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学勤先生汉语人文学术写作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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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千帆
李学勤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段大致是从文明起源到汉初,与《史记》的时间跨度相当.在甲骨学、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学术史、年代学等相关领域,他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学勤教授的学术生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从1950年起开始研习甲骨文,着手整理缀合殷墟甲骨.在对殷墟甲骨分期的争论中,他通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7）、《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论妇好墓及有关问题》（1977）、《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1981）及《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2008）等论文,建立、发展并完善了“两系说”,至今影响深远.他在1959年发表的《殷代地理简论》利用排谱法研究殷墟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地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一本专门研究商代地理的著作.他还强调研究甲骨文所反映的礼制问题,认为认识殷商礼制要从周代礼制入手,把商周两代礼制结合起来研究.而早在1956年,他就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中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如今,西周甲骨已成为甲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李学勤教授对战国文字也有深入研究.他在1956年发表的《战国器物标年》及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综合讨论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简帛,把战国文字划分为秦、三晋、两周、燕、齐、楚等系,较前人的东、西二土文字学说或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等学说更进一步.这标志着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形成.在研究战国文字过程中,他强调将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1984年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系统的宏观分析,并提出应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古文”之学,指出《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籍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李学勤教授注重把考古学方法与文字学、文献学成果结合起来,从形制、铭文、纹饰、功能、组合、铸造工艺、艺术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并对青铜器分期断表了独特见解.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辅以古文字学论证.考虑到青铜器的多线演变,他认为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并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这些主张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战国、秦汉简帛研究领域,李学勤教授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亲自参加或主持过多项新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并参加过定县八角廊、大通上孙家寨等批汉简的整理工作.自2008年起,李学勤教授带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投入“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释读工作.这批简的整理研究必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新出土文献,李学勤教授提出“重写学术史”的主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继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主要涉及战国时期儒家、道家著作,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儒家典籍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不仅根据新材料进行文字学研究,更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史问题.在简帛佚籍的研究中,他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联系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并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研究.
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与他在1982年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1992年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他通过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提出古人整理当时发现的佚书,其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他通过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研究,认识到古代典籍很难简单地用“真伪”二字一概而论.虽然这一论点引起不少学术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在思想史研究中,他充分认识到理论探讨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一定要具备广阔的文化背景,并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为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残缺不全,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材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直以来,李学勤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以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作为基础.他认为,考古学的收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物质,而且能够通过物质反映古代的精神文化.他尝试把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中原地区各文化、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各古代文明之间等渐次推进、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后来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即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协作的探索.作为这一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领导组织了这项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他是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者,并与近二百位学者合作,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虽然这项工程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但是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李学勤先生还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于2001年至2004年展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最后,李学勤教授还十分重视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主持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有关学者一道推动了国际汉学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六十年来,李学勤教授身体力行,为促进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国际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编辑 曾繁田）
梁涛：李学勤先生继承、发展了 “二重证据法”
文 / 梁涛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学术界,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素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于一身,是对考古发现利用最及时、探讨最全面、成果最显著的学者.李学勤先生早年从事甲骨文研究,他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卦辞说”与“两系说”,为学界所关注.他也是较早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在该领域卓有创获.他主持和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权威.李学勤先生早年曾做过著名思想家、思想史专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为“诸青”之一,这使他有了较好的理论素养,善于对研究的问题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近些年,他还主持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在学界及社会上均产生重大影响.
以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李学勤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充分利用了近几十年来新出土的文献,继承、发展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由点及面,知微见著,解决一个个学术难题,开辟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扭转了疑古派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喜欢推理和假设,动辄对古代历史、文献进行怀疑的学术风气.在今日学界,从事先秦史、古代文献以及先秦思想史研究且有一定成绩者,罕有不受惠于李学勤先生、不受李学勤先生的启发和影响的,李先生的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李先生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古书的反思”“重写中国学术史”等一系列学术主张,反映了其理论反思和概括能力.他的这些学术主张是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和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基础之上的.脱离了具体问题,不了解李先生的研究,很难理解李先生所言问题的根结所在.因为在李先生那里,他面对的首先是具体的学术实践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对古代文献（传世与出土）做出合理、可靠的分析和解读,而不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之辩论.
李学勤先生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一代学风,是当今学术界最有影响,也是无法绕过的人物.李泽厚先生曾称其为目前大陆学界第一人,恐怕也应从这点去理解.
（编辑 曾繁田）
陈嘉映：读李学勤先生著述的一些体会文 / 陈嘉映
李学勤先生是上古时期研究领域的专家,所谓上古时期研究,范围很广,其中有些,我全无了解,例如青铜器研究,有些,例如古文字,最多以猎奇的心态读一读.有些,例如中国古史、古代学术史,我倒是很有了解的兴趣,但所知甚少.李学勤的著述,我只读过那些浅学略能理解的,如《东周与秦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古文字学初阶》,那些更高深的,我只能望洋兴叹,如学界推重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周易经传溯源》等书虽亦翻检,无力认真拜读.以下所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评议,而是学读李学勤文著的一些体会,多为外行管窥,有些则是从学界同人那里了解到的.
李学勤博学卓识,其治学广涉甲骨、青铜器、战国文字、帛书、古史等多个领域,且能基于其广搏的知识,在很多领域提出新见.古史、古文字等领域,因年代久远、证据链不全,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不同意见乃至相反看法,李学勤以他对古籍的熟悉,更加对新发掘材料的了解,权衡异见,持论允当,所做的裁断多合理可信.其例比比皆在,这里只引一例.关于老子其人及《老子》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引得我这样好读先秦的浅学也常怀好奇之心.李学勤《申论〈老子〉的年代》一文（载于《古文献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并参见同书《〈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一文）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起论,旁征博引,得出结论说：“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之书先成之事,可以认为是确实可据的.”我的知识当然不够用来判断这类结论的正误,但这类文章取材之广,论理之允当,却是我能深深感到的.
我从李学勤受益最多的,是他依据近世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梳理.例如他根据新旧史料,旁通曲证,详考《诗》《书》《礼》《乐》《易》《春秋》诸经的源流,认为孔子并不是中国学术的最早源头,而是孟子所称的“集大成者”,并因此提出与冯友兰划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两分的商榷.我认为他的结论切中肯綮.他从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梳理整个二十世纪的古史研究,也让我多获新知.
李学勤是从整理殷墟甲骨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失落的文明》序等）,转而从事广泛的考古工作,考古能力一流.我的同事白奚曾说,三星堆刚刚发掘出来后,李学勤去现场看了,回来后在一次关于三星堆的会议上,李把他见过的一个青铜鼎凭借记忆完全画出来了,从形状、铭文、质地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诚然,考古学是基于出土文物文献的学科,对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发表评论,有时难免出错,或被后来出土的文物文献证伪,但相关学者也不宜裹足不前,不对新出土的文物文献进行研究乃至做出推测.即使其中会出现错误,这些研究和推测仍可能为后来人指点路径.
李学勤写的多数是小篇幅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篇篇言之有物,且每发新意.我想,这是由于李学勤在多种研究领域都下过功夫,因此能够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综观问题,发前人之所未发.我才疏学浅,无力系统研读古史,经常读的,恰恰是这些小文章.李学勤的学识深邃,但他的文章从不弄玄虚,不弄小巧,文字清楚,论理平易,要言不烦,往往在重大的问题上提出独辟蹊径的见解.我读李学勤的文章,常感今日不多见的大家风范.
除了从李学勤那里学习很多知识,他的很多见识也让我受益匪浅,例如他再三再四呼吁“走出疑古时代”,但他仍给予疑古派以很高评价：“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走出疑古时代》9页）我少年时读过一点儿古史辨学派的论著,受到很深影响,后来也是通过学习李学勤在这方面的阐论改变了一味疑古的态度.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涉及上古时期研究的重大工作,都能见到李学勤参与其间,很多工作由他领衔展开,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注释.他常常为这些工作提出纲领性的指导,例如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就是这样.在与我同龄的学者中,李零的学问见识是我所钦佩的,而他颇尊崇李学勤,称李“博大”.朱渊清评价说：“李学勤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这些评价我都很赞同.
（编辑 曾繁田）
人文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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