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以朴学的方式建构关于胡小远、陈小萍历史长篇小说《蝉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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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朴学的方式建构——关于胡小远、陈小萍历史长篇小说《蝉蜕》
作者简介：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
我最初知道孙诒让,其实还是缘于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在被收入《花边文学》一集中的《趋时和复古》这篇文章中,同为浙人的鲁迅,曾经以比较的方式谈到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与孙诒让：“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虽然由此而知道了孙诒让,而且还知道他乃是治朴学的一位学者,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因为自己的兴趣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上,所以对于以朴学而名世的孙诒让,并无作太多了解的可能.但不管怎么说,鲁迅的评价还是准确到位的.虽然学术成就恐怕难分轩轾,但就世俗名声来说,章太炎的确远远超过了孙诒让.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与章太炎“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紧密相关.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向来以政治为本位.政治这个事物,本来就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到了中国这块一贯讲究“学而优则仕”的土地上,此种情形自然也就会越发表现得变本加厉.章太炎的名声大过孙诒让,根本原因当在于此.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面对清末为数众多的治朴学者,鲁迅单单只是举出孙诒让一人的名字来与章太炎进行比较,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孙诒让在朴学领域的成就之突出,影响之巨大.事实上,只有在认真地读过胡小远与陈小萍他们两位通力合作完成的历史长篇小说《蝉蜕——寂寞大师孙诒让和近代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之后,我们方才能够明白,其实,单就思想的层面来看,孙诒让也非常认同所谓“趋时”的“种族革命”.这一点,在第三十二章“恩怨香师”中可谓有着不无详尽的记述：“温州知府锡纶在府署,秘密召见了乐清知县何士循、永嘉知县丁维晋.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消息,证实孙诒让同情革命党,掩护革命党.潜伏在府城和各县的耳目们密报,秋瑾被捕后,孙诒让曾拍电报至湖北,力请张之洞营救；嘉兴革命党头目敖嘉熊潜逃来温,孙诒让秘密护送他东渡日本.何士循带来的消息更使人吃惊,乐清东乡明强女学堂堂长、光复会会员陈耐新,聚众讲演排满反清的《新山歌》,得知乡人向县衙告发后,于日前仓皇潜来温州,先躲入温州中学堂,后藏至虞师里孙宅.”在满清末年,由孙诒让的上述行为,我们确实不难得出他在思想层面上认同并提倡“趋时”的“种族革命”的结论来.然而,尽管孙诒让的思想已经难能可贵地趋向于革命,但他毕竟只是耽于思想的层面,而未能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在这一方面,同为杰出朴学大师的章太炎就与他不同.众所周知,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章太炎更是以罕见的精神与勇气积极投身到了旨在“反满”的革命过程之中,称为清末民初影响极大的一位革命家.这样一来,在朴学大师的身份之外,章太炎便同时拥有了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活动的革命家身份.既然已经以革命家的身份投身于现实政治运动,那么,在官本位文化长期盛行的中国,章太炎的名声要远远超过孙诒让,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既然孙诒让的世俗名声远逊于章太炎们,甚至到了连大学里一般的中文专业教授都不知其详的地步,那胡小远与陈小萍以孙诒让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蝉蜕》的创作,其意义当然就非常重要了.最起码愚钝如我者,就是通过对他们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方才对孙诒让这样一位不仅在中国学术史,而且也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朴学大师有了相对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但在充分肯定胡小远与陈小萍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他们所选择的这一题材的书写难度所在.纵观孙诒让一生,其自身命运谈不上什么跌宕起伏,终不过是一位以读书作文为根本志业的文弱书生.以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为主人公营构一部多达数十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其写作难度之大,自然可想而知.关于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笔者曾经有过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一般来说,历史小说会有两种面对历史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尽管在内容上是对某段历史真实的描写和表现,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老生》,王安忆的《天香》,包括我们在前面罗列出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长篇小说虽然关注表现着真实的历史生活,但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属于一种拥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自由的小说创作；另外一种历史小说,除了要面对真实的史实,还要面对一群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虚构和想象,二月河曾经名噪一时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杨度》,李骏虎一部表现红军东征的《共赴国难》都是如此.这一类历史小说,与前面提到的莫言、贾平凹他们那一类历史小说,从写作方式,包括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其实也都大不相同.毫无疑问,后一类历史小说,有着更大的写作难度.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用闻一多关于现代格律诗创作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来看待评价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①以此为据,胡小远与陈小萍这部以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主人公的作品,就属于其中的第二类,也即有着更大写作难度的那一种.因为作品意欲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想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小说写得精彩,很大程度上充分考验着作家的思想艺术功力.
然而,同样是后一类明显受到真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制约的历史长篇小说,这部以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主人公的《蝉蜕》却无疑具有着更大的书写难度.关键的要害在于,要想写好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对他的学术与社会思想有相对深透的理解与把握.众所周知,孙诒让是一位学富五车的朴学大师.虽然年仅六十岁就不幸弃世的他绝对算不上长寿,但他的令人敬畏处在于,积极有效地利用了这短暂的数十年时间,取得了格外丰硕的学术成就.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与《契文举例》这三部能够代表孙诒让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要想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义搞明白,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那部曾经令清代另一位朴学大师俞樾闻之色变的《周礼》：“原来俞樾变色,只为治《周礼》艰难,非同小可.此经内容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一旦涉入其中,恐怕呕心沥血却难有成功,到时候肠子悔青却已迟了.”正因为深知《周礼》难治,所以,一旦听闻孙诒让要治《周礼》,俞樾才会拼命地加以劝阻：“既然明知《周礼》众说纷纭,艰深难治,连戴震这样的大师都不能全面深入地疏正,治之有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之险,孙公子又何苦非涉足不可呢？”事实上,治《周礼》果然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情.即使天才的孙诒让全身心投入,完成这项工作也用了整整的二十六年时间：“在一个明月皎洁的秋夜,诒让完成了《周礼正义》.从同治十二年起,历时六年编定《周官正义长编》.再花了十一年时间,写成《周官正义》.继而,又费时十年,更张定例,全面朱改；删除繁芜,紧密结合经注；钩稽官联,阐明大宰八法；遍举古籍,不断充实论据；以是为归,修正驳议旧说.从遍寻资料到成书,《周礼正义》整整用了二十六年！”如果说《周礼》是一部令俞樾和戴震这样的朴学大师都倍觉头疼的古老著作,连孙诒让这样天才的朴学大师都得耗费如此之长的时间来完成对《周礼》的疏正与研究工作,那么,在整个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现代社会,如同胡小远与陈小萍这样的现代作家,要想读明白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其艰难程度自然可想而知.然而,如果弄不明白《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与《契文举例》这样足称艰深的古籍,要想完成如同《蝉蜕》这样一部以孙诒让为主人公的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那就纯属天方夜谭,只能贻笑大方于天下.我们注意到,在《古典的终结》一文中,对胡小远与陈小萍两位作者深有了解的作家赵柏田,曾经专门指出：“《蝉蜕》是《末代大儒孙诒让》的升级版,在这次升级改造中,有关于‘墨学’的一章内容加入.因主人公是通经的硕儒,他的几部大书,《周礼正义》涉制度,《墨子间诂》涉器物,《契文举例》涉金石,他又是自甘在民间的人,章太炎当年就说过他,‘行亦大类墨氏’.无论于全书的体式而言,还是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我很高兴书中终于补入了此章.小远说为此他啃了一遍《墨子间诂》,我知道他看的是玉海楼旧藏影印的刻本,繁体竖排不说,还要重新点校.”①既然胡小远们曾经认真地啃过《墨子间诂》,那他们对孙诒让其他著作的啃读,自然也就是无可怀疑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我深知胡小远们为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写作下了绝大的功夫,所以才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在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小说的同时,笔者进一步认为：“不管是哪一类历史小说,恐怕都需要充分地顾及这样三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史实,也即,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既然号称为一部历史小说,那首先就须得有对于基本史实的必要尊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基本的史实问题上闹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来.其二,是史识,或者,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亦即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场.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家国叙事和道德叙事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整部《三国演义》的叙事过程中,作者那样一种‘尊刘贬曹’精神价值立场的存在是极其鲜明的.虽然说在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必须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一部缺乏历史观的优秀历史小说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其三,相对来说,更重要的,恐怕还应该是作家的艺术想象.之所以这么说,关键原因还在于,在已经拥有了以求真为根本追求的历史学科的前提之下,还要存在所谓的历史小说,就很显然意味着广大社会受众并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表达与理解,而更是期待能够借助于小说的艺术方式对貌似僵硬的历史作一种审美与人性的打量与观照.”②一旦我们从史实、史识与艺术想象这样三个方面来对《蝉蜕》作细致的衡量,就不难发现作品在三方面均有着可圈可点的突出表现.
首先,当然是对相关史料的尊重与充分占有.近些年来,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一时大兴,无论是成名已久的专业作家,抑或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关注视点投向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领域.如此一种创作情形,形象一点说,很有一点“大跃进”的感觉.留给人的一种严重错觉就是,历史小说是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不管是谁,只要是稍具写作能力者,就都可以在这个题材领域舞文弄墨一番.以我愚见,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面对着矛盾重重、暧昧复杂的社会现实,很多写作者如同面对一只刺猬一样不知道该如何展开自己的小说写作.一方面,面对现实无法下手,另一方面,中国又有着足称漫长的历史长河,于是,这些写作者便一窝蜂地逃到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领域去一逞意气.关键还在于,这些遁逃到历史小说领域的写作者,严重缺乏对历史小说这一文体的必要敬畏,对自己所欲表现的那段历史,往往采取一种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以讹传讹的轻慢态度.这样一来,这些随意炮制的所谓历史小说的面目可憎,自然也就可想而知.极端一点来说,诸如此类的历史小说,你不读,倒还对那段历史清楚些,你一旦读了,对那段历史反而愈加糊涂了.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些其实带有明显赝品性质的所谓历史小说的存在,严重败坏了历史小说的声名.我之所以在很多时候会对那些卷帙浩繁的历史长篇小说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根本原因正在于此.道理说来非常简单,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作者竟然都不肯在史实也即史料上下足够的功夫,那它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或许与胡小远他们早已明确意识到了当下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写作普遍存在着以上的弊端,所以当他们意欲从事以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主人公的历史长篇小说《蝉蜕》的写作的时候,才会首先在史实也即史料的征用上下绝大的“田野调查”功夫.对于他们所精心结撰完成的《蝉蜕》这部历史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用朴学的方式建构”,其根本原因主要在此.
查阅百度百科,就可以知道,所谓“朴学”,从字面上看,乃指一种朴实的学问,在学术史上一般被用来专门指称在清代大盛一时的考据学.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经讲过几句简略却精准的评价：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细细品味以上关于“朴学”的理解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梁启超所特别指出的,朴学家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所一力坚持的“实事求是”与“无征不信”这样的治学态度与治学原则.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当胡小远与陈小萍在进行其实允许合理虚构的历史长篇小说《蝉蜕》写作的时候,竟然在史实也即史料下到了如同孙诒让进行朴学研究一样的“实事求是”与“无征不信”的绝大功夫.当然,我们都知道,从根本上说,小说乃是一种不仅允许虚构而且还以虚构为其基本特质的文体,倘若舍弃或者远离了虚构,那么,小说也就不成其为小说了.假若其中没有艺术虚构的成分存在,那么,胡小远他们大可以把《蝉蜕》直接写成“孙诒让传”了.《蝉蜕》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非虚构的传记文学,正因为其中明显存在着合理的艺术虚构因素.质言之,在胡小远他们的理解中,既然是一部以真实历史人物和真实历史事件为支撑的历史长篇小说,那么,在大的历史关节点上,在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上,就容不得“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与虚构存在.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破天荒地第一次见到了《蝉蜕》这样一部竟然带有多达293条“批注”的历史长篇小说文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为什么要携带有将近三百条之多的“批注”？只有在认真地读过作品之后,我们方才了解到,原来所有的这些“批注”,都是在以实存的史料证明着相关故事情节的所言不虚.毫无疑问,在那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所谓历史长篇小说横行一时的当下时代,胡小远们的如此一种看似特别“迂腐”的做法,不过是在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手段保证着《蝉蜕》的可信度,努力捍卫着历史小说这一文体必要的自我尊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都会把一部可信度极高的历史著作称之为“信史”,而胡小远与陈小萍他们两位,却通过自己在史实也即史料征用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把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硬是给经营成为“可信度”极高的文本.别的且不说,在这个人心普遍喧哗浮躁的年代,单只是如此一种严谨认真的写作姿态,就足以赢得我们的高度评价.我们注意到,在为《蝉蜕》给出的副标题中,胡小远与陈小萍曾经特别强调,他们所记述书写着的主人公——一代朴学大师孙诒让为“寂寞大师”.自古圣贤皆寂寞,孙诒让之所以寂寞,乃是因为他所从事经营的朴学事业过于高深枯涩,因而只能够藏之名山.一个无法否认的显在事实就是,即使是在清代一向被称为乾嘉学派的朴学大师中,诸如俞樾、戴震、段玉裁们的世俗名声,也很显然要大于孙诒让.对此,许嘉璐说得极明白：“孙诒让作为有清一代鸿儒,‘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学）殿军,其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在不让乾嘉诸公；而他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乡梓兴衰的关心和为兴办实业所付出的心血,则只有清初顾炎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七八十年来,他却远没有乾嘉江、戴、段、王、钱等人荣光.”①胡小远与陈小萍之所以要把孙诒让称之为“寂寞大师”,这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不知道胡小远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当他们以如此一种格外严谨的“朴学”方式来建构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把《蝉蜕》这部作品的写作也经营成为一个未必会引起公众关注的“寂寞”文本.又或许,当他们最早动意把孙诒让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一文本难以脱逃的“寂寞”命运遭际.
然而,史实也即史料的切实理解与征用,仅仅只是完成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的根基所在,要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文本,作家尚须在所谓“史识”也即历史观的确立上下足够的狠功夫才行.其实,对于这一点,作家赵柏田在那篇《古典的终结》中也有所认识：“在宁波本雅明咖啡馆的一个下午,和小远、小萍一起吃茶,小远几次说,他欲以《蝉蜕》这个小说和我的《买办的女儿》《赫德的情人》为张本,打出‘新写实历史小说’旗号,以区别于那些全无现代气息,又不下史料功夫的历史小说.我对亮明旗帜的做法一向不太主张,总以为单个的作品胜却口号无数,却也看出了作家在《蝉蜕》里于史实层面上的用心,以及对历史小说‘虚’与‘实’关系上的纠结.我私心以为,若无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就无法真正进到历史写作的深处.”“一个作家有无现代感,一是看他对叙事语调和叙事节奏的把控,一是看他在事实和想象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最合理的比值.太远失真,太近老套,都难免失去叙事的说服力.一个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得是一个炼金术士,一个神奇的魔法师,他拿着一个叙事的坩锅,炼制小说这枚小金鱼,对于虚与实的配比,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秘方.前面说到《蝉蜕》是有叙事难度的,它更是有着自身的美学追求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即赋予历史小说以现代意味的形式.小远曾说：三分史料,七分虚构,再将七分虚构还原为本真的朴拙史料模样,‘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那两只分别叫‘纪实’和‘虚构’的兔子,他们跑动起来,真是让人眼花缭乱.”②以上两段话语中,赵柏田在充分强调史料的征用处理对于一部历史小说所具重要性的同时,却也更多地在叙事美学的技术层面上强调着一种“现代意味”建构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固然认同赵柏田的这些看法,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所谓历史小说中“现代气息”的建构,我的理解却与赵柏田有所不同.如果说赵柏田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形式建构的层面上,那么在我的理解中,一部历史小说“现代气息”的建构,其实直接体现在“史识”也就“历史观”的确立上.
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所谓“史识”也即“历史观”,概而论之,就是指“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场”.要想很好地理解把握胡小远与陈小萍的历史观,就不能不思考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两位究竟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时代选择孙诒让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面对这个问题,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一句名言,就是克罗齐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依照赵柏田在《古典的终结》一文中的转述,杰出的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这样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按照费正清的观点,1800年前后是划分18世纪繁荣、进取、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崩溃失衡的近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乃是一个现代性建立的起点.现代性之于近代中国的四个时期里（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孙诒让在世的六十年几乎完整地落入了第二个时期.在一浪接一浪的西潮面前,国家无所适从,士人也无所适从,像孙诒让这样的传统学人,势必会传染上时代的普遍病症：晕眩、困惑、无力感,深深的自我怀疑.”①或许与中国在现代性的发生方面是一个典型的被动后发型国家有关,梁启超曾经把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整个艰难过程非常形象地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体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另一方面,溃败后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却更是困扰着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尤其是以思考为己任的中国士人们的严重问题.很大程度上,当下时代的中国,似乎在某些方面又面临着当年认同孙诒让这样的士人们所必须面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的那句名言,自然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处.很多时候,我们所谓重要的不是作家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而是作家展开历史描写的那个时代,其实也就是在强调这个意思.也因此,对于孙诒让,我们绝不能够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位学术上取得了绝大成就的朴学大师,而更应该把他理解为一位置身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空前困境中的士人形象.两位作家之所以要在小说的副标题中特别强调“近代变局”,其所暗示的理解方向,也显然在此.毫无疑问,只有这样的一种理解,我们方才算得上是切中了胡小远与陈小萍他们两位历史书写之肯綮所在.质言之,借助于孙诒让一生行径的书写,作家意欲真切折射表现的,其实是当下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的精神困局.
身为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一生所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更进一步说,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如同他这样传统士人的精神价值依托之所在.不幸之处在于,朴学天才孙诒让,却生不逢时地遭遇了西潮奔涌、传统文化大崩溃的社会与文化大转型时期.虽然说孙诒让的一生只有短暂的六十年时间,但细细数来,我们却不难发现,这六十年绝对称得上是波涛汹涌,历史风云变幻.从孙诒让年仅八岁时便遭逢的第二次战争开始,无论是导致慈禧太后正式执政的祺祥政变,还是曾国藩率领湘军克复江宁；无论是与宗教冲突紧密相关的天津教案,还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的刺马案；无论是由越南而引发的中法之战,还是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甲午之战；一直到功败垂成的百日维新,如此之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相继发生,全都集中在了孙诒让的六十年人生之中.认真检点这些重要历史事件,除了祺祥政变与克复江宁属于国内政治冲突,余者皆属于中土文化与西潮发生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即使是如同克复江宁这样的历史事件,细细想来,以洪秀全为主导的太平天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异军崛起,也与所谓的拜上帝会紧密相关.而拜上帝会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这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的冲突,虽然看似国内政治冲突,但其中很明显缠绕掺杂着中西碰撞的因素.由以上的分析梳理可见,孙诒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既有内忧,也有外患,但相比较来说,其中的主要矛盾很显然已经是中西两种不同社会体制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局时代,身为士人的朴学大师孙诒让内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正因为他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时代的精神痛苦,所以才会在小小年纪就下决心要到中国的传统典籍中去探寻救国乃至强国之道.孙诒让最早下定决心要治《周礼》的时间,是同治元年.那一年,孙诒让年仅十四岁.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一年,孙诒让不幸遭受丧兄之痛.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家庭变故的突然发生,在促使孙诒让迅速成熟的同时,也促使他最早下定了要专治《周礼》的决心：“诒让点头,哥哥的突然离去,使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并且明白了自己肩负的使命.爷爷、奶奶病倒了,父亲、母亲硬撑着.早上一睁眼,他急于要知道的就是爷爷、奶奶病体是否痊愈,父亲、母亲是否安然无恙.”也正是在遭逢如此一种变故之后,孙诒让开始萌生治《周礼》之心,偶然间读到父亲的文章《会匪要略》,更坚定了其治《周礼》的决心.当被父亲问及是否明白文章的意思时,“诒让没有回答,他沉默良久,半晌,才道出一句话来：‘涵儿要治《周礼》.’”这是孙诒让第一次主动向父亲孙衣言明确表示自己要治《周礼》.紧接着,面对来自父亲的疑问,孙诒让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周礼》是一部历史上记载得最完整、最完美的典章大全呀,是经世致远之书呀,是致太平之书呀.’孙诒让神色严峻,一字一句地答道：‘我们现在之所以经历着如此之多的苦难,不就是因为外夷入侵,礼乐崩溃,吏治不束,盗贼蜂起,才导致的吗？’”
事实上,当此中西社会体制与文化大碰撞之际,在当时的官员与士人群体中,能够充分认识到利用《周礼》的专治以达到与洋夷相对抗意图者,也并非只是孙诒让一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便是身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身为孙诒让的恩师,张之洞曾经对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讲过这样一番言志的肺腑之言：“我早就听说你要治《周礼》,疏正这部历史上记载得最完整、最完美的典章大全,这是好事,又是大事,合起来就是大好事.能想到去做这样一件大好事的人,当然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所以也就是大清朝当前最迫切需要的人才.我入翰林院之后,先是被钦派为浙江乡试副考官,以后又出任湖北学政,所选的人才都是一些朴学之士,这是为的什么？是为了在群夷入侵,洋务日盛,礼乐崩溃,世风日下之时,能有一大批饱学经书的志士站出来,阐扬名教,维护纲常,鞠躬尽瘁,共保我大清江山.在我看来,当朝的臣子分为两类,其一是大臣,他们关心的是朝政之得失,天下之安危；其二是儒臣,他们关心的是劝学崇儒,以保名教.国无大臣则无政,此为标；国无儒臣则无教,此为本.无教之国必将无政,二者孰轻孰重自可分晓.你的身上具备着儒臣之才,在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救危图存保教保国.”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一向有所谓“政统”与“道统”的区别和分野.具体来说,所谓“政统”,就是实际出仕后介入到现实政治的操作运行过程之中,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治理国家.其参与者便是政治家或者政客.所谓“道统”,就是要积极地建构一整套道德观念与文化体系,以此为国人提供可以依托的精神意识形态.其参与者更多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思想家或者普通士人.张之洞在这里所具体谈论着的大臣乃是前者,而儒臣则是后者无疑.通过以上这段话语,我们便可以充分认识到,值此历史风云变幻激荡之时,张之洞的睿智与清醒.从表面上看,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的乃是大清朝,但更深一层去看,真正面临着汹涌西潮强势冲击的,其实是已然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一整套中国文化系统.如果说挽救大清朝的希望在于大臣身上,那么,从根本上匡救维护中国文化系统的希望,却在如同孙诒让这样一类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的一代儒臣身上.
事实上,天才的孙诒让并没有辜负恩师张之洞的殷切期望,经过一段漫长时日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完成了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周礼正义》的初稿《周官正义》,并兴致勃勃地赶赴武昌去拜见恩师张之洞,以求得这册珍贵书稿的正式刊行.这个时候的孙诒让之所以踌躇满志,与这部《周官正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紧密相关：“《周官正义》尽管只是《周礼正义》的初稿,但意义十分重大.其一,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肯定了中国远古时代官制的先进性,并详尽地展示了远古时代合理的社会分工,通篇散发出传统经学中的理想主义光辉.其二,力倡通小学明训诂的科学治经方法,自惠栋、戴震之后,继续擎起乾嘉学派的大旗,奠定了一代朴学大师的坚实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整理疏正《周礼》这部远古经典的过程中,孙诒让竟然通过中西对比,认识到西学的渊源竟然本于中土文化,本于《周礼》：“诒让治《周礼》已久,去年十月,又写定《墨子间诂》,窃以为西学之源在于中学,其制度常常源自于《周礼》,其技艺每每学出于《墨子》……然而,中国的政教则自古有之,齐全而完备,何须取法于夷人.至于《周礼》,是先圣治国的典章大全和百科全书啊,怎能让无知小人肆意诽谤百般污蔑！公论何在？天理何在？”我不是经学家,也不治古代典籍,对于《周礼》本身,对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完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此,对孙诒让这些判断与说法的合理与否,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插嘴置喙的权利.但与此同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类似于孙诒让这样一贯恪守传统文化价值本位的中国士人们置身那样一种大变局时代所必然生成的精神痛苦,我们却可以真切感受得到.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西潮汹涌的时代,倘若能够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到丝缕通向西学制度的内容,孙诒让们内心中欣喜之情的迸发,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但怎奈时运不济,等到孙诒让携带着精心结撰的《周官正义》见到张之洞的时候,张之洞却因为时事的变化更易而无法兑现刊行这部书稿的承诺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早两年写好《周官正义》,那样的话,现在都编入《国朝新疏》,刻印面世了.”多少的年心血之作,就这么被迫无奈地束之高阁,孙诒让内心里那种无法排遣的精神痛苦,自然可想而知.必须承认,《周官正义》的被拒绝刊行这一细节,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意味着孙诒让这样一类晚清士人企图凭借中国传统文化拯救自身与国家命运努力的彻底失败.因为内心被绝望的情绪紧紧缠绕,所以孙诒让才会在听闻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噩耗后企图自沉水塘.在被救起后,面对着来自于雨菱不解的疑问,孙诒让给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诒让把眼睛死死盯住雨菱,恨道：‘你以为这些书能救北洋水师么？你以为这些书能救社稷么？你以为这些书能救中国么？’”我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孙诒让是否有过自沉的行为,但依照作家的书写惯例来看,这样一个细节应该是胡小远与陈小萍他们两位虚构出来的.虽然出于虚构,但这虚构放置到孙诒让的精神世界里,却是完全合情合理,完全可以说得通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细节的设定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从根本上说,《蝉蜕》中孙诒让的自沉,与现实中王国维的自沉,有着相同的性质,即都是在彻底绝望后以身殉自己所钟爱的那种文化.
《周礼正义》,自始至终都是《蝉蜕》中一条时隐时现的结构线索.通过这一条结构线索,作家所真切写出的,既有一代朴学大师孙诒让企图依托中国文化系统以匡救风雨飘摇中的家国那样一种不无悲壮色彩的积极努力,更有这一理想如同肥皂泡般彻底破灭后那样一种无以名状的精神痛苦.好在小说中的孙诒让自沉被救后,他的生命也还得延续下去.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他后来“衰年变法”故事情节的生成.具体来说,所谓“衰年变法”,也就是指晚年的孙诒让在对中华帝国的一整套体制与文化秩序发生强烈的怀疑之后,对西方现代观念与文化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小说标题“蝉蜕”的深刻寓意就体现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蝉蜕”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性情节,就是孙诒让受盛宣怀的委托完成了《周礼政要》,但盛宣怀最终未敢将此文呈现给朝廷：“《周礼政要》的体例可采用以《周礼》为纲,结合西政且指出西政源于中国,最后提出变革陋政的方案.诒让觉得很有道理.盛宣怀和费念慈希望《周礼政要》以古文经学贯穿始终,用来推行新政治理天下,扫除康有为以今文经变法的歪理邪说,诒让感到正合自己的意思.”岂料,等到孙诒让在玉海楼用整整十天时间完成了《周礼政要》后,等待他的竟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诒让总还是十分期盼事情能办成的,寄出《周礼政要》后终日翘首以待,但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到了七月底,得到的竟是朝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噩耗.”到这个时候,孙诒让对清廷残存的一点希望便全部破灭.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孙诒让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竟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华丽转身.既然在《周礼政要》中提出的发展近代经济与大办新式教育的主张无法借助于的力量来实行,那孙诒让干脆就自己动手借助于民间社会力量来具体实施这些方面的变革了.虽然从观念上说,孙诒让依然对《周礼》念念不忘,但他实际上所践行的,却已经是西方的那一套了；“西方技法虽然奥妙,却源于咱们中国,《周礼》《墨子》里有详尽的记载.国人迂腐,不去发扬光大源于中国的技艺,捷足先登,却被西人后来居上,反制于我.但现在只要明白了道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通过学习化学原理,掌握化验、制药的技法,儒者可以借此博物穷理,成为贤达之士,农工商者则可以一艺百获,成为通达之士,再推而广之,将化学运用到治兵、医术、办矿中去,中国则受益无穷.”以这样的理念为主导,孙诒让便开始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他兴办实业与新式教育的种种努力.先是办矿：“过了几日,孙世彪、金显巽与十余族人即来,与诒让签下合约.合约写明,三方共组富强矿务公司,矿山抵作股金,占公司股份一成,只可领息,不可提本.孙、金两族不得转让股份予他人,亦不许私挖矿砂.自光绪三十年起,两矿由富强矿务公司开挖三十年,期满后再商续约或另行处置.”再是推进新式教育.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苏慧廉惊叹式的话语中得到确切的证实：“苏慧廉对当地的教育状况非常了解,赞叹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您的努力下,短短几年,温州和处州两地,一共筹集教育经费五十万元,开办了三百多所学校.上帝,我终于亲眼目睹发生在东方的奇迹了.尽管我仍然怀疑远古时代中国教育的规模,但是我开始相信神秘的《周礼》所具有的力量了.”
然而,与兴办实业、创办新式学校这样具体的实践相比较,对于如同孙诒让这样以思想为根本志业的思想家来说,更能凸显其带有理想色彩的精神情怀的,恐怕还是他思想观念的超前与先进.比如,他对与立宪理念的接受与倡扬：“现在五大洲,大小通有百多国.论其传国统系,止有两等：一为君主,一为.论其立国政体,亦只有两桩：一为,一为立宪.”“专制政体,唯独君主国有之,这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政府大臣,帮助做事,民间一点权都没有.立宪政体,则君主国、国都有之.的立宪,皇帝是由地方百姓公举,政事都由上下议院公议,皇帝并无大权,这就是所谓共和立宪政体.君主的立宪,皇帝和大小臣工、地方绅士、百姓公议庶政,上下权力平等,这就是所谓君民共主立宪政体.”孙诒让对与立宪理解得是否到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此这般先进理念的生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孙诒让看作是时代先知式的一种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这样一些时代先知的存在,才可能拥有理想的未来.但与他的与立宪理念相比较,更能凸显其理想情怀的,还是他那试图周游世界以更好地传播自己思想理念的美好设想：“思乘长风,破巨浪,先东至扶桑,访吴太伯、周灵王、秦扶苏之裔,寻徐芾之墓,阅盖次之谱谍；遂横绝太平洋等新世界,瞻华盛顿之铸像；折北渡白令海峡,西经万里沙漠,循中亚细亚以入欧罗巴,纵目希腊罗马古都,治通西洋古今文字,以与其哲学家上下议论；复由地中海、红海转至印度,治通梵文,搜释迦遗迹；然后舟载同志及耕夫织妇百工,向东南极天无际之重洋,觅无主之荒岛,谋生聚教训,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学说.”虽然在现实中已经遭到惨败,但孙诒让依然幻想着能够有朝一日找到那么一块化外之地践行《周礼》与《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他的这种其实并无实现可能的社会政治理想,现在看起来,有着非常突出的“桃花源”或者“乌托邦”的人类理想性质.虽然说这样的一种乌托邦理想永无在人间实现的可能,但强调这种理想本身,却已经以对比的方式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存在形成了强有力的批判与否定.
身为一位学富五车的朴学大师,孙诒让生逢如梁启超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虽然竭尽可能地与时俱进,但他那样一种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中精神撕裂感的生成与长期存在,却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历史事实.能够主要借助于《周礼正义》这部著作的前前后后,把晚清士人孙诒让的这种精神撕裂感相对准确到位地书写传达出来,可以被看作是胡小远与陈小萍《蝉蜕》这部历史长篇小说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之一.如果说在孙诒让身上更多地体现着两位作家的基本“史识”也即“历史观”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就应该关注讨论一下“艺术想象”的问题了.在以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蓝本的历史小说中,所谓的“艺术想象”更多地体现为作家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问题.所谓“纪实”,关涉到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专门讨论过的“史实”也即“史料”的信实征用.在这一方面,胡小远与陈小萍他们两位可谓有着上佳的表现.那样一种差不多每一页都可以看到的“批注”,就可以被视为这一方面的明证.所谓“虚构”,关涉到的,自然也就是我们这里所强调的“艺术想象”问题了.这一方面,两位作家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前两章中的艺术想象.关于小说开头部分的重要性,曾经有论者进行专门的探讨：“开头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也.尤其在《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开头不仅是全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确定基调并营造笼罩性氛围的作用.至少,如以色列作家奥兹用戏谑的方式所说：‘几乎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假如曹雪芹没有如此这般告诉我们进入故事的路径,假如所有优秀文学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选择了自己最为属意的开始方式,或许,我们也就无须寻找任何解释作品的规定性起点.”①幸运之处在于,胡小远与陈小萍为《蝉蜕》所特别设定的开头,也有着格外耐人咀嚼的艺术况味.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章“澄怀明志”.这一章,年幼的主人公孙诒让首次登场亮相.那个时候,孙诒让正随同担任翰林院侍讲的父亲孙衣言生活在北京.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描写孙衣言带领两个儿子诒谷和诒让去祭拜孔庙.在祭拜孔庙时,孙衣言指着一排排青石碑语重心长地告诉两个儿子：“历代朝廷对新科进士都寄予了很高的褒奖与厚望.这里是元科取士后,历代朝廷建立起来的进士题名碑,每位新科进士揭榜后,就在这里刻上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听了父亲的这一席话,诒谷和诒让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青石碑群里寻找父亲和叔叔的名字.这个时候,“孙衣言站在甬道上,望着两个儿子在碑群里来回穿梭.他知道自己的题名碑位置,却没有告诉他们,他要让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体验到作为一名进士的至高无尚的优越感,并且自发地产生对于这种优越感的向往和追求.”联系“批注”的情况来看,带两个儿子祭拜孔庙并查寻题名碑的细节,应该是作家凭借自身的艺术想象虚构出来的.毫无疑问,作家设定这一细节的初衷,当然是要充分凸显望子成龙的孙衣言对于两个儿子未来成为进士的激励.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却是,诒谷不幸英年早逝,而孙诒让,虽然曾经先后八次参加京试,却始终时运不济,礼闱不弟.一位被时人誉为不世之材的朴学大师,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辉煌成就,竟然先后八次礼闱不弟.如此一种情形的生成,无论是对孙诒让自己,抑或是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实际上都构成了足够鲜明的尖锐讽刺.尤其是,当我们把孙诒让八次礼闱不弟的结局与小说开头处孙衣言对儿子的强烈期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剧性意味,自然也就油然而生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章“入宫应对”.这一章的关键性情节,乃是孙诒让入宫应对时围绕宋儒叶水心与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兰贵妃之间发生的一场争执.原来,早在南宋淳熙年间,叶水心在临安参加殿试,他的“廷对”本来做得极其出色,理应成为状元.没想到,最终却因为其中一句有了疑问,而被主考官降级成为榜眼.那么,叶水心究竟因何而获罪降级呢？“原句是这样的：‘臣闻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孝宗帝读到这里,问：‘是圣君行弊政？还是庸君行善政？’意思是说叶适说聪明的君主推行弊政,昏庸的君主却推行善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没想到,年仅九岁的孙诒让却给出了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解释：“‘不对,叶水心的意思是,既使是才能平庸的君主,如果实行的是善政,天下就不会大乱；反过来说,既使是聪明绝顶的君主,如果实行的是弊政,天下反而要大乱.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制度政策.’坐在父亲身旁的诒让,突然溜下宽大的红木椅子,站起来侃侃而谈.”问题在于,年仅九岁的孙诒让,怎么就能够有如此高明的一种见识呢？原来,都是《周礼》的缘故.针对兰贵妃的疑问,孙诒让说：“《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亦称《周官经》,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司空》失传,汉朝时补上《考工记》.”就这样,借助于孙诒让之口,作家一方面交代了《周礼》这部远古典籍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也给出了孙诒让何以如此见识高明的答案所在：“此书汇集周朝官制和战国时代的各国制度,添附儒家的政治思想,虽距今二千五百余年,却是一部既体现了高尚的文明,又可以学以致用的儒学经典巨著.”只要认真地读过这部《蝉蜕》,那么,就会知道《周礼》这部著作在其中那样一种特别重要的结构作用.与此同时,孙诒让围绕《周礼》实际上也一直都在思考探究政治制度问题.所有这些,其实在第二章的相关情节中都已经有着暗示性的描写了.由此,我们即不难见出胡小远与陈小萍艺术结构布局能力的突出.
其次,值得注意的艺术想象,还有中间部分关于孙诒让在梅州梅园与红颜知己梅娘的巧遇,以及与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容闳之间所发生的那一场辩论.关于这一细节的虚构性,赵柏田已经明确指出：“史籍的空白处,亦往往是小说家腾挪身手的起点.比如主人公原本是粹然经生,对西学抱有恶感,他能慢慢转变渐次接受,有两个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者为留美归来的容闳,虚者为信天主教的美丽女子梅娘.小说设置了主人公和容闳在梅州梅园里的一场争论,而这个神奇的女子始终在侧.我从朱芳圃先生做的年谱里实未看到此节本事,但看着梅花胜雪,漫天飞舞,两学子激扬文字,谁不想这故事是真的呢？我被说服了.”①关键问题在于,作家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种情节虚构？以我愚见,作家设定如此一种情节的根本意图,显然就是要借此而颇具说服力地写出孙诒让的精神蝉蜕过程.作为一位长期恪守传统文化价值本位的朴学大师,到最后竟然可以在初步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与影响后,精神蜕变成为新式企业与教育的积极践行者,其间的跨度之大,足以令人咂舌.如此一种精神蜕变,绝不可能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完成.有了与容闳那一场唇舌剑的激烈争论,再加上梅娘这样一位艳美无比的西方文化信奉者润物细无声一般的潜移默化,孙诒让精神蜕变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大大增加了.
虽然朴学大师孙诒让是《蝉蜕》的主人公,但一部多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不可能只是刻画塑造孙诒让一个人的形象.孙诒让之外,其他诸如孙衣言、诸惠屏、梅娘、孙锵鸣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但最令笔者感兴趣的,却是作家对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几位“中兴名臣”精神世界的勾勒与表现.这其中,尤以张之洞的形象值得特别注意.身为晚清重臣,张之洞身上有着一种深刻的自我矛盾色彩.一方面,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体制的弊端,认识到不向西方学习,不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这个国家就难以避免彻底覆灭的危机.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观念立场又不可能脱离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这样一来,一种自我矛盾性的生成,也就势在必然.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门生唐才常们的最终处置上.“光绪二十六年,有着排满思想的门生唐才常从日本回国,在汉口组织自立机关,试图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起事,拥立张之洞割据长江中游,实现君主立宪.张之洞破获自立机关,并捕杀唐才常及其余门生二十余人.去年,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乡,发动萍乡、浏阳、醴陵,又是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端方予以剿灭,并在长沙捕杀刘道一、蔡绍南.门生们亲切地唤他为香师,而这位香师的手上,却沾满了门生的鲜血,怎么能不遭到怨恨与蔑视啊.”既然是所谓门生,那毫无疑问就是张之洞一手调教出来的.若无张之洞的悉心调教与培养,这些门生也不可能有出国接触西方思想的可能,更别说此后更进一步的造反行径了.由此可见,张之洞所面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难以自我超脱的悖论境地：“长久地凝视着深宫中的琉璃金瓦、汉白玉栏杆和青砖地面,张之洞坐在书案前默默沉思.他是时时懊悔着的,他的懊悔在于,越是用力办新学,越是把门生送往国外深造,回国造反的人就越多,自己手上沾的鲜血也就更多,招致的怨恨与蔑视也就越多.”就这样,当一个人的努力方向,与最后的结局总是处于事与愿违的状态的时候,一种悲剧效应的生成也就无法避免了.一方面,张之洞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把自己这些简直就是情同手足的门生们都送上绝路,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管怎么样都超越不了一位传统士人绝对忠实于君王的精神境地.也因此,“他是为大清而遭受怨恨与蔑视的,但他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补天,补大清国的天.作为着儒家学说长大的汉臣,他坚信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正统性,以及满汉大臣共治中国的合理性.他对近来流传甚广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本能上恨之入骨,因为这违反了纲常.”很显然,对张之洞们来说,西方的先进理念怎么样学习都可以,但纲常违不得,尤其是皇帝,更是无论如何都反不得.这是他的精神底线.不管任何人的行为,哪怕是自己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门生,一旦触碰到这一底线,也都是他所不允许的.如此这般各不相让、两相冲突的结果,自然也就造成了悲剧的不可避免了.
由以上各方面的条分缕析可见,如同《蝉蜕》这样一部以清代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主人公的历史长篇小说,在史实、史识以及艺术想象等三方面皆有可圈可点的上佳表现,那它思想艺术品质的优秀,自然也就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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