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文化》
该文是关于承认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跟霍耐特和文化和理论类硕士论文范文。
马 欣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中, “文化” 已成为批判理论家们研究社会病理的关键词.第一代主笔霍克海默对“文化”的批判实则是对启蒙和理性进行反思的前奏, 他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源自对２０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反思；第二代领导哈贝马斯认为, 民众创造的“大众文化” 蕴含着独立精神,它不是承托主流意识的消极框架,而是反抗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性力量；第三代掌门霍耐特所谈论的“文化”则内嵌于承认理论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传统观点和习俗.它与“成就”的承认形式紧密相连,个体及其从属群体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文化上的转型和更新,因而作为社会价值参考框架的“文化”,也自然在社会冲突的和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批判理论与“文化”
阿克塞尔·霍耐特（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１９４９—）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领导人,从２０００ 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他提出“为承认而斗争（Ｋａｍｐｆｕｍ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标志着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崛起.批判理论从诞生之初就关注社会病理问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里运用“文化工业”概念,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实则只是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满足并令人沉沦其中.阿多诺的《再论文化工业》更明确地指出, “文化工业”具有系统性、控制性以及标准化或伪个性化的特点.可以说,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主要源于对２０世纪中期德国法西斯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亲历和反思.德语语境中的“文化” 与“文明”经常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４０）就有一段著名的关于“文化”在道德上高出“文明” 的论述： “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被高度地文明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和礼貌方面,我们文明得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们还差的很远,因为道德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的；但我们对这一观念的使用却仅限于名誉和外在礼节中那些类似德性的东西,而这些只不过是文明而已.”［１］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Ｏ．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ｓ,１８８０—１９３６）认为“文化”与“文明” 截然不同： “文化” 是表达心灵的一种独立自足的现象,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精神动向；“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归宿.他一再强调,文明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文化,文明就是结束……是文化的终结.［２］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７６７—１８３５）在“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对立意义上使用“文化” 和“文明”,认为它们是个体存在到达顶峰所经历的两个环节.［３］洪堡认为,“文化”主要指科学与艺术,它不以追求实用为目的,具有精神性和创造性； “文明” 只是各个民族外在的社会建树、风俗习惯.
综上可见,德语中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物质文明的要素,但由于固化的文明（社会规范、道德教条和物质成果）缺少了自由精神,而被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看成“文化”的对立面,所以对“文明”进行批判已经成了德国哲学的一个传统.
霍克海默继承了康德以来“文化”与“文明”两分的传统,并且将固化的“文明”的要素纳入了文化批判的视野,他的“大众文化” （Ｍａｓｓｅｎｋｕｌｔｕｒ） 批判正是基于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和固化的文明这一双重结构而提出.霍克海默认为社会中那些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商品,实际上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一种变质的需要,与具有创造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相背离.霍克海默对“文化”的批判最终落到对“启蒙”和“理性”的反思,认为“启蒙”当中渗透着极权主义思想,而当“理性”完全变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即工具理性时,就离非理性也不远了.
阿多诺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对康德以来的“文化”与“文明”截然对立的传统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化既具有追求本质和真理的“自律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ｅ）”,或也被称之为“个性（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的一面,又明确指出“文化”与“管理（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息息相关,具有物质性的、不自由的、社会化的一面.阿多诺在文章《文化与管理》中直接指出,“文化”具有“行政管理的目光（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ｎＢｌｉｃｋ）”,意欲将一切置于它的麾下.如果说,“文化工业”对大众的宰割,是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管理机制所赐,那么,野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出现,则是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批判理论的第二代掌门哈贝马斯,已经不在霍克海默所持的自由精神与物质文明对立的视野中去探讨文化问题,也不固守阿多诺对带有“管理的目光”的“文化”的批判立场.在他看来,生活世界具有三种结构成分：文化、社会和个性.“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它与旧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４］哈贝马斯受到巴赫金“大众”概念的影响,同时借鉴了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思路,将依靠言语的交往活动设定为“大众文化（Ｖｏｌｋｓｋｕｌｔｕｒ）”的内在动力.他认为,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提高,主体的交往行为让文化也进行着再生产,而非任由市场机制的操纵止步于“同一”, 市场对“文化”的操作和影响是有限的,“大众文化”日益显现出独立的精神,不再只是充当承托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性力量： “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 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５］
霍耐特提出批判理论具有关注社会病理的传统, 在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文集《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犘犪狋犺狅犾狅犵犻犲狀犱犲狉犞犲狉狀狌狀犳狋：犌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狌狀犱犌犲犵犲狀狑犪狉狋犱犲狉犓狉犻狋犻狊犮犺犲狀犜犺犲狅狉犻犲）中他谈到, “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具有一致的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背景下,产生出的各种社会行为、观念以及性格结构,都在理性能力的病理学变形中呈现.”［６］因而,对于人类理性的社会病理学之根源的考察,就确立为批判理论的目标.
霍耐特还在研究社会病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方案,承认理论的构建,就为社会冲突（由蔑视行为而引发的冲突）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框架,这一点在《为承认而斗争》的副标题“社会冲突的伦理语法” （犿狅狉犪犾犻狊犮犺犲狀犌狉犪犿犿犪狋犻犽狊狅狕犻犪犾犲狉犓狅狀犳犾犻犽狋犲）中已然揭示.“文化”在霍耐特的承认框架里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坐标,以它来表征个体价值在“成就（Ｌｅｉｓｔｕｎｇ）” 的承认形式中的实现程度,因而文化革新,正可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的变动来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的利器.正如德国《明镜周刊》（犇犲狉犛狆犻犲犵犲犾）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３日“社会哲学”版刊登的一篇题为《为承认而斗争：人的尊严比钱还重要》的文章末尾所指出的：“霍耐特的承认哲学在气质跟方法上使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从经典法兰克福学派对所遗失生活的尖刻悲观论调转向一种学术讨论,这项讨论为一种合理的希望做辩护, 并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７］
二、承认理论的提出
“承认” （德语：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名词,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ｅｎ动词）,被霍耐特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用来表达当今社会的身份和差异问题,“为承认而斗争”,实际上是追求对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可,以及对个体对差异性的接受.在承认理论的体系当中,“文化” 与“成就”的承认关系紧密相连, 因而霍耐特的文化观, 也必须紧紧围绕他的承认理论进行展开.《再分配, 还是承认？》的译者周穗明认为, “承认” 这一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 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 ‘承认’ 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８］笔者认为,“承认”这一概念涵盖了个体在情感、权力、荣誉三方面的诉求,是一个人逐步成熟,融入集体与社会的结构性标志.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来自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 模型, “为承认而斗争”在黑格尔那里可理解为,社会伦理关系须得经过一种重复发生的否定过程,来摆脱一直都存在的片面性和特殊性,让个体取得真正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体要求获得承认的愿望,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 扎根在社会生活当中,并且在不断地冲突与和解交替运行的过程中,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霍耐特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超越了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斗争模型,从而开启了一种为捍卫“特殊认同” 的具有伦理性质的斗争模型,这一模型始于黑格尔坚持的这一观念：“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９］
霍耐特将这个观念发展成为一个思辨的命题： “即实践自我的形成依靠的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直到两个个体都看到自己被他人确认为独立个体,他们才能互相把自己理解为独立行动的个体自我.”［１０］他将这个受制于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进一步扩展为社会中的经验事件,“为承认而斗争”中的“斗争”源自一种道德上的动机,它立足于主体间的伦理关系,而非单个的原子式的个体.为承认的斗争最终逐步通向自由交往的境界”.［１１］他认为, 人类精神历史, 就是这样不断地在冲突与和解的交替中达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主体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和扬弃.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的承认构想颠覆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社会斗争”理论,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追根到道德冲动,而非单个主体“自我持存”的动机,因而,并非契约解决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存斗争,相反,以斗争为媒介,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朝向伦理的更成熟水平发展.［１２］ “为承认而斗争”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斗争模型,按照这一理论主体间的实践冲突可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伦理环节,是通向平息道德紧张的社会媒介.但是黑格尔并未解决这一道德冲动,也没有把主体间承认的各种形式明确区别开来,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就引发了霍耐特对承认理论的更进一步探讨.
霍耐特通过经验现象学和米德（ＧｅｏｒｇｅＨ．Ｍｅａｄ）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将黑格尔的承认形式重构为：爱（ｌｉｅｂｅ）、权利（Ｒｅｃｈｔ） 和成就（Ｌｅｉｓｔｕｎｇ）,与此相对的是三种蔑视形式：、剥夺权利、侮辱, “为承认而斗争”就是反抗各种蔑视形式, 追求各种形式的承认.［１３］情感上的,来自伴侣和家庭的爱的承认关系使人自信； 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的承认关系带给人尊严；社会集体当中,成就的承认关系给人以自我价值实现后的自豪感,对个体“成就”的认同是一种最高级的社会认同方式,是为前两种承认方式的综合体,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以前的封建社会,由封建等级制度确定一部分荣誉, 而在转型后的社会,便显现为一种“个人成就”的文化的主导理念.［１４］它兼具了权利承认关系中的普遍平等性,以及爱的承认关系中的情感关怀要素,因为每个人都将根据所取得的成就来享受到社会的尊重.
在笔者看来, “承认”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仅涉及领土、民族争端等国际性政治事件,也关涉到日常生活中个体对情感慰藉、权利平等、个人价值的诉求.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为承认而斗争”,意味着在冲突与和解的交替中,达到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社会道德在此过程中也逐步走向成熟.随着国家、民族、地区间的交往日渐开放和频繁,每一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文化被承认的需求也愈益增强,主体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其实是与传统习俗、社会评价模式和价值秩序紧密相连的,霍耐特将它归纳于“成就”的承认形式当中.
三、承认理论与“文化”
“文化”上的承认问题,是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所关注的焦点,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当中, “成就” “爱” 与“法律” 代表着不同领域的承认形式,其中“成就”的承认形式与“文化”密切相关.霍耐特在与北美学者弗雷泽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中, 关于“承认” 是否归于基础性、统摄性的道德范畴,并由它支配着再分配的观点展开了论辩,经过几个回合的辩驳,承认理论与“文化”关系逐步明晰.
霍耐特认为,承认的概念框架在当今具有中心价值,因为它是表达社会不公正体验的有效工具,不公正的体验也即蔑视体验,存在于主体情感、法律规范和社会成就三个不同领域,这三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蔑视体验和斗争的目标.弗雷泽则将不公正的经验概括为两个问题：分配问题和“文化承认”问题.［１５］霍耐特认为,这样的划分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导致法律上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缺席,他将“文化”问题限定在成就承认的领域,他认为个体要在他者中获得肯定,就需要一种文化作为价值上的参考框架.他所理解的“文化” 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传统观点、习俗,它独立于社会的法律制度规范,且区别于主体间的自然情感（如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成就” 的承认形式倡导文化多元价值,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每一个主体都会承认他者的特殊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但是,由于一个社会所选择崇尚的价值具有偶然性,所以并非每个社会群体成员都能获得同样的尊重,例如,在封建文化氛围下的旧社会,艺人被蔑称为戏子,他们虽能挣钱养家,成了“名角”还会有很丰厚的收入,可却改变不了低下的社会地位,经常沦为社会上层的玩物,因此,艺人多为穷困潦倒之人,他们在迫不得已时才会选择这一行当；而在娱乐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演员这一职业却日益受到青睐,演艺明星所获得的尊重和社会影响力大大高于过去,甚至高于科学界、文学界、政界的名流.
可见,人们对某一职业的认同感,与社会意识形态变革、观念上的更新息息相关.依照霍耐特的理论, 受到蔑视,就要增进团结,那些“冷门”行业或职务,其当务之急是增进集体内部的团结,创造出新的价值,进而获得其他社群的认同,而不是要将自己也纳入娱乐业的大军从而分得一杯羹.
霍耐特认为, “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服从于相互承认的律令”［１６］.这条律令使社会逐步解除施加在个人身份上束缚,构成为承认而斗争的压力,进而在文化上建立新的相互承认的形式.如,女性主义、少数族群、同性恋亚文化所代表的解放运动,不再是为了经济上分配的不平等而斗争,而是更多为自身特性赢得普遍的尊重.
霍耐特将“蔑视体验” 视为推动“为承认而斗争” 的社会驱动力.在他看来仅有“相互承认”的律令显然不足以产生斗争,他指出： “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可能迫使社会行为者认识到他们被拒绝承认.”［１７］
“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反抗身体所遭受的、拒绝剥夺法律上所承认的权利、抵制剥夺了个体自豪感的侮辱性行为,由此看出, “为承认而斗争” 的最高层次是得到社会对个体之特殊性的承认.在文化创作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每一位作家、导演在新作品中,都愿意强调其独创性,说明创新的内在理念,这其实就是在争取读者、观者在价值上的认同,进而获得尊重.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呈阶梯状,由主体间情感的爱的承认关系的满足,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权利关系的承认,最后达到对社会个体特殊性的承认.个体在价值上的实现遵循“成就准则” （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 “只有自我和他者共有一种价值目标取向,彼此显示出他们的品质对他者生活的意义和贡献,他们才作为个体化的人相互重视.”［１８］这样,“文化”在个体获得社会重视程度上的引导性作用就突显出来,社会评价所肯定的人格特征,并不是生命历史个性化的主体的特征,而是文化分类的群体状态的特征,所以群体的价值诉求,对群体中成员的价值起到决定性影响,进而群体的地位又是通过文化预先给予的价值秩序来定位.在社会群体的内部关系中,他们相互间的承认和重视获得了团结的性质,当他们共同经验群体之外的蔑视（诽谤、伤害） 时,就会通过斗争来取得社会文化上的重新评判.
总之,霍耐特将社会概念化为一个承认关系的网络,其中与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是社会群体中的对于“成就”的承认形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往往由他或她的自我实现方式,在社会传统文化中所受重视的程度所决定.据此可以推出,主体在经受蔑视体验这一情感上的伤害时,所采取的有效方式就是实现文化转型并进一步扩展团结关系.在霍耐特看来, “亚文化语义学为这些集体反抗形式准备了肥厚的土壤,其中可以找到表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感的共有语言”［１９］,而这是否意味着,针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扩展及变革所引发的“为承认而斗争” 的矛头本就隐含在了亚文化的语义之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承认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总结：此文是关于霍耐特和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承认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承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