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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评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与当前网络共同体建构理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兼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批评范文 类别:本科论文 2024-01-24

《当前网络共同体建构理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兼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本文是批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理路和自我批评和兼谈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吕焰,丁社教

[摘 要]自滕尼斯系统性表述“共同体”概念以降,西方学者对“我们应当如何共处”的思考基本循着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目的论的理路.个体利益(意志)先在于“集体善”的理论起点.这种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个人本位,放大了个体对物的占有的渴望,使得网络共同体内的交往关系更加被扭曲和异化.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对信息时代下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反思和批判.但当前看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理路中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简单化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解构性理解的问题.因此,为了重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平等真诚的交往关系,必须要求我们把握现实中矛盾之间必要的张力,以及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这样才能在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真正创新和发展信息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吕焰,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丁社教,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人文与经法学院院长,陕西西安710129

[中图分类号]#C912;B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3- 0087 -07

当前,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不断深化,全天候、全方位覆盖的信息技术促使人们的日常交往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在网络空间中,人们通过社区、贴吧、论坛等形式不断沟通交流,凝聚成众多以共识为基础的网络共同体,而这种网络共同体也日益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最主要的载体.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权力争斗、谣言暴力、种族与地域歧视等现象也借助信息技术得以在网络中迅速孳生.近年来,“ISIS网络征兵”“美国棱镜门”“韩国亲信门”等事件极大地破坏了网络共同体内各主体之间的理解、信任和共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现状的深思:为何这些事件频繁发生在以个人本位主导下的西方世界? 面对多元化、异质性不断增强的网络环境,个体利益至上的交往模式为何力有不逮? 怎样的网络共同体才能有效减少策略性和戏剧性行为,凝聚共识从而重塑主体间的交往行为?

一、个人本位下目的论进路的根本局限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1].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观念生产,首先取决于他们在网络中所得到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当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网络共同体,各种信任危机、终局博弈情形渐增,意味着既有的交往模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具体而言,即主体之间交往活动中的真诚、真实、正当、可理解这四种言语有效性无法保证.而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个人本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排斥公共生活(共同体)的任何可能性.

在个人本位看来,任何时候都是先有“己”再有“群”,因此主体的边界是固定的,从而相关的道德问题不是问“我是谁”,而是问“我将选择什么目的”[2].这种“自我先于目的”的基本立场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过程,体现为一种“权利优先于善”的行为考量.因此,在个人本位看来,善观念实质上是个人偏爱的表达,而追求善是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3].这就使得网络共同体中有关“良善”的讨论,落入了目的论窠臼:良善生活或者主体间交往行动不再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应然追求,反而被还原成一种私人目的,即这种“共同善”首先应当是个人认可的,所以才有追求的必要.这也导致网络共同体中交往关系的建构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其不可逾越的边界,因而在各种事件发生时,重塑交往行动的手段及措施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这种个人本位的建构进路,具体又分为功利主义下的外在目的论与自由主义下的内在目的论.

(一)功利主义下的外在目的论

功利主义下的外在目的论将某种外在(物质)获利当作网络共同体追求良善以及建构交往关系的目的,认为每个人会基于现实功利的考量,试图减少共同体内影响自身利益的那部分交往活动.虽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表面上声称代表整个网络共同体的公共性,认为只要个人能够实现其最大利益,社会利益就能达到最大化,看似这种“理性人”假设赋予了所有成员以机会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这种外在目的论所标榜的“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仅是幻梦:“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因此,该种理论进路实质上是利用“共同善”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剥削作合理化辩护,用虚假的公共性赋予来掩盖阶级压迫的经济根源,使得原本为了形成主体间交往行动的改善过程反而成了纵容少数人有意攫取网络共同体中各种公共资源支配权的策略性行动,从而将网络共同体的公共性肢解为个体的私利性.

(二)自由主义下的内在目的论

自由主义下的内在目的论则较为隐蔽,它是将消除不平等的交往关系,追求网络共同体内安定有序的交往环境,还原为个人自由意志的必然选择.“人通过以他们在原初状态中所承认的方式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自由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即按照这些原则去行动,表现了我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个人的本质.”[4]表面上看,这种理路看似保障了网络共同体内各成员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他们毫不吝惜给弱势群体以话语权利,至于支撑话语权利的经济权利(这才是人权和公平的基础和根本),则是不能也不愿给予的”[5].为何经济权利不能给予? 可知该种理路并非真的希望重塑平等真诚的交往关系,其更深刻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权利界分,昭示享有自然权利的主体只包括资产阶级,“必须从这个思想框架中把无产阶级排斥出去.无产阶级,尤其作为劳动者,是普通的人,而且他本身就是群体中的人,或者是最出色的社会的人(而不是自然人)”[6].实际上任何目的论都隐含了一种以理论预先规定现实的倾向:仿佛个人意志之于社会生活具有先在性,即社群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个体由于其自由意志及其他“天赋权利”的内在要求,进而确立起了社群的行动原则.这种内在目的论以自然权利的个体意志取代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实在而主导各种现实生产关系,因而交往活动中的分歧与冲突也就仅仅被当做是自由意志下产生的观念风险,而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给予现实问题以观念上的批判好像就成为有效的方式.但事实上,将交往活动中的问题滞留于观念层面,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产生网络共同体内不平等交往关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掩盖的过程中,再度确认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道德合理性与统治权力.

概而论之,建基于个人本位目的论进路的网络共同体,其交往模式势必走向两个极端,即要么是将建构交往行为的动因理解为庸俗的、相对的、功利考量的“主观目的”,要么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绝对的、先验人性的“终极真理”的要求.究其共同原因,实际上是将网络共同体内的具体的、历史的、普遍性的交往活动还原为抽象的观念集合,从而试图掩盖资本化交往的剥削实质.但是“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受困于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的占有的渴望,既有的目的论进路必然会制造出更多的冲突分歧.这就解释了为何当前网络共同体内既有的交往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乱相———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问题[7].如果不能始终以历史性的相对性(辩证唯物主义)与时代性的绝对性(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视角来审视交往关系背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网络共同体中各种交往活动的失范现象,进而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

二、当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理路的再反思

由上可知,共同体内的交往关系是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为现实基础.当前看来,网络共同体内既有的交往模式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个人本位放大了个体对物的占有的渴望,从而将网络共同体内的交往关系扭曲和异化为物对人的统治关系.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今天处于物质条件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但面对的问题依然没有变化.需要我们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视角来反思和批判信息时代下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正是试图呼应各共同体成员对于平等真诚交往的共同愿望,寻求异质性主体间沟通理解的可能性.因此,在“武器的批判”即将展开之前,如何保证这些“批判的武器”是真马克思主义的,谁有资格拿起“武器”引导批判,是我们首先需要澄明的.

(一)消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黑格尔式倒退,重拾矛盾中必要的张力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交往关系的重塑需要重新把握目的论与生成论两种建构理路之间的张力关系.由“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1].可知,这种“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正指的是当前目的论进路下被扭曲异化的交往关系,而“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正是要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一种生成性的逻辑来重构交往关系,因为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将人的“类本质”从当前这种个人本位下“虚假的共同体”造成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减少剥削和不平等的交往关系,使各共同体成员逐渐恢复能动的类生活.但是“代替”一词却极易产生一种简单的理解,认为“命运共同体”与现有的“虚假共同体”被放置在矛盾对立的两端,仿佛可以轻松得出前者优于后者,旧事物终将灭亡, 新事物必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当前,对于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各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与优越性论证当中,客观存在有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即至多是从取消主客对立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来讲的,但这种理解却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到黑格尔式的封闭的“同一”思想体系中.马克思对此早有过精辟论断,“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两种抽象的理论、两种原则以后,再给这两个对立面杜撰任何一种黑格尔式的统一,随便安上一个名称,当然是非常容易的事”[1].实际上,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定是一种生成的逻辑而非溯因的逻辑.这种仅仅认为事物的矛盾是由于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矛盾对立消亡论”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种黑格尔式倒退,即只强调内在的统一性,用另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终极来取代个人本位下“天赋人权”的终极,最终只能导致共产主义的绝对精神化.“如果把共产主义和私有制世界的对立想像为一种最粗暴的对立,即想像为其中消除了一切实在条件的最抽象的对立,那末结果就会得出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之间的对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可以把这种对立的消灭看作是消灭对立的这一或那一方面:或者看作是消灭财产,其结果是普遍没有财产或贫困;或者看作是建立真正的所有制以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1]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粗糙浅薄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忽略了现实存在的不可穷尽性,仅把眼下暴露出来的对立现象概括为全部矛盾,将张力消解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取代,这根本不足以把握全部的社会实在.而如果不能认识到:相对于人的观念,物的存在永远有剩余,社会关系中矛盾的张力时刻存在,也就无法较好地统筹当前各种“命运共同体”中交往关系的建构.

因此,我们必须走出辩证法就是矛盾一端消灭另一端的肤浅认识误区,深刻认识到唯物主义辩证法超越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不仅承认主客体在实践意义上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统一永远在二元张力中,永远是现在进行时,而非将来完成时.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8].就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而言,目的论进路与生成论进路并非简单的代替关系,二者之间的张力反映在首先要让既有交往模式中“物的关系”的局限性彻底,让矛盾彻底呈现,进而在重塑共同体内交往关系具体实践中体现唯物主义辩证法中最为关键的否定性要素.正是这一过程才能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现实矛盾之间张力及其变化的具体分析,使得具体实践获得其新的生长点.从而能不断地打破并超越原有结构束缚,拓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范围,在理论共识上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共识上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消除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性理解,坚定无产阶级作为重塑交往关系的主体力量

同时,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交往关系的建构还需要坚定地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主体”思潮.当前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历史梳理,以巴迪欧、奈格里为代表的学者纷纷认为,当前公共的社会规划被“事件性取代”,内嵌于劳动分工制度之中的“社会主义”被“诸众”取代[9].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背景下,阶级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朗,人们以无差别的“原子式”姿态被裹挟入生命政治之中,成为差异性同一的个体.但是,在对当今资本主义新形态的勾勒完毕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得出所谓的结论,认为无产阶级的概念已经不能成立,没有某个既定的阶级能承担起社会革命的重担,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依附在社会机器各个层面上的“诸众”这一概念,能够重新占有被资本机制占有、挪用的共同性,进而对生产关系进行再变革.但事实上,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革命主体的“无主体”修正的结论是非常有问题的,不但不能轻信,还得给予猛烈的批判:这种从“无产阶级”到“诸众”的转变,本质上只是一种迎合资本家将现实生产关系的人抽象成符号后的削足适履.西方左翼学者在批判阶级模糊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他们所批判的“被驯化的无产阶级”本身了,其研究重点不再是现实的人的解放,而是观念中如何追求自由意志.“因而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1]具体表现为,他们笔下的资本主义已经先于实际而成为“地狱”,这就必然导致一种人道主义的单一视角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 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1]这也正是“诸众”概念产生的真正根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只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1].这也就是说,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个人本位下那种寄希望于每个人能够凭借自由意志来重塑良善交往关系的幻梦,但也由于目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牢固”统治,从而对无产阶级继续作为革命主体而信心不足,悲观的认为在当前环境下,重塑主体间真诚平等的交往行动仅能依靠普通群众在某种契机下偶然性的触发变动.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左翼思想家大谈马克思主义,但其诊疗的理论对象,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他们期待的主体间交往行动,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实现个体自由,他们始终是以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修补性方案来看待当前共同体内的交往关系重塑.但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却经常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性理解来对命运公共体的建构进路进行论证,比如广泛采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说,但并未注意到其中预设了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少数有产阶级的精英视角,客观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作为建构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地位;借用福柯的全景敞式结构说,本意是想从公共空间批判的角度来建构命运共同体,但并未注意到福柯在批判共同体背后权力逻辑的同时,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现象的批判推向对整个共同体结构的解构,最终得出没有任何主体能够重建命运共同体的任务;还有上文所提及的奈格里和哈特的诸众说,虽然说该种观点试图找到共同体的重建主体,但只是寄希望于诸众和偶然性事件,依然否认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能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更何况,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现状及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无视,甚至还存有曲解的,这样的观点拿来借鉴必然存在水土不服.“某一观点是否在整个民族中占优势,该民族的共产主义思想方式是否涂上了政治的、形而上学的或者其他的色彩,这自然是由该民族发展的整个进程来决定的.”[1]虽然当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生活水平总体提高,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是无论无产阶级在新形势下代表哪些劳动群体,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自为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本质属性及根本任务并未模糊,现有的员依然是无产阶级的忠诚代表,员以实现最广泛公共性来完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当代任务没有改变.因此,当前并非如同西方左翼学者所述,走入了革命的“无主体”境地.恰恰是因为中国仍然代表着新形势下受到完全剥削的劳动阶级,最能体会人民群众对于真诚平等交往关系的渴望,才能承担起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其他各种“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并且作为最有战斗性和凝聚力的革命主体,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现实中何以可能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交往模式在理论上完成对既有交往模式的超越以及对自身的再反思,并不能保证其在现实中必然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以消解掉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为目标所展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具体实践,必须时刻保持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即我们必须考察当前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否已经具备有与理论相统一的“质料因”.马克思说过,“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1].换句话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真正变为现实可能,包括两个条件:其一,客观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前提与共同生活方式;其二,主观上人的努力,即必要的团结一致.具体考察如下:

(一)信息“共产主义化”与“数字剥削”之间的张力客观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1].一方面,成为破坏力量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以至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无法与其相适应;另一方面,对立到达极点表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限制程度也到达不可调和的状态.这在其他生产领域看似苛刻且矛盾的条件,而在当前的信息化生产中却已经基本形成.

首先,生产力水平较高,按照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特征的概括,集中反映为信息的“共产主义化”.第一,信息生产力高度发达,信息产品得到极大丰富.过去几年里,全球互联网所产生的数据量正以每年58%的速度猛增,据不完全统计报告,2016年全球信息量已达到了25ZB,也就是2.5万亿GB.第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信息时代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还可能是信息的制造者,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开辟“自媒体”.并且,由于信息产品的极大丰富,无论是公共信息抑或是专业信息,都能够在网络中获取,实际上已经远远高于按需分配.第三,基本消灭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得知,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共拥有网民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数,互联网普及率为53.2%,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重超过95%.这意味着,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的准入更加容易,基本抹去了网民的身份差别、智识差别以及职业差别,信息时代中每个人都有全面自由发展的权利.可以说,信息领域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使得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全天候、全方位覆盖的信息化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其次,阶级对立到达极点,体现为“数字剥削”的彻底性.信息革命和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快捷,人们看似自由地利用网络媒介和社交媒介进行交往互动,在互联网中整日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但实际上,企业成为某个外部网络的中心,在这里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交换者相遇.纯粹的无产者完全分散了,他们在一个使其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组织性过程中失去了其无产者的内涵,同时也失去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10].当前网络化中商业资本的形态已经远超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而进入到了所谓的“帝国”阶段(奈格里与哈特语).这种帝国的扩张已经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形式吸纳”,即传统意义上对于外部物理空间中的劳动产品、劳动力等一切物质生产资料进行侵吞内化,转变为对帝国自体的“实质吸纳”.换句话说,在对外部资源剥削完毕之后,资本唯一可以侵吞的只剩下自己,即对帝国内部的已被侵吞但还尚未被“消化”的东西进行“彻底消化”,使其完全资本化,而这种二次剥削恰恰是帝国形态得以出现的关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网络资本家也正以两种方式剥削着这些产消者:首先,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都被囊括在以数字信息技术为终端的网络之中,与其说人们自由使用互联网,不如说是不得不使用互联网;其次,互联网企业而非产消者自身占有平台,借助商业社交媒体的产消者其所有的网上活动和时间都成为商品的一部分,并且是完全无偿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资本家通过动用大量的无薪酬“数字劳工”,投入大量的完全无薪酬的工作时间,生成了被当成定向广告出售的数据商品,以几乎无穷大的剩余价值率对劳动阶级进行着极端的剥削[11].正如马克思所述,“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1].

因此,当前网络共同体并不能真正凝聚人们关于善的共识,数字剥削的存在使得网络的力量成为一种异己的而并非人们自身联合的力量,这种信息化下的全天候、全方位的规训与管控,将受剥削阶级共同束缚于“生命政治”的生活方式下.但也正是由于当前网络共同体存在着信息“共产主义化”与“数字剥削”这组现实矛盾,并且二者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必要的张力,才能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现实矛盾之间张力及其变化的具体分析,在不断的实践中寻求主体间交往行动形成的可能性.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任务使其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从主观要素来看,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要团结一致,这在当前网络共同体内已经成为成员共识.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1].而由上可知,数字剥削已经把大多数人从完全没有财产的人(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变成了没有身份的人(阿伦特意义上的剥削),再到完全没有自由的人(福柯意义上的剥削).因此,在网络共同体中,信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已经将自身“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1],最终让劳动阶级与“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1],从而具备了变革主体以及团结一致的变革愿望.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能更加直观感受到剥削的深重事实,以及在这种普遍联合中所呈现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迫切性.“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1]当前网络共同体中,数字剥削使得无产者彻底一无所有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自主活动不受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交往所限制,并且一种“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交往已经成为可能.而构建一个生产资料归一切人所有的,体现最广泛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使得无产阶级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正如中国作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其阶级属性必然要求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大政治保证.“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由此可见,员的阶级性就是公共性,他们的阶级意识就应当是公共意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自身从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因此,命运共同体所要建构的真诚平等的交往关系,反映出全体劳动阶级的公共性诉求,也注定要由中国为主体来主导实现.

其次,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1].如前文所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旨在拒斥共同体内具有强制、等级、唯私动机的交往行为,从而形成主体间真正真诚平等的交往行动,即不仅重视各个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重视各个国家对归属、安全、尊重等需要,因此在本质上内蕴了反剥削、反对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属性.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这恰恰与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人致力于促成“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2],在超出一国范围后,对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进行的一次伟大尝试.正如马克思所言,私有制的消灭过程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12].因此,有且仅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能自觉从改造生产关系入手,承担起拨开当前网络共同体中“交往风险仅为观念风险”遮蔽的历史任务,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网络共同体内重新塑造包含最广泛公共性的主体间真诚平等的交往模式,从而促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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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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