他甚至放言,如果要谈第五条,他宁可开战,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在所不惜.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袁世凯能做到这几点,在当时确实不容易,换一个人试试？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也无法强硬起来.
5月8号,日本最后通牒发来的前一天,袁世凯只得屈辱地接受大部分条约,一些条款力争后修改承认,一些条款以换文形式事实上承认,但坚决不接受第五号条款.最后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来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已有很大的差别.中方不仅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原来的很多侵略要求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者是加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其实只剩十二条,但后来大家还是习惯上称之为“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袁世凯向各方通报情况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在国人称“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之前,袁世凯自己就已称之为“国耻”了,可想而知袁世凯在签约时内心的纠结和无奈了.其后的一个时期内,每年的5月9号,都是作为中国的“国耻日”的.
事实上,由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事后声明这些条款是被迫签订的,当时及后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这些条款,所以这些条款实际上从未生效过,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正因为如此,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谈判,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隈重信被迫辞职.这个大隈重信,就是袁世凯被贬回家时拿着自己要出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找袁写序的那位.
有人说袁世凯亲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从日本那里得到多少好处,这应该是胡扯.纵观袁世凯的一生,自从朝鲜壬午政变去了朝鲜以后,一直都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日本人跟他还势不两立呢.1916年6月6日他去世前,颇有遗憾地留下了四句话,算是对自己活了58岁的总结和死后去处的安排,前两句是：“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就凭这两句,还有人认为袁世凯会把国家卖给日本人吗？后两句是：“扶柩归籍,葬我洹上”.朋友们,看到他最后的这两句话,我的心有点发酸,在中国,落叶归根是每个异乡人的愿望,如果凭我现在对袁世凯的理解,如果我活在他那个年代,我愿意做一个他的像严修一样的朋友,我会跟他的亲友包括严修、徐世昌一起,为他扶柩归籍,葬在洹上.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到此为止.这次会议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目前国内几位研究袁世凯的大家没有邀请到,像骆宝善先生,是研究袁世凯的权威,我的有些疑问,就是通过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答案,我希望在我们举办第二届袁世凯追思会的时候,能把今天的遗憾弥补上,在此,我们也向没有来参会的、所有研究袁世凯的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再次谢谢大家.
（本文由杨英杰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作者校阅.）
讲话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述,此文是关于对写作袁世凯和追思和讲话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讲话本科毕业论文讲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