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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外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跟海外人类学的中国先声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海外范文 类别:本科论文 2024-03-05

《海外人类学的中国先声》

本文是关于海外类函授毕业论文范文和人类学和先声和中国先声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数十年的巨大变迁,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最好的见证者.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开始踏上曾经一度只能是想象甚至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域外各国,去感受和体会海外社会的酸甜与苦辣,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当代世界之旅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旅游行为,还是一段文化适应与比较的历程.

随着当前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中国在认知周边区域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其对外视野也在经历着一种整体性的变迁,这种视野已经超越了古代天下秩序的框架,而进入一个以“一带一路” 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轴的新时代.

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脚步从古代就开始了,但直到近代才开启全面认识世界的步伐.回望过去,在近代中国饱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失序的岁月里,在20世纪初,有一批中国学子为了寻求救亡之路,到海外留学,除了学习当时主流的工程等学学科之外,还有一批人以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在国外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相关论题的作品.吴泽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追求,他的人生,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海外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先声.

吴泽霖先生(1898—1990) 是江苏常熟人,在他91年的漫漫人生中,曾经有70多年的时间精心耕耘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事业,其成就事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教学以及人才培养;二是投身于田野调查所成就的学术研究.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吴泽霖一生执教凡62载(1928—1989), 桃李遍及京、滇、鄂、沪等地.在学术研究方面则可略分两端:一是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二是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关于前者,早在抗战开始时期,自吴泽霖随上海大夏大学师生内迁贵阳起,便开始了民族博物馆建设的事业,一生尽心耕耘,使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在博物馆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关于后者,则源于吴泽霖早年的美国留学经历,他自1913年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吴先生“接触到了世界上的各种民族以及当时在美国十分猖獗的”[1],引发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深刻思考,以此为基础写成了博士毕业论文,也就是本书——— 《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的英文原版.但是,吴泽霖所坚持的种族平等问题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1932年出版的《现代种族》一书中,对种族的意义、产生、划分标准和分类提出了独到见解,并批驳了种族天生不平等的观点.

本书是由吴泽霖先生于192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译介而成的.全书由傅愫斐、张乃华翻译,并经应琳、钟年、孙秋云通读校订,另有应琳先生编写必要的注释,可谓名作精译.吴泽霖教授的女儿吴安伦先生和应琳先生担任全书最后的校阅工作.[2]该书于1992年由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除“代序” (费孝通)、“序言”、“参考书目”、“注释”、“后记” 外,正文共计9章292页,全书凡26万字.正如王建民教授所言,这是“一部具有一定民族志意义,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著作”.[3]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因此,要想真正读明白吴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应该了解吴先生当时所处之地、所处之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正如前文所述,吴先生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赴美求学,直到他博士毕业之际,这10多年的时间正是民族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之时,他亲眼见证了在美国的肆虐.

一般而言,作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末的欧洲,伴随着新教的兴起以及罗马天主教的瓦解,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民族主义也相伴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而其最为恶劣的后果则是和,美国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对美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纵观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虽然只有200余年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美国历史的演进历程与这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次移民浪潮被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人类迁徙运动”, 发生在1820年至1860年,约有500万人,早期美国的移体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均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也有少数来自亚洲,为了使这些不同的移民群体得到整合,当时十分重视在移民群体中实行“盎格鲁撒克逊化”.第二次移民浪潮大致是在1861年到1880年,移民人数约有500万,这一时期,美国经过南北战争,迎来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对劳动力需求旺盛,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这段时期美国的移民分布主要是,东部为早期英国移民后裔,中西部则为后来的新移民,主要包括爱尔兰农民、墨西哥人、华人、日本人, 等等.在这一时期,政治家和学者普遍相信美国各群体之间会像“熔炉” 那样融合.1881年至1920年,美国迎来了第三次大的移民浪潮,这个阶段美国的移民人数激增至2350万,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政治家和学者所期待的“熔炉” 现象,虽然存在部分族群融合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诸多移民群体的整体性差异依然顽固地保持了下来,比如“唐人街” “小意大利区” 等现象即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与之前主动吸引移民进入的态度大为不同,美国开始通过立法限制欧洲移民,排斥亚洲移民.

美国的种族优越感由来已久,这种白人意识并不是在接触到黑人时才产生的,而是受到在欧洲社会广泛流行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肤色最亮的属于等级阶梯的最高级,肤色最黑的自然降到最低级,中间的是黄皮肤的蒙古人与马来人种、红皮肤的美洲印第安人以及种族混杂的拉丁美洲人.他们认为每一种肤色透视一种身体的、心志的与道德的水平.[5]肤色浅的是物种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标志,是高级物种,高级物种生来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本能,而深色人种天生愚笨,只能成为被统治的对象.[6]因而,白色在文化层面上被赋予了智慧、纯洁、善良、美丽等积极向上的寓意,而与之相对的黑色则被赋予了丑陋、堕落、邪恶等消极负面的寓意.这种对有色人种的,促使吴泽霖先生在《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一书中去寻求内在的社会根源,他指出:“本文不拟探讨心理学方面的种族态度,只想表明非犹太教美国白人在种种人类关系领域里如何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7]这种关于“态度” 的分析视角,避免了对现象仅做道德层面上的泛泛评述,而直接切入问题本身加以讨论.

为使读者明晰本文所提到的问题本身及其后的论述,吴先生在第一章里对“态度” “黑人” “犹太人” 和“东方人” 的相关定义,分别开辟小节加以阐释.在第二至第五章中,吴先生主要从“这三种人(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 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等领域如何受到白种非犹太美国人的对待”[8]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他不但条目清晰、详细,而且引用了大量的客观事实作为例证,论述颇为翔实,使读者于种种细微之处窥见非犹太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真实态度之差异,为进一步理解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种族“态度” 问题,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基础.在第六章“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态度的比较” 部分,吴先生引用了由帕克教授提出、博加德斯教授补充的“社会距离” 这一概念,克服了态度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此难以做数量上的处理这一难题,在博加德斯教授量表的基础上,吴先生做了很多增删和修改,设计出了一种新的问卷,通过美国不同地区的许多教育机构分发,回收了390份,这些问卷的主题是要求答卷者回答所列举的社会条件下,是否反对三个种族群体.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根据反对的程度,依次是黑人、东方人和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吴先生的探讨并没有停留于表面,而是在前面六章的基础之上,在第七章中又从“利害关系” 这一更深层次的角度对种族态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态度改变是由于利害关系的改变”[8]222.但是,人类的利害关系太多,以至于无法一一加以区分,为了方便起见,吴先生将其大致划分为六个标题:(1) 社会(身份) 的;(2) 性别的;(3) 经济的; (4) 政治的; (5) 宗教的; (6) 才智的.以此作为类型化分析框架.第八章中,吴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统治的精神变态” 一词,认为“在一般居民中,被压迫群体的行为对压迫者的行为是个刺激.被压迫者的行为从来不正常,所以压迫者的行为也会沾染上不正常”[8]259.米勒教授曾将被压迫民众的异常状态命名为“压迫的精神变态”,因此,对统治群体的病理行为,吴先生建议使用“统治的精神变态” 这个词.那么,种族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作者在第九章中提出,种族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形式.所谓的东方人问题和犹太人问题,以及黑人问题,构成美国种族问题的主要部分.其中,犹太人问题是宗教和种族问题的混合,而太平洋沿岸的东方人问题终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前两者和黑人问题相比,可以退到微不足道的地位,黑人问题当然是所有问题中最为严重的.在本章中,吴先生梳理了历史上关于黑人问题的一些既有解决办法,例如殖民地化、隔离、教育以及为共同的目的而工作等,但他紧接着又指出: “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所谓的解决办法,其实不是解决办法.” 在美国,种族问题,特别是白人与黑人间不存在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尽管没有能够立刻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但是有些措施对于改善这个问题还是有所帮助的,比如,科学调查、实地调查、种族合作,等等.总之,吴先生认为,种族问题终归是一个态度问题.因而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改变态度的问题.

因此, 只要“态度” 不改变,不仅美国白人对黑人歧视的问题得不到立即解决,而且美国的所有种族问题都将得不到解决.这种种族之间的“态度” 问题在社会现实层面的直接体现就是20世纪以来美国不断出台的移民法.

随着美国19世纪80年代移民数量剧增、移民来源复杂化,国内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1913年,Dillingham提出了一项计划,即通过设立国家移民限额来限制移民,但是这项计划在1913年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实施,而是在1917年、1921年、1924年相关限制性移民法案确立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应用.美国自20世纪以来多次修订移民法,首先是1917年的《文化检测法案》.所谓“文化检测”,简单解释即“阅读和书写能力”.文化检测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被政府运用在移民问题上.虽然《文化检测法案》在1917年最终被确立,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移民数量并没有因为这一法案的设立而有所减少,甚至连移民的来源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为达到最初目的, 美国国会又再次颁布了《1921年移民法》(ImmigrationActof1921),目的在于进一步限制东南欧移民.但是,1921年的移民法只是一部临时性法案,在这之后的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24年移民法》(ImmigrationActof1924),这是一部永久性限制移民的法案.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一法案深受发展的影响.早年间的美国人信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并试图将所有移民“盎格鲁撒克逊化”.但是,对于从东南欧而来的新移民却收效甚微,因而一些“老” 美国人将运用到了限制新移民上,如HenryCabotLodge和Francis A.Walker,他们宣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优等民族,而东南欧人是劣等民族.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将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使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影响了美国国会议员对移民法的看法.美国后来确立的《1924年移民法》,与吴泽霖教授所论述的“态度” 问题同出一辙,或者正是这一点促使吴泽霖进行他的相关研究,并完成这篇开创性的博士论文.

以美国种族问题为研究对象,这是本书在研究区域和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开创性.吴泽霖指出:“ (诸种族) 接触的程度从未达到如今这样深广.目前数百万在种族系统和文化水平上根本不同的民族聚集在同一地理区域.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普遍.任何有关种族态度的研究都应发觉美国是最易获得成效的场地.”[7]在近代中国人对欧美持“仰视” 的背景下,吴泽霖对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社会内部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海外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先声,而这一尝试也为中国知识界以“平视” 心态来面对和认识包括欧美在内的外部世界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并为当下知识界走向海外,去描述和分析外部世界进而构筑我们的整体认知观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一般研究项目“海外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跨文化适应研究”(项目编号:XTCX150605)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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